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健国

　　1.

　　若有人问，鲁迅晚年最关心的问题是什么？我想，“文人相轻”可能是一个。在鲁迅逝世的前一年----1935 年，鲁迅一连发表了七篇论“文人相轻”的杂文：1935年4月14日写《“文人相轻”》，1935年5月5日写《再论 “文人相轻”》，1935年7月15日写《三论“文人相轻”》，1935年8月13日写《四论“文人相轻”》，193 5年8月14日写《五论“文人相轻”----明术》，1935年9月12日写《六论“文人相轻”----二卖》、《七 论“文人相轻”----两伤》。鲁迅的观点很鲜明：反对以“文人相轻”之罪扼杀文化人之间的尖锐批评--“今年的所谓 ‘文人相轻’，不但是混淆黑白的口号，掩护着文坛的昏暗，也在给一些人‘挂着羊头卖狗肉’的。”(《再论“文人相轻” 》，《鲁迅全集》6卷P335。)通观《鲁迅全集》，就一个问题，不到半年连发七论，甚至有一天连写两论，这是绝无仅 有的。虽然鲁迅在1935年写过九节《“题未定”草》，但其实只是三篇文章：《“题未定”草》(一至三)、《“题未定 ”草》(五)、《“题未定”草》(六至九)，而“《“题未定”草》(四)实系拟写未就”(见《鲁迅全集》6卷P391 )；1936年9月写过七篇《立此存照》为题的杂文，但那并非就一个问题的连续深入论辩。

　　鲁迅为何要在生命的最后时机，如此关注“文人相轻”问题呢？

　　我先前一直未能明白个中底蕴。

　　2.

　　历史疑案往往只能通过现实来诠释。

　　1999年11月，中国文坛突然出现了一个“王朔战金庸”的新闻热点。我对这一“热点”一直不大热心，但是偶 然见到韩石山批王朔的文章，我突然有了想法----我终于明白鲁迅先生为何要在生命的最后一年七论文人相轻了。

　　韩石山的文章题为《王朔为什么批评金庸》(载1999年12月12日《深圳特区报》)，文章的主题是：王朔批 评金庸，说明王朔不走正道儿----“本来绝不相干的两个人，王朔硬要把自己和金庸连在一起。”“从文学品格上说，王 朔和金庸差不了多少。若从人的品格上说，可就差远了，金庸和他笔下的人物一样充满正气，而王朔则以自己获得的声誉炫己 骄人，其糊涂直可说到了皂白不分的程度。”----韩石山这批评逻辑似乎是：只有同一人品的人物才可互相批评，否则便 是不是正道。韩石山尽管知道，“王朔针对金庸伤口的几点批评，不是全没影儿”，但却强调，“王朔批评金庸这些话，如果 是前几年王朔人气最旺的时候说的，一点都不奇怪，也很好理解，”可如果是在王朔的新作《看上去很美》砸锅了，成了“告 别演出”之时再来骂金庸，就是“如果说先前还是卖武艺的话，现在就是打莲花落了”----韩石山这里的批评逻辑似乎是 ：一个人只有在自己兴盛之时批评人，如果是失败者批评有势者，就是违反批评游戏规则的打莲花落，而不是比武艺了。人一 走麦城，是没有资格批评任何人任何事物的。批评权属于走运得势人。

　　所以韩石山最后结论道：“从王朔的言论中我嗅出了一点‘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味儿。’他的嘲讽对象，几乎全是 对准知识分子的、文化人的。”“王朔不是个蠢人，挺聪明的。若认真人读书，走正道儿，未必成不了大作家。我在一篇文章 里还说他有大师品格呢，算我走了眼。年轻人不学好，神仙也没招儿。”在韩石山眼里，金庸等同于一切正派文化人、知识分 子，王朔批评金庸，类乎文革“红卫兵”的东山再起----这是否更像“红卫兵”的“上纲上线”？

　　3.

