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到Mandy是在光院主楼8楼上，外语系和外国留学生都在这里上课，Mandy是美国人，30岁左右，偏瘦，胡子多，如果把身体的各个部分按比例放大的话就是肖恩-康纳利了，在此之前我知道他是学校留学生，学中文(认识他之后才发现他的中文比英文还要好，有点像大山)，还有他是学校仅有的两个美国人之一(上面所说的那个美籍Ann交流会后不久就回国了)，除此之外我对Mandy一无所知。

　　一个周末大晴天，我下午早早来到8楼，读了1个小时的英文，正要回去的时候，在楼梯口的拐角处上来了一个人，我看见那个走上来的人居然是个老外，我一下子变的紧张起来。

　　事后我认真分析了一下--之所以变得紧张是因为想跟他们说话，如果不跟他们说话就算了，我也用不着紧张。

　　随后的大学生活，逐渐养成了一个很不好的习惯--见到外国人就有种强烈的想立即凑上去和他们交谈的愿望，以锻炼口语，不论他们是否喜欢和我交谈，这种愿望在我大二时候达到顶峰，甚至已经产生条件反射。

　　在某些情况，这种条件反射实际上确实起到了一定作用。虽然后来我才慢慢明白，外国人其实并不都是不愿意和那些找他们的中国学生交流的，但如果今天让我再重新回到那段找老外锻炼口语的时光，我会更注意自己和他们打交道的方式，也会更好地控制谈话内容。

　　当时我手里正拿着一本《口语突破》，上面有一段话就是讲怎样和老外第一次打交道的，那个下午刚刚背的就是这段。

　　Mandy正朝我的方向走过来，虽然有了上一次交流会上的经验，我心里的羞涩的障碍已经被冲破，但是看见Mandy走来，我的勇气却又不知道跑哪里去了。只好眼睁睁地看着他从我身边走过去，他当然不知道一个心里正在剧烈斗争的、想要和他说话的中国学生就在他旁边。

　　他就要走到教室去了，突然间，我觉得自己真的是没有用，我想我不能这样，不能这样轻易地就放走一个机会，再说，你和他打个招呼会死呀？

　　所以我再也不能等了，于是对他的背影喊到：“Hello, would you like to take a few minutes talking to me?”

　　他怔了一下，大概是在学校里这种情况他见的比较多，经常遭到中国学生“拦截”的缘故，所以很快反应过来，回过头答道：“Why not?”，受到这么大的鼓励，我心理在想，看，这个外国人原来也是很容易接触的，脑子里处于飞速搜索的状态，想着下一句该说什么，有了，问他从哪儿来的：“Where do you come from？”

　　这句话要是让我现在说我一定会非常流利的说出，并且会把其中的“do”去掉以显示用法地道，但那个时候的我说的很慢，一个字一个字地说出，没有连读，声调也极糟糕。

　　他告诉我他来自美国，美国的哪个州哪个城市哪个小镇，这些实际上我根本就没有听，就是听我也没有记住，因为我当时老在想下一个问题或者下一句话该怎么说。

　　这是一个极其痛苦和折磨的过程。事隔几年以后，当我见到老外时，再也不用紧张，再也不用大脑空白的表述我想要表述的话时，我陡然明白原来当初的这种痛苦的折磨是为了现在的不痛苦，原来的折磨就是为了现在的不再受折磨，尤其是在初期，我想表达什么都要在大脑构思很长时间，思考怎么表达他们能听懂，怎么才算地道，怎么才让我的发音好听，这一系列因素加到我身上的结果只有一个，那就是更加紧张，更难表述出来。

　　和Mandy第一次交谈，大约时间有半个多小时的样子，如果有录音机把这段谈话内容录下来的话，我想一定是世界上最差的英语对话，我是那么地前言不搭后语，连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在说些什么，不过所幸的是Mandy好像不计较这些，也许他见过比我说的更差的学生吧。

　　他谈话的最后一句他告诉我“I live in the Foreign Affairs Office(学校外事处) and my room number is 204, if you have something , you can come look for me”。

　　跟他告别的时候我才把他说的“two-zero-four”转化成我能理解的“204”，这表示我可以随时去找他了！

　　这次半个小时的对话，虽然前言不搭后语，但却仍使我觉得，那天是我生命中非常愉快的一天，回到寝室，我就又激动地告诉室友--这次是真的和外国人讲话了！而且不是一句话，是半个小时，天啦，我居然能跟老外谈半个多小时了，这是多么了不起的一件事。

　　很多中国学生见了老外第一句话总是：“Sorry, my spoken English is poor”。我觉得这样说很不好，一个是自己没有信心，一个很容易让老外误以为你不想和他交谈下去。所以我经常说的是：“If I have more practice, my spoken English could be better than no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