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力语言学奖特等奖"照例"空缺

　　从王力语言学奖"端架子"看"学术评奖"与"权术评奖"

　　去年底,第十二届北京大学王力语言学奖颁布,特等奖照例空缺,一等奖授予《扬雄方言校释汇证》(以下简称《汇证》)一书的作者华学诚,可谓实至名归。北京大学的邵永海教授从第十届开始担任"王力奖

　　"的秘书工作,他说:"这样的结果,说明语言学界的尊严仍在,说明王力奖没有跌份。"

　　邵永海说这番话是有深意的。

　　和经济学的"孙冶方奖"、民俗学的"钟敬文奖"一样,"王力奖"是中国语言学界的权威奖项,由一代语言学宗师王力先生生前捐出《王力文集》二十卷的全部稿酬设立,授予对汉语或中国境内其他语言的现状或历史的研究有贡献的中国学者。根据王力语言学奖奖金章程,最高奖为一等奖,第七届起将最高奖改为特等奖。从1986年开始,每两年评选一次。

　　王力奖的"不跌份"、"架子大"突出表现在奖项的"吝啬",前六届只评选出一名二等奖,一等奖始终空缺;后面六届特等奖也一直空缺,只有一等奖5名,二等奖20名。其中第二届评奖,干脆只有向熹的《诗经词典》一部著作入围三等奖。其实历届参评的作品并不少,但评选工作本着高水平、高质量的原则,在历届评奖中坚持宁缺勿滥,才会出现这种情况。

　　学术奖和权术奖有何不同?

　　学术评奖本是学术活动的有机组成部分和重要的价值评判,健康的学术奖项对于学界展示优秀成果、奖掖学人、引领后学,具有很大的激励作用。但一段时间以来,随着对各类学术腐败的揭露,对于各类学术评价活动的批判也越来越尖锐。这并非吹毛求疵,学界的有些领域受到各种非学术因素的干扰,确实形成了不同规模和级别的评奖专业机构、专业户、"利益集团"、甚至学术奖产业,引起了有识之士的诸多批评。

　　湖南大学岳麓书院的教授吴仰湘说,现在的有些"学术评奖"已经沦为"权术评奖",因为奖意味着名利双收,围绕着学术评奖,公关宣传拉关系,各种行政干预和暗箱操作层出不穷,对学术和学术奖造成了严重的损害。所幸还有一批像王力奖这样"寂寞但尊严"的奖项在,保持着学术最后的良心。邵永海则介绍说,无论现在的学术评奖是否过滥或有非学术化的趋势,反正王力奖是格外"端足了架子"。

　　事实上,像王力奖那样能保持学术尊严的奖,和某些权术化的奖,在形式上几乎分辨不出区别。王力奖是专项奖,评委和参评的都是一个圈子里的人,同行评议的"有目共睹",似乎能杜绝过滥的评奖中出现的"外行评定内行"的情况,但专项奖更可能出现党同伐异、瓜分山头,走关系也更方便容易。

　　王力奖的评选从程序上说,与其他学术奖项的做法也大同小异:参评的学术论文和著作必须是在评奖年之前五年内发表的(不含评奖年)。全部受理著作送交评选委员会的专家进行审读,写出详细的评审意见。有些参评著作需要特邀相关方面的专家参与评审。然后召开王力语言学奖金评选委员会会议,评委们参照专家推荐书,对每一位申报人的材料进行深入评议,作出评判。

　　对于一个善于公关的人来说,这里面的任何一个环节都可以"操作":托请、上门,"进贡"的名义简直俯拾皆是,而且个个假学术之名,冠冕堂皇:学术讲座的报酬、兼职讲座教授、奖金的回扣……评委会只接受专家的推荐,不受理著作者个人的申请,也许算王力奖为保证入场水准设置的一个高门槛,但这样的措施"权术奖"同样可以设置,如果一个奖项都能操作下来,一个推荐参评的资格岂在话下。

