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扬(华东师范大学教授，文学评论家)

　　1976年之后，中国的文学界出现过四种作家类型，王蒙、张贤亮等为代表的“右派”作家，王安忆、韩少功等知青作家，余华、苏童等先锋作家，在90年代早期出现了60年代中后期出生的邱华栋、朱文等晚生代作家。

　　在1996年之后，70年代的这一批人出现了，他们的特点是除了对物质生活的感受之外，整个精神状态也产生了变化。他们不像前面的四种作家一样，一定要抓住一些东西，一定要和一些东西对抗，精神的也好，物质的也好。他们缺少“文革”或者思想解放的背景，他们的作品只是表现自己的自在状态：流浪艺人、酒吧生活和性爱，没有底蕴，没有根基，自己都把握不住自己，像行云流水一样在社会上流淌、漂泊。

　　他们对现实生活的感受和前人不同了，他们除了对物质生活的渴望之外，更渴望自由、不受约束的生活。他们的小说，比如棉棉的《啦啦啦》，带有强烈的自言自语和自我歌唱的色彩，不与任何的东西对抗，好的坏的，他们全不理睬。

　　他们还关注到了欲望的描写，集中在性上。但是以往的作家对性的描写带有思考的性质，比如王蒙写性与政治，贾平凹写性与文化，而这一代人对性的看法就更加放松，没有精神负担，而只是一种存在的方式。这其实是社会开放和宽松的标志，人们可以大张旗鼓地来讨论性了。

　　他们的作品大量地涉及酒吧、舞厅和宾馆等，但并不代表他们自己就沉沦在里头，相反地，他们自己的生活反而非常艰辛，所以这些场面仅仅是描写而已。而这种表现，有他们自己的美学合法性，这是现代都市中实实在在地存在的现实。

　　郜元宝(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文学评论家)

　　70年代的这批作家其实彼此之间的差异是很大的，不能够一概而论。很多人都认为一些人的作品就代表了社会的一种倾向，把作品当作展现社会的窗口。在相同的背景下面，他们形成共同的思维方式，或者有一些共鸣，但个体的创作都是非常各异的。

　　我的很多学生都不喜欢卫慧和棉棉的作品，觉得她们所描写的生活怎么能代表我们的生活呢？许多普通的读者对他们的东西不以为然，如果不从中使劲地找的话，很难从他们的作品中找到共鸣。他们习惯于把一些生活单调或者委琐的人概念化、标牌化，成为一种自我包装自我宣传的东西，比如说很酷啊，很另类啊，其实都是一些很空洞的词汇。他们让别人辨别的标识就是这样的东西。陈村(作家)可以说，70年代作家中的很多人，他们所描摹的生活和他们自己的生活并不是重合的，在某种程度上说，并不非常真实，而是有一种在舞台上的感觉，是他们想要得到，但是没有实现的时尚生活。

　　但是这个群体中出现了一个好的现象，城市到了他们的笔下，整体地纳入了他们的视野。以往我们的文学作品从本质上来讲带着相当浓厚的乡土气息，即使描写的是城市生活，但是仍然带着无法磨灭的农村的思维。

　　在我们的传统爱情价值观中，没有爱就没有性，如果说有爱，那么性也就成为惟一的性。但是他们所谓的希望有爱又有性，统统变成了一种托词。从心理学上的角度讲，是因为他们自己的不安全感，不知道一脚踩出去是什么，才留恋以前的东西。

　　这一代人并不是说找不到自己，找不到自己应负的责任。他们的青春期被无限地延长了，赖着不肯负责任，大家都在回避、逃避责任，最好就处在一种不必负责任的状态中。但是负责任的一天会到来的。

　　70年代作家在作品中对价值观和道德感冷漠也好，欣赏也好，他们的确没有树立起无论是东方的或者是西方的价值观，但是社会不会容许你永远处于不负责任的状态。你可以不负责任，但是生活会教训你的。

　　这一代人中的大多数很快会过去的，因为他们本身就不深刻，有一种时尚色彩。但是真正伟大的是无法被湮没的，比如张爱玲就是永远不会被湮没的，因为她太独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