在我看来，“国学”之所以能热起来，是因为多数人已经不大知道国学是什么了。从现在讲国学的实际情况看，真正从事国学研究的学者反而很难适应，因为真正的国学需要从最基础的常识讲起，否则就说不明白。如果让陈寅恪复生给今天的企业家讲学，估计他那种严密考证的讲授会把大部分听众吓跑。现在一批讲国学的“培训大师”基本就是介绍简单的文史常识，而并非学理上的深入探究。以《论语》和《道德经》为例，语录体名言警句如果没有具体的情境分析，基本上可以“放之四海而皆准”。只要有出色的表达能力，哪怕没有研究也可以讲得有声有色。这种现状，使脱离了相关研究的国学培训可以大行其道。

　　“吸鼻烟”式的市场需求 当然，管理领域“江湖游医”丛生的本质原因，在于中国存在着巨大的江湖市场。三十年的改革开放，使一批中小企业“野蛮成长”。经过痛苦转型做大做强的企业，自身经历就足以构成一部内涵丰富的管理教科书。而那些至今还在生存线上挣扎的中小企业，面对环境的巨大变化常常胸中无数、手中无招。这些中小企业是最需要管理培训的主儿。然而，这批企业从创立到发展，一直没有走上规范化管理的道路。当初的起步乃至现在的转型，主要是靠外部环境提供的机遇。这些企业家对政策变化的嗅觉灵敏度远远高于对市场变化的感知，对党政领导人和主管部门的熟悉程度远远高于对自身组织的了解。他们是弄潮儿而不是游泳健将。正规的管理培训要练蛙泳的基本功，这对于他们来说不但刀下见不了菜，而且近乎无用。以往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都使他们更重视潮流和悟性，不重视严密的逻辑和精致的管理。江湖式培训正好能够适应他们这种需要。即便起不到真正的作用，也会使他们增强信心并“感到”某种鼓舞。他们需要的培训，是吸了鼻烟打出一个喷嚏的感受，这是学院式教授难以提供的。

　　同西方相比，中国未能形成管理学的学术共同体(主要表现为评价标准非学术化，跟风式的机会主义)，培训缺乏学术支撑(学者和培训师两个群体之间断裂)。企业家的成长道路差异，使面向中小企业的培训难以渗透学术内容。这些问题，会对中国的管理培训带来比较长期的负面影响。

　　辨识培训和江湖游医

　　企业家在接受培训时，如何辨识真正的培训和江湖游医？真正的培训会启动受众自身的思维，而江湖游医则会把自己的医术说得天花乱坠，竭力使你相信他。西方的培训名家如彼得·德鲁克和查尔斯·汉迪，都是尽力启发受众思考，增进他们的自治能力；而传销者进行的洗脑则不允许受众反问和质疑。如果受众只需要答案或者希望大师传授现成的技能，正好会给江湖游医推销所谓的“灵丹妙药”提供了机会。

　　当受众需要萨满时，自然就会出现跳大神的巫师。厄威克被人称为“顾问中的顾问”，就得益于他的咨询公司独到的培训方法。当厄威克给服务对象进行咨询时，必须同步进行培训，以保证所有的管理工作都靠自身力量实施。厄威克说：“作为顾问，真正唯一值得去做的工作是教育或教会客户及其下属人员自己能进行更好的管理。不光是授人以鱼，重要的是授人以渔。”培训是唤醒对象的自觉，洗脑是训练对象的盲从。凡是煽动情绪化追随、鼓动非理性狂热、造成感染性气场、适度贬损嘲讽听众以强化自己的权威等手段，都属于常见的洗脑术。企业实践者应该懂得，任何学习最终都是自学；任何培训最终都是自治。

　　明确分工，恪尽职守 有人认为，没有管理经验的学者从事管理教育是问题的根本，所以出路在于研究者要有管理实践。这种说法貌似有理，其实不然。这等于让劳模做报告，把学术研究降低到经验介绍层次；让学者下班组，把快刀斩乱麻的实际操作变成抽丝剥茧的理论分析，其结果是整体降低两个群体的水平。这是错位，不是进步。

　　中国长期存在着“粗分工”的传统，甚至在某种意义上排斥分工而美化自给自足。如果过于强调管理学术界“接地气”，则有可能“降档次”。任何一个国家，必须有少量的学者游离于实践之上，同样有大量草根进不了学术圈子。这不是社会地位差别，而是社会分工差别。第欧根尼式的人物是社会进步的风景线；默默劳作的大众是社会发展的基石，没有二者的游离就没有真正的学术。中国管理的真正进步需要明确界定学者、培训师、经营者的各自职守，各尽其职。

　　培育学术共同体 作为学者，需要通过教育改革，促进学术共同体的形成。这个学术共同体，需要有真正的研究者，用马奇的话来说，要能够发现并研究“有意思的题目”，其中少量人能够起到引领学术发展的作用。没有这样的研究，中国的管理学就只能跟随在西方身后，用中国数据验证西方理论。对于这种学者，不求其研究“有用处”，只求其研究“有意思”。就像爱因斯坦，只提出相对论，不设计反应堆。这种研究基本上不能采用团队方式，更不能靠项目推动，唯一的动力就是学术追求。

　　但中国现行的高校和研究机构体制，非但没有这种学者的出头之地，甚至没有这种学者的立足之地。在中国，相当多的人都知道彼得·圣吉的《第五项修炼》，但不要忘了，如果没有阿吉里斯等人对组织学习理论的持续研究，圣吉的学习型组织很有可能就会流于江湖术。多数企业家不读阿吉里斯的书，因为有太多的专业术语，太繁琐的分析论证。而圣吉把它简化通俗了。圣吉和阿吉里斯之间具有共同语言，能够进行学术对话。对于阿吉里斯的组织学习理论，人们不能要求直接用它来改进管理，它所需要的是对管理中的问题给予学术解释，这种解释是经营者自己无法完成的。再例如，清代考据学的丰硕成果对中国古代典籍进行了系统整理，正是这种考据，使后来的康有为能够利用它写出《新学伪经考》鼓动变法。没有前面的考据学为基础，后来的戊戌变法就缺乏思想根基。

　　大量的普通学者在进行研究的同时从事管理咨询和培训。以西方为例，从马奇到阿吉里斯再到圣吉，形成了一个学者过渡带。他们同属于一个学术共同体，但职责有所不同，有的偏于研究，有的偏于培训，都具有相应的研究基础。这种共同体形成的书面标志，是教材的体系化。中国现有的管理学教材普遍存在严重的碎片化现象，是一种管理知识的杂拌沙拉，有的甚至存在着逻辑冲突，而这正是相应队伍碎片化造成的。能够做到浑然一体，意味着学科边界和学术语言的一致性。对于培训师来说，除了有厚实的学术底子外，还要注重受众的需求。纯学者不要求其有高超的演讲能力，但培训师必须有能够吸引听众的表达和阐释。现在那些野路子的江湖培训师，尽管他们所讲的内容不敢恭维，但口才和吸引力值得借鉴。汤姆·彼得斯的盛名就与他的演讲能力有直接关系。

　　目前中国管理培训的乱象是时代使然。1980年代的卖方市场时期，再怎么强调产品质量也收效甚微，而90年代转变为买方市场后，企业开始自觉狠抓产品质量。曾几何时，温州的劣质鞋行销全国，然而后来温州人自己焚烧销毁劣质鞋。原因无他，市场力量使然。如今，在企业从向资源要效益转变为向管理要效益的转型中，谁能在管理培训上走在前列，谁就可能在今后赢得更大的发展空间。(刘文瑞 西北大学(微博)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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