　　我所以不嫌累地摘抄韩石山这些批王朔语录，倒不在于想和韩石山怎么辩论。我对韩石山近年的一些批评文章大都有 好感，唯独此次批王朔，不敢苟同。不敢苟同的也并非是想护王贬金，我对王朔、金庸的文字都读得不多，都不甚爱好。但是 ，小民此番跳出来批评韩石山，只想维护一个人所共识的真理：我虽不赞同你的意见，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韩石山批 王朔的要害是，批评人要有资格，要有身份，要门户相当，这样一来，会成什么局面？

　　这倒使人猛然想起近些年来人们的哀叹：如今文坛无批评。书评尽是商业炒作，批评多是“意识形态”----就连 韩石山指王朔的“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不也是“意识形态”语言么？----许多人一直不明白，中国这些年何以就几乎没 有了文化批评？至少没有了韩石山所理想的那种人格名声相等的文化批评。前几年的“二王”之争--王蒙和王彬彬不是一个 等级；近年的“张韩”之争--张颐武和韩少功也不是同一数量级，真正的“门当户对”的“同级”批评，确乎是一个难见。

　　可见，韩石山在无意中说出了中国当代的批评准则。

　　从这一角度看，韩石山说了真话，也说出了“社会真谛”与“游戏规则”，然而，这一真话与规则，是幸还是不幸？ 是当发扬还是革除？

　　原来，王朔批金庸，其真意是要奋勇打破中国文坛批评的等级制与门户制！而韩石山批王朔，则是要坚决维护中国文 坛批评的等级制和特权制。在有些人看来，王朔批金庸，只是一种“文人相轻”的恶习，而韩石山批王朔，乃是制止“文人相 轻”之祸害。

　　从字面上看，“文人相轻”确为恶习，为文坛之首害。可是，当我重读鲁迅关于“文人相轻”的七论后，一个疑问出 现了：到底是“文人相轻”是福，还是消灭“文人相轻”是祸？

　　4.

　　对于20世纪的中国文坛，现在已有一种定论：其精采尽在20世纪上半叶，也就是说，近50年来的中国文坛，远 不如上一个50年。

　　文坛的成就高低，归根到底是出了多少文化大师。一百年来，中国公认的文化大师，无非是梁启超、王国维、鲁迅、 胡适、陈寅恪等人，而这些大师，多是在20世纪上半叶成名的，当今谁能敢比？就是把金庸大师强塞到他们队伍里，金庸先 生也只有红着脸逃出来的。

　　曾经有多好人奇怪：为什么20世纪下半叶的中国，科学进步了，政治稳定了，文化丰富得信息曝炸了，但是文化大 师的产生却反而不如生活贫困、兵荒马乱的前50年呢？

　　这里面的原因一直众说纷纭，让一头雾水。但近来的王朔金庸之争，倒让我顿悟：关键是现在没有了“文人相轻”！

　　自从1949年以来，大陆文坛先是只有“意识形态”的大批判，所有的文化批评，无不变形为一种政治批判。既是 政治批判，被批的只有低头挨批、不敢回驳半句；批判者也便口含天宪，喜笑怒骂皆联政治，皆有专政机关做后盾，无须公平 合理。而对“大批判”持不同政见者，虽想帮忙打抱不平，但一想到“百家争鸣”其实是“两家争鸣”，“百花齐放”实则是 一家独放，又哪敢“我手写我心”，口无遮拦，自由评说？

　　而鲁迅所处的20世纪上半叶，那是一个政党全心在政治领域攻守，无暇全力顾及文化的时代，于是中国文坛上出现 了空前自由的“文人相轻”景象。考之鲁迅著作，不论小说、杂文、几乎都是“骂人”的“文人相轻”，上至老师章太炎，下 至同道胡适，林语堂、顾颉刚、郭沫若、梁实秋，乃至后生、施蛰存、沈从文、朱光潜等，无一不在被骂之列。以我的大约统 计，鲁迅杂文中，骂文人的远多于骂政界人物，主要是一种文化批评与社会批评。沈从文曾攻击鲁迅文章，“一个时代的代表 作，结起账来只是这些精巧的对骂”(《鲁迅全集》6卷P404)，固然有所偏激，但也说明，《鲁迅全集》实乃是中国“ 文人相轻”之大成，这也不失为一种极独特而准确的概括。

　　鲁迅之以毕业精力从事“文人相轻”，从主观上说，是他的个性、脾气、才气使然，以他那样“砭痼弊常取类型，论 时事不留面子”，且又天才横溢，自然是要遭受无穷妒嫉，无穷恶骂，面对如此“文人相轻”，鲁迅当然要以牙还牙，当然要 把别人喝咖啡的时间也用来战斗与创作。我们不能设想，若没有包括施蛰存、沈从文在内的那么多青年文人都相轻鲁迅，鲁迅 能够写出那么多精采的杂文么？能写出那些以讽刺顾颉刚等人为目的的“故事新编”么？鲁迅之所以成为鲁迅，正因为他生于 一个极其“文人相轻”的环境中。他被人“相轻”，必得一方面反击，一方面发愤创作。同理，被鲁迅“相轻”者，亦是要一 方面反击一方面努力研究。这也就是今日我们所面临的一个奇怪现象：鲁迅和他的论敌对手，皆是中国20世纪的文化大师、 文化精英。鲁迅所痛骂的太阳社、创造社、新月派，其中心人物都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的中流砥柱；鲁迅所骂过的胡适、李四光 、顾颉刚等学者，结果都有是中国的一流学科带头人；鲁迅以《七论文人相轻----两伤》而痛骂的“炯之”先生(沈从文 )，后来不是中国唯一一个可能获诺贝尔文学奖提名的小说大师么？

