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新学年伴随金秋来临，我国又有200万优秀青年跨入高等学府的大门。而在这支未来人才大军中，却有20万名左右的家庭经济贫困的学子。他们将如何面对经济的重负，顺利入学，完成学业？

　　今年8月27日，国务院转发中国人民银行、教育部、财政部的《关于助学贷款管理的补充意见》，明确了学校的责任和简化了学生贷款的手续，完全实行信用贷款，使众多的莘莘学子无后顾之忧。应该说助学贷款关乎到了“我们的明天”。银行向几十万学子伸出热情援助的双手，这是国家之大利，民族之大情。

　　其实早在去年6月，中国人民银行、教育部、财政部就联合发文，决定从当年9月1日起，授权工行在北京、上海、天津、重庆、武汉、沈阳、西安、南京等市进行国家助学贷款制度试点，但其中并没有如何担保的规定，这使学校和银行都无所适从，因为一旦学生还不起贷款，谁来承担呆坏账呢？

　　今年2月，中国人民银行、教育部、财政部又下发了《关于助学贷款管理的若干意见》，明确取消到期无法收回的贷款由学校和学生贷款管理中心共同偿还的规定，并着力简化操作手续。

　　而8月27日再次下发的《关于助学贷款管理的补充意见》可以说使这个问题终于豁然开朗。而今年各地的大学开学也正是在一片贷款宣传的热潮中拉开了序幕

　　-话题一：用社会的钱读自己的书谁认可？

　　来自江西老区的邹声鸿是中国农业大学的新生，来北京之前他只带了100元钱，当时他和家里人说，听说北京能贷款上学，贷到钱就上，贷不到就不上了。工商银行海淀支行当场给邹声鸿办理了国家助学贷款业务。近日，北京大学40余名同学也将取得该行在北大发放的第一笔国家助学贷款。

　　“其实助学贷款已经做了几年了，但从来没有像今年这样受人关注。今年使用这一方式的学生将会创下纪录。”工商银行海淀支行负责学生助学贷款业务的负责人刘长友谈道：“去年开办的国家助学贷款由于需要担保人，整个支行的贷款申请人数是700人。我们已经下发了一万多张，最保守的数字是要返回来4000-5000份。”其中发放的学校主要有北大、清华、中央民族大学、北理工、中国农业大学等9所学校。他认为今年使用国家助学贷款的学生群体将会大幅上升，而主要原因就在于信用贷款的启动。可喜的是，国家助学贷款的宣传还带动了人们对商业助学贷款的关注。

　　尽管国家助学贷款有政府的贴息，在原则上教育部对各校有个内定的数字限制，但从银行方面看，目前还没有总数字的限制，只要各校上报的贫困生基本都可以得到银行的贷款，各行正在积极配合各校开展这项业务。

　　此中原因有二，首先大学生作为未来的白领阶层，将是收入高、素质高的一层消费者，“争夺”他们就是争夺未来，加之有政府贴息，此次助学贷款活动一启动，四个主要参与银行就进入了竞争状态。

　　其次，就是还款的问题，据不很明确的条款，一旦出现学生欠债不还的情况，银行出现呆死帐，最后交由国家总行冲销，在某种意义上这对银行来说，基本不存在风险，而又可以稳拿国家的财政贴息。但银行显然还是考虑到了还款问题，“我们座谈的时候反复强调，学生使用的钱事实上是社会各界的钱，由国家贴息，还款就是对社会的回报。”不止如此，刘长友认为，个人信用机制的建立健全迫在眉睫“偿贷记录就是信用记录，如果没有这种良好的记录，将会影响到今后的各种消费信贷。”

　　-话题二：谁有贷款的权利？

　　本报日前报道的一中国政法大学自考生因经济问题险些读大学无望，最后学校特别减免了她的学费，使之才有继续就读的可能。有关教育界人士介绍说，这个学生很特别，她在公立学校办的培训班就读，而其“身份待遇”等同于民办学校的学生，都是自考助学的学生。因为媒介的关注，使她能够继续读下去，但像她这样的自考生，北京有二十余万，不可能都通过这种途径解决学费问题。

　　日前国家教育部一再重申的原则，民办学校的学生不享受国家助学贷款，只享受商业助学贷款，而根据目前商业助学贷款的实施情况，到目前还没有一个学生(包括公立学校的学生)享受这一待遇，这样在相当程度上剥夺了成绩不太好的贫穷学生接受高等教育的权利。民办学校由于本身的办学资格不足，必然影响到学生的信用品质，加之国家助学贷款享受政府贴息，财力不足也是重要原因。

　　但也有人士指出，这种做法也不能排除受“品学兼优的学生才应该受到捐助”观点的影响，在国家助学条款中，有一条就包括学习成绩如果不合格，不享受或者取消贷款资格的条款，可见这种观点的影响力。他们将助学金分成几档，首先是看贫困程度，再看学生是否努力学习，最后再看成绩。

　　其实，民办高校应像公办高校那样，主动向金融机构表达合作意向，积极促成银行与学生之间借贷关系的最终形成。而从银行角度讲，应及时地转变观念，应看到民办高校潜在的预期收益保障。这样就会产生针对民办高校大学生的放贷积极性。

　　-话题三：贫困是种隐私还是种经历？

　　9月11日，清华大学的教师前往北京站接一位迟来的学生。迟到的原因还是学费问题，尽管学生的七姑八姨已经尽全力，但还是只凑够了路费。清华大学得知这一情况后，辗转打通了这位学生邻居家的电话，告知该生只要到学校什么都好解决，而且清华大学学工部的唐杰处长也坚决拒绝透露学生的姓名，“这可能会对学生的发展不利，学生可能会认为这是个隐私。”不愿让其他同学知道自己贫困的事实，这就使得学校在调查以及界定学生的贫困程度时，不得不花费一些脑筋。清华就曾经使用过一些“非常”手段来测评学生的生活水平。

　　如何正确引导贫困学生对待贫困，这个问题可能比解决学生实际的经济问题还让高校的教师们费心，北京大学学生工作部陈建龙部长说，“贫困不只是经济问题，更重要的是育人，如果处理得好，可以使这些贫困的学生多一份经历，处理不好可能影响到其未来的发展。”

　　也正是出于这种考察，清华、北大等学校开通的绿色通道，在程序上都有一点难为学生的味道。“通过绿色通道的学生，有相当一部分可以减免学费，甚至当时就可以做，但我们先借款给他，入学再通过借或者贷、免等各种方式解决，主要是让他们要体验交费上学这一过程，我们觉得这是一场必修的人生教育。”唐杰告诉记者，自1998年南方水灾之后，清华大学开通绿色通道，每年都有几百名学生通过绿色通道进入了清华，今年清华为此已经付出了140余万元，其中60万用于应届本科生，而80余万元用在老生身上。实际上社会关注更多的是新生，但相对而言，老生的贫困状况更严重。一般新生开学，家庭经济再困难，全家集款，甚至当地政府出面，企业出面，通常学生还都能募集到学费，而第二年，其家庭经济状况不一定能够得到改善而学费依然得照交。（文／本报记者 牛金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