　　王力奖和权术奖的不同,或许只是在"落实"二字。比如,评审委员号称"专家",请的就真的都是专家,王力奖的评审委员都是当今中国第一流的语言学家:郭锡良、曹先擢、何九盈、江蓝生、蒋绍愚、林焘、陆俭明、裘锡圭、沈家煊、唐作藩、王均、许嘉璐等教授。说要评选委员会审读参选作品,就真的留出足够的时间供审读。而有些形式化的奖,会在评奖前几天、甚至头一天,才把一大堆参评图书送到评委面前。

　　但仅仅说制度层面的落实,显然是不够的。权术奖同样可以规定落实,评委必须提前多长时间拿到书。反正可以规定参评图书必须提前多久送达,但评委看不看它们,却不是能规定的。越是操作圆融的"好"的权术奖,越是表面光滑、"规范""严谨",没有硬伤,当年"长江读书奖"之所以引发诸多质疑和批评,就因为评奖过程中,裁判员和运动员一身而兼二任,属赤裸裸地不按游戏规则出牌。如今稍微高明一点的权术奖都知道避嫌,不会犯如此低级的错误。

　　没有哪个奖项不说自己是评委给出的客观公正的推荐和评审,但是否真的如此?这里面除了评选专家的自我节制和学术良心外,几乎没有任何切实而具操作性的制约机制。专家可以因为对作品的欣赏而推荐或评奖,也可以因为钱、关系等别的任何原因做同样的事。专家是否考虑因此对其学术信誉和鉴赏力产生的影响,也都是他自己的事情。

　　评审委员会的内部讨论意见应该保密,这是包括诺贝尔奖、奥斯卡奖在内的任何奖项都遵从的规定,属"国际惯例",本意在于保证评委的公正无私,但在实际操作中,这等于就是保障暗箱操作。无记名投票制,本意是保证投票公正,没有后顾之忧,却也可以保护那些弄虚作假、以票谋私的人,让他们没有后顾之忧。这就像国际通行的研究生教育实行导师制,通过申请而不是全国统一考试,是为了保证学术传承和学者的选择权,但运用不当,根本就成了公然保障近亲繁殖和以权谋私的坏制度。

　　也就是说,在学术评奖过程中,程序和制度固然很重要,但是制度上的制约毕竟是有限的。制度是人制定的,永远都是双刃剑,永远有缺陷和漏洞。所有能让评奖制度形同虚置的都是人,同样,真正能让评奖严格务实的也是人。

　　所以吴仰湘说:"学术不会堕落,学术人才会。"

　　"如果一个奖还需要跑,它就不值得跑"

　　复旦大学的吴金华向记者介绍了获得王力奖一等奖的著作:华学诚的《汇证》。汉代扬雄所撰的比较方言词汇集《方言》,是世界语言学史上的第一部方言地理学专著,是和《尔雅》、《说文》一样重要的语言学著作。此前,该书最详最佳的注校本只

　　是钱绎的《方言笺疏》与周祖谟的《方言校笺》。但《笺疏》成书于150多年前,《校笺》也已经印行近60年,语言学界迫切需要一部既能全面反映历代《方言》研究成果、又能代表当代学术水平的校注本,以适应今后学术研究的需要。

　　2006年,中华书局出版了《汇证》上下两册,100万字。全书汇集古今校释、详证绝语方言,对《方言》进行逐条、逐词的校勘、疏证,附录了详赡、精审的研究资料。对《方言》的古今版本和训释资料几乎搜罗殆尽。该书使用了6种影宋本、覆刻本、影抄本和重刊本,并且把作为底本的《四部丛刊》本与国家图书馆所藏李孟传刻本逐字作了复核。其中藏园覆刻宋庆元本卷十三末有"湖北黄冈陶子麟刊"八字,可知此本即陶子麟覆刻本,另外还有日本静嘉堂文库所藏影宋抄本,这两个本子周祖谟都没能见到。同时还使用了明清以来的刊本、抄本、丛书本和校注本,包括各种条校条释的札记,共34种,包括清人误认为是宋代曹毅之本而实际上是明代正德己巳年间的抄宋本,王念孙手校明本《方言》也是第一次得到使用。