　　为什么鲁迅和他的论敌看似不共戴天，其实却是同是文品人品皆一流的文化大师，这其中缘由非一篇小文可以说透， 但有一点可以一言以蔽之：当年的“文人相轻”----一种极其自由的文化批评文化争鸣环境起了重要作用。就像沙丁鱼之 所以长寿，就在于他们相互不安宁，互相碰撞不停而不断激活了生命潜能，“文人相轻”使文人们不论声望多高，级别多高， 财富多大，也没有免受批评的特权，因而处在无时无刻不努力奋斗的生态之中----“文人相轻”使文人危机感遍地存在， 因而创造力也就遍地皆是。

　　5.

　　然而，不幸的是，1949年以后，激活文坛的这种“文人相轻”异化成了“伪现代化”的政治批判。只要政治上站 到权力者一队了，任凭你江朗才尽，指鹿为马，狗屁不通，也无人敢批你。反之，无论你有多大才气，都可用“革命大批判” 来整肃你到老老实实。

　　改革开放20年来，“文艺不再直接从属于政治”了，“意识形态”的文坛大批判似乎不那么明火执仗了，但是，“ 文人相轻”的新文化运动传统却始终未能恢复。这20年来，文坛流行的主旋律是“今天天气哈哈哈”，偶有一点真批评，必 遭韩石山所指责的那种“以批名人求出名”“不走正道”之罪名，甚至得到“伪现代化者”的“政治小报告”之报复，借“司 马昭”之刀除“流氓”。韩石山说得不错，今天，在“同一文格”，“同一级别”的文人当中，是绝不会有互相批评之“文人 相轻”的。当冯友兰的亲属质问钱钟书亲属，“钱钟书为何在一次访美活动中微词冯友兰”时，钱钟书的亲属是矢口否认，四 处发文辟谣----假若钱钟书先生真的批评过冯友兰，又理直气壮地公开发表，该是多么可贵的“文人相轻”之新文化运动 传统大发扬！可是没有，有的只是一再地辟谣。可泣可叹啊！试问，当今谁听说冰心巴金之类的大名人之间有过互相批评？没 有。有的只是相互赞扬。难道这些大师们都没有发现过对方的不足？内心都真的如他们所公开表示的完全一致？世上没有完全 一样的人，又岂会毫无二致的人心与思想？！试看这些年来的文坛风波，几乎清一色是“越级批评”，而真正“同等级”文化 大师的“文人相轻”，一个也没有！这真是新中国的悲哀啊。

　　考之巴金、曹禺、冰心等文化大师，其文化成就主要，皆是在20世纪上半叶取得，皆是得益于当年那种遍地“文人 相轻”的环境。当年尽管有鲁迅爱护，巴金、胡风等人依然一再受到各种文化批评，而这些批评非但没有扼杀他们，倒是让他 们“生于忧患”佳作不断。今天，当无人敢直言批评他们之时，当偶有“不同级别”的后生刚动念批评他们，马上便有万千“ 红卫兵”来替他们保驾护航之时，他们却再也写不出流传青史的文艺精品了。如此“死于无批评(安乐)”的悲剧，惨不忍睹 ，无须多说。

　　6.

　　有一个现象发人深省：鲁迅当年几乎从未与一个与他旗鼓相当的“同级文人”长期相好。除了文化业绩远逊于鲁迅的 许寿棠，算是鲁迅同年的老朋友，鲁迅几乎只和岁数小于他的后生青年相交，而且一旦青年人才气与自己相接近，如郭沫若、 沈从文等，鲁迅也无法与他们平安相处。

　　可以说，只要是当年有才气的文化人，鲁迅大都与他们有过笔仗。这一现象，有人曾解释为鲁迅个性的偏狭好斗。其 实文艺心理学揭示，这是一种“文化山峰”不并列的现象----一个文化大师，不可能与另一个文化大师同为一体，重叠一 起，他必然要另立山头，自展奇妙；他必须要“文人相轻”，相互批评。这既是为己，也是爱人--正是在这种“文人相轻” 的文化批评中，他们才各自奋起，特色分明，才气横溢。

　　历史证明，文化精英中一团和气，互相嘉奖的氛围一旦出现，便是一个压制批评，压制人才，大师萎缩的“小冰和” 悲剧时期。

　　7.

