棉棉(上海作家，主要作品：《好孩子都有糖吃》、《糖》)：我喜欢用“糖”来作为作品的名字，它的意义和礼物是一样的，生活再不幸，也要把它当成一块糖；正是因为生活中有太多的痛苦和垃圾，我们才要因为爱而活下去，把痛苦和垃圾转化成糖吃下去。

　　我们所有的痛苦都来自于年轻，来自于爱。其实痛苦是每一代人都经历到的，只是我们比我们的上一代人更复杂一点、杂质多一点、自私一点。我们有太多蒙昧和野性，如果要说我们对生活的感觉是什么，那就是支离破碎，长不大，我小说中的人物也像是永远也长不大一样。原因是大量的信息涌进我们的生活中来，好像被打开了一扇窗，看到了大海，但没有人为我们解说大海是一个怎样的东西，所以我们不知道外面的世界到底是什么。然后，我们不反抗，我们和前辈人不一样，他们生命中有很强的抗争意识，但是我们没有。我们始终活在追问之中，诱惑很多，选择很多。

　　现在对我们谈负责任太早了，而要谈“爱”。我们并不是全无责任感，我们也想负责任，但是负什么责任？怎么负？我们现在没有能力负责任，也没有负责任的想法。也许最好的负责任的方式就是顺其自然。人们越来越自私了，空谈责任是没有用的。

　　我在小说中提到性，但是它的背后其实是“爱”的问题。毋庸置疑，找不到爱是肯定的，因为它太稀缺了。这个问题是任何时代共同的问题，只不过现在被张扬出来了。石康：(北京作家，主要作品《晃晃悠悠》、《支离破碎》)：我觉得我是一个失败的作家。失败完全是对个人而言，也只能对个人而言，跟读者没什么关系。我的书卖得好，完全是读者的误会，至少相当一部分是误会。比方《晃晃悠悠》中有一段，写暑假中“我”看了一堆言情小说，从杜拉斯到海明威的《永别了武器》。我本意是反讽的，蔑视的。结果读者来信说，他(她)也喜欢那些作家，跟我特有共鸣。再比方结尾，我仿情书滥情了一大段，那意思也是调侃的，结果读者来信说他(她)特感动，你说这叫什么事儿。

　　小说里的事儿都是大同小异的，关键在你是不是发现了不同于别人、前人的意义。我对小说的看法可能是比较保守。我觉得好小说就得有新的想法。这就是一种趣味，我的趣味就这样。像什么巴尔扎克、雨果，像什么塞林格、莫里亚克，我没觉得他们有什么。像博尔赫斯，不就是写得短小而神秘，能写得短小而神秘的人多了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