　　历代学者的校注本也得到系统清理,散见于其他著作或笔记文集中的零星阐释也被大规模挖掘,总之,举凡各家校注、历代辞书类书所引、典籍古注和现当代论著,只要是关涉《方言》疏解而且有一得之见的资料,均悉数征引,其中重点参考的有戴震、卢文弨、刘台拱、王念孙、钱绎、王国维、吴承仕、吴予天、周祖谟、刘君惠、徐复诸家。

　　此外,《汇证》中也有作者对《方言》的研究,对"校"和"释"上所存在的疑难问题做了积极探索,如版本文字校勘和《方言》、郭注词语的疏解所存在的问题等。

　　所以书名没有用"新校新释"或"集校集释",而是称"校释汇证",因为全书有整理和研究两部分的工作,对古今"校"和"释"的整理是"汇",研究是"证","校释汇证"才能恰如其分地反映作者所做的工作。

　　吴金华介绍说,评奖时不仅要看申请人著作的学术结论,还要看他所使用的材料、方法以及由此所反映的学风、功力;要对申请人的学术著作进行综合考察,评定该著作对本学科的研究有无推动作用,在本学科中是否处于前沿位置。

　　他举例说,《汇证》一书之所以获奖,除了选题重要、资料翔实,对相关问题能探赜索隐、稽古证今,还因为全书表现出的朴实学风。该书在底本的处理上采用"底本式"而不是"定本式",除避讳字依例直接补足笔划外,正文和古注均依宋本原文照抄,需要校改的内容在"汇证"部分说明,一律不直接改动底本。在具体的"校""释"中也是如此,作者总是首先忠实描述各种本子的文字异同,客观引述各家的校勘意见,然后才用"按"字领起自己的校勘意见,词语疏解考证也遵循同样的先后顺序。凡是遇到因资料不足或者因研究水平限制而无法解决的问题,或明确存疑待质,或进行必要的梳理以供后来者研判,绝不强作解人、妄逞臆说。这是尊重历史、尊重前人的恭谨态度,体现了笃实的学风和谨严的态度,在学风浮躁的今天显得十分可贵。

　　华学诚没想到自己能获奖,或者说,在作学问的时候,就没想过获奖的事。他用诗意的语言描述他的学术之路,是"瘦西湖畔发愤苦读经典、狮子山上立志专攻《方言》、丽娃河边成就获奖专著"。1977年高考,因为估分不足,华学诚没敢报他梦想中的南京大学,结果却以高出南大当年录取分数线20多分的成绩,委屈地进入扬州师院。在校期间,他追随建国前的东吴大学教授王善业及其弟子赵航,求教古文献和古汉语的学习,开始学术生涯,1985年秋季,考入成都东郊狮子山上的四川师范大学,跟随刘君惠读硕士。就是在刘先生的指导下,他放弃了研习高邮二王的计划,开始专攻扬雄《方言》。1998年秋,他到华东师范大学攻读博士,然后留校工作,一待就是8年,直到去年他调到北京语言大学担任人文学院院长。

　　华学诚从接触和研究扬雄的《方言》,到《汇证》的出版面世,前后历时20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86年到1992年,在刘君惠先生指导下完成了郭璞和清以来主要《方言》注家的研究,这一阶段的成果有《潜斋语文丛稿》(1991年,南京大学出版社)、《扬雄方言研究》(1992年,巴蜀书社,作者之一)和《〈方言〉研究的历史鸟瞰》(1992年,《学人》第3辑);第二阶段是1993年到2001年,主要是扩大搜集材料的范围,尤其集中爬梳先秦汉魏晋的资料,并对之进行研究,这一阶段的成果有对周祖谟先生《方言校笺》补正的文章,和《汉语方言学史研究》(2001年,台北艺文印书馆),并在华东师大李玲璞先生指导下完成了博士学位论文《周秦汉晋方言研究史》(2001年);第三阶段是2001年到2006年,进一步完善资料、整理资料、研究资料,同时开始《汇证》的写作,历经近四年,于2005年春天交稿到中华书局,其后一年时间集中用于配合编辑处理稿件和校对。