　　“文人相轻”一词最早出于曹丕：“文非一体，鲜能备善。是以各以所长，相轻所短。”但实际上，像曹丕所说的正 宗“文人相轻”，总会走样成形形色色的文人“私骂”，改变“以其所长，指其所短”的“文人相轻”原则。

　　据鲁迅的“文人相轻”七论透露，三十年代的上海实际上已流行多种“文人相轻”旁道，我粗略梳理有：(1)“彼 亦也是非，此亦是非”的“无是非”“相轻”术，借以打断正在进行的“文人相轻”；(2)“掩其所短，称其所长”，把不 利于自己的批评统统谓之“谩骂”的“自高”“相轻”术；(3)“以其所短，轻人所长”，以邪压正的“相轻”术；(4) 钟会告嵇康----因恨人不尊重自己而向司马昭之流告密，进行政治陷害借刀杀人的相轻术；(5)只用匿名或由“朋友” 出面给予“敌人”以批评的“相轻”术；(6)“自己躺在垃圾里，然后来拖敌人”，即“我是畜牲，但是我叫你爹爹，你既 是畜生的爹爹，可见你也是畜生”的“同归于尽”“相轻”术；(7)“诨名”“相轻”术：给你起一个名号，“你跑到天涯 海角，它也要跟着你走”；(8)骂人“倚老卖老”与“卖俏”的强辞夺理“相轻”术；(9)指批评即“私骂”，双方皆是 丑角的“各打五十大板”“相轻”术----“一个时代的代表作，结起帐来，只是这些精巧的对骂，这文坛未免太可怜了。 ”

　　从上述这9种“文人相轻”歪术里，人都可以看到它的弊病，但是却没有想到，一旦这样可恶的“文人相轻”消失时 ，真正的文人也就消失了--原来，大江东去，必然泥沙俱下。一旦“文人相轻”旁门左道消除，正宗的“文人相轻”也就没 有生存之地--“文人相轻”本来包括正道与邪路，相反才能相成。只有在正与邪的不断相互相轻之中，文化大师才能最终产 生与长寿。温室里何来千年松！

　　这也许就是鲁迅在生命的最后时光，不惜余力的研究、捍卫“文人相轻”的缘故。

　　8、

　　不忘鲁迅倡导“文人相轻”的史实，就职可明辨：王朔这次批金庸，其实质，不过是中国新文化运动“文人相轻”的 传统想萌芽恢复。虽然严格来说，王朔可能还不是与金庸“同级别”的大作家，可能是如金庸先生所说的“两条虽无限延长， 但永不会相交的平行钱”，但是，王朔毕竟也是一个颇有人气的文化人；王朔到底打破了时下文人一成名，便得遵守名人之间 无批评的“保名游戏规则”：他不愿遵守“绝对不公开批评同行同道”。现在有些大师所说的自白--“我并不觉得我有名， 即使有之，也毫不想因此而作文更加郑重，来维持已有的名，以及别人的信仰”，纯属骗人的谎言，他们实际上真正的准则是 ：名人相卫，为尊者讳，为权势讳，“识时务者为俊杰”。也许谁都有兔死狐悲之聪明，一个名人受批，百个名人相救--- -否则，下一个受骂的是否就是自己？

　　韩石山还不算很有名，他批王朔还不算“名人相卫”，他不过在此当了一个救火队员与“红卫兵”角色；而王朔，算 是当了一次“皇帝的新衣”里那一个小伢。

　　当一次“红卫兵”病不重，只要不誓死永远；当一次“小伢”不足傲，难得是童心长在。

　　20世纪的大幕已落，21世纪的钟声已响。值此辞旧迎新之际，回想20世纪之初，中国何等“文人相轻”的好局 面，何等大师辈出、群星璀灿的好势头。假若大家都如王朔一般，在21世纪到来之时仿效20世纪之初，重振“文人相轻” 之自由民主，那么21世纪的中国或许又会出几个鲁迅胡适，甚至超越他们的世界级大师。

　　让我们从现在做起，从我做起，掀起“文人相轻”新高潮，让新世纪的头一年--2000年成为一个“文人相轻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