　　采访过程中,华学诚几次说到对中华书局投入人力物力的感激,对国家古籍整理出版专项经费资助的感谢,并且特别声明,下册的资料工作和编纂有他的几个博士生的劳动在其中,她们是华东政法学院的王智群、长江大学的谢荣娥和洛阳理工学院的王彩琴,书的封面、扉页和版权页上都以协编的名义署了她们的姓名。他对所有曾指导过他的老师,更是尊敬有加,每提到一个,都要介绍半天,而且每位老师的名字后面都不厌其烦地加上"先生"二字,包括推荐他参评王力奖的两位专家:南京大学的鲁国尧教授和北京师大的王宁教授。这两位先生对他的学术研究影响很大,对他非常了解,对所要推荐的成果也非常熟悉。他认识鲁先生是上世纪90年代初期,多年来鲁先生一直指导和帮助他:去日本给他带回宝贵的资料;论文撰写时,鲁先生仔细阅读他的初稿并提出意见,甚至亲自修改;他申请博士学位的论文答辩会,鲁先生担任主席;他的博士论文出版,鲁先生撰写了长篇序言。可以说,他这十几年来一直在鲁先生的照拂下前进。他认识王宁先生是在1987年暑假,他携带硕士导师刘君惠的书到府上拜访,并呈上硕士论文开题纲要,他的硕士论文、博士论文都曾经王先生审阅,优秀博士学位论文作者资金项目结项的主审专家也是王先生,这次获奖的著作就是他首期优博项目的成果。

　　华学诚说,自己是一个幸运的人,他所在的语言学界,是一个冷门的偏僻领域,做的都是实在的东西,需要坐冷板凳,来不得任何弄虚作假。也正因为如此,它被不良学风浸染的不多,还保留了学术的纯正。华学诚不算特别迂阔和完全没有社交能力的人,他说,如果要费钱赔笑花心思"跑奖",他宁可不参评,太累,也没那个时间。他说了这么一句话:如果一个奖还需要跑,它就不值得跑。

　　"权术奖"伤害了谁?

　　值得和不值得,是以学术为标准的。学术奖如果失落了学术的标准,还能存在多久?这是一个吊诡的问题:学术奖如果堕落为权术奖,伤害了谁?各类学术奖的降格以求,最直接的受害者当然是那些有真才实学但不善"运作"的"书呆子"们。而受益者呢,自然是获利在先的"评委"和获名利在后的"获奖者"。但事情并不这么简单。

　　一个学术奖项之所以能换取名利,是因为它自身有其价值,有"品牌效应"。可以说,判断力以及判断力积累而来的声誉,是学术奖唯一的生命和价值。从学术研究到成就学术的声誉,其中的过程恰如从树木变成煤,需要很多代长期的积累,而权术奖可谓学术界的黑煤窑,挖的是老祖宗的积蓄,肥的是自己,毁的是子孙万代。煤挖完了,后人的损失自然无法估量,黑煤窑自己也因为价值殆尽,再没有存在的意义。王力奖"端架子"的直接后果,是它自设立至今,已经毫无疑问地成为中国语言学界的最高奖,邵永海骄傲地说:"可以不夸张地说,王力奖的获奖论著基本上反映了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汉语音韵、词汇、语法、文字、方言和民族语言研究的最高水平。"其他任何声誉良好的奖,都是其苛刻成就的。而贬值的名利场,连作名利场的资格都没有。

　　更何况,学术界要确立起地位,需要几代人的努力,而学术界堕落成名利场,或许十年就足够了。这样算下来,"权术奖"的存在,受益总值少而受害总值大,而且直接伤害自身,属毁灭性消费,这是一项不能进行的事业。

　　成就王力奖的是人,那些仍然保持学术良心和尊严的学者,同样,使得权术奖存在的,也是人,而且是那些不够理性、因而短视并自毁的人。因为还有王力奖这样的奖项存在,也许我们有理由不至于对中国的学术现状彻底失望,也还可以对那些学术奖项给予期待。遵守游戏规则,而且理性地明白游戏规则的意义所在,即使采用功利性的判断,也用目光稍微长远一点的功利观。那时候,我们的学术或许还有希望,学术奖只是学术头顶的一朵花,根基端正、枝丫壮实,开出的花自然灿烂绚丽,而非妖艳诡秘。

　　我们期待着,以王力奖的名义……(陈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