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弗兰克·史泰龙与杰奎琳·史泰龙的长子，西尔维斯特在一所慈善医院里出生。呱呱坠地后不久，这位可怜的小婴儿就被药用镊子伤害了面部神经，从而导致左脸颊部分肌肉瘫痪，左眼睑与左边嘴唇下垂，语言能力受到极大的影响，很难发出清晰可辨的语音。从2岁到5岁，西尔维斯特都是与保姆生活在一起，这个可怜的残疾孩子只有在周末才能和父母亲见上一面。

　　5岁时，他与父母亲一起迁居明尼苏达州。“父母的爱并没有想像中那么温馨。”史泰龙说，“当时我的父母有着自己的痛苦与困难，因而在他们的生活中留给我与弟弟的时间就很少了。天啊，那并不是一个安宁平静的家，我的记忆里那段时光总是充满着争吵与矛盾。”

　　1957年，史泰龙父母分道扬镳，母亲将11岁的西尔维斯特留给了他的父亲。不幸的童年之后，接下来的青春期又在一个单亲家庭度过，很难推测西尔维斯特当年是以怎样的心态来面对人生的。许多年以后，我们在银幕上见到的仍然是那么一双忧郁、绝望的眼睛。

　　“父亲是一个要求十分苛刻的人，如果你所做的与他要求的不是一模一样的话，那你就一无是处，必须接受斥责与更正。而通常他的那种更正方式是可怕的。他让我觉得自己无能极了：‘你为什么不能变聪明点？你为什么不能强壮一些？’我在他眼里一点儿长处都没有，他从未说过他为我感到自豪。”

　　15岁那年，西尔维斯特·史泰龙已经上了12所不同的学校，大部分学校将他开除了事。“我的学习成绩一塌湖涂，被人认为是一个带坏其他同学的典范。我的校园生活就像在地狱里一样，我必须干点什么来为自己赢得一点自尊与自信，可是我为此所做的出格的事情都犹如雪上加霜。”

　　西尔维斯特成了个坏孩子，他的降生似乎就是个错误，他没有得到人们的爱与关怀。我们有时会觉得奇怪，为什么银幕上的史泰龙有着一种强烈的反叛色彩，有时甚至与他饰演的角色相冲突。毫无疑问，他个人的生活经历对他的表演风格产生了巨大影响。

　　“我的一生，从记事开始，就被那种牺牲自己拯救别人的情节所激励。这种拯救是一种纯英雄式的举动，即便牺牲了自己的生命也在所不惜。就在我还不懂事的孩提岁月，我就幢憬着这么一幕，因为我渴望得到人们的尊敬和爱戴。我干过许多傻事，其中最让我高兴的是一次摔伤了颌骨而必须绑上石膏，可当我解释受伤原因时，我不会告诉别人这是从吊床上摔下来受的伤，而是在一辆飞驰的汽车面前去救一个小姑娘。后来，当我拍摄‘洛奇’及其它影片时，我感觉这是一种内心深处的原始冲动。是的，我有着一种复杂的‘英雄情结’”。

　　15岁那年，史泰龙来到费城，和母亲及继父生活在一起。“费城成为我生命中的一个转折点。一天，我参加了一个邻居们举办的教会舞蹈活动，在那儿我一个人也不认识。突然，一个大个子走到我面前，恶狠狠地说：‘数到三，我就打烂你的脸’。我并不是个街上混的小流氓，我对他的举动茫然失措。他数了起来：‘一、二’，然后，狠狠地打了我一顿。我被打得头晕眼花，步履瞒跚地向家走去，越走越觉得义愤填膺：我被打了，被一个陌生人无缘无故地羞辱了一顿。终于我猛地转过身来，拼命地去还击，去报复。”这一场争斗很快变成了一场混战，史泰龙满身伤痕地回到家里，既没有赢也没有输，但他却找到了自尊。

　　“我总有一种正义感在胸中涌动，”他意味深长地说，“任何人都不应去欺压那些无辜的人们，把他们当作—钱不值的东西，并且在蹂躏过后还以为不会有报应。”

　　时光在飞逝，西尔维斯特逐渐长大成人了。他的学业依然毫无起色，但却显露出过人的体育天赋。高中毕业以后，他找不到一家愿意收录他的大学，而参加海军又不够年龄。好不容易，他得到了瑞土一家学院的奖学金：一边给女学生上体育课，一边学习戏剧课程。在排演阿瑟·米勒的名剧《推销员之死》时，他终于找到了自己的理想与追求。

　　在欧洲找回了自己的信心，他满怀希望地回到美国，进入迈阿密大学，在戏剧表演系正式学习表演艺术。然而，他的导师并没有去引导他、教诲他，而是努力劝说西尔维斯特退学——他们认为当演员根本不是他能从事的行业。但史泰龙固执地坚持着，认真地学习着，结果还是差了三个学分。他又一次退学，只身来到纽约闯天下。

　　此时史泰龙的母亲已成为了一位修炼有道的星相专家，她断言史泰龙必须要经过7年的努力，而且是以一个作家的身份去竞争，才有可能出人头地。于是，学习成绩奇差的史泰龙便遵从母命。真正地拿起了笔，坐在书桌前写了起来。

　　史泰龙母亲的星相断命是真正心有灵犀，还是别有他意，我们已经无从考证，但是这个有些痴狂的傻小子真的开始了自己的表演生涯，而且他是先用笔去开创一条道路，的确匪夷所思。

　　“最初在纽约，一切都那么艰苦。《教父》是当时的一部大片。而我连个群众演员的份儿都混不上。于是我对那些试镜、走台都失去了兴趣，一心一意地去写。为了集中注意力，我干脆把窗户涂成了黑色。初步的练习是从看电视开始的，我看完一出戏，去体味、吸取其中精华部分，然后写出同类型的一幕，作为练习。渐渐地，我知道该怎样去创作一个剧本。那时的我相当高兴，写了一大堆剧本，也卖出去几部。我爱上了这种生活。人们总是在试镜时拒绝我——因为我的眼睑下垂，因为我的声音太过低沉。既然我无法改变自己已有的外部形象，我总有能力去修改润色自己创作的剧本吧！”

　　在拿到第一笔稿酬之前，史泰龙生活的来源是一个又一个的零工：在动物园清洗狮子笼，送比萨饼，帮助别人钓鱼，在书店帮人照看书摊以及在电影院当领座员。

　　写作的同时，史泰龙也开始在百老汇外围剧院里找到了一些临时性的小角色，并曾出现在伍迪·艾伦的《香蕉》—片中。可是这些断断续续的表演经历并没有给他带来任何机会，没有一位影迷知道他是何方人士。就在这时，西尔维斯特遇上了萨莎·扎克，两人共生情缘。1974年，史泰龙与这位年轻的剧院领座员结婚。这时，他已经下定决心到加利福尼亚去寻找未来。《洛奇》就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诞生的。

　　“我来到好莱坞，住在一间破败的汽车旅馆里。有天晚上，我意外地看了一场电视直播的拳赛，由穆罕默德·阿里对一位名不见经传的拳击手查克·威普勒。这个威普勒在阿里的铁拳下居然支撑了15个回合，拳赛一结束，我就找到了创作新剧本的灵感。然后我只用了三天时间便写就了这个剧本：一个叫洛奇的业余选手，由于偶然的机会、与世界拳王对抗而一战成名。一个地道的美国式梦想。”

　　一些精明的制片人自然看好这个剧本，但史泰龙坚持自己当主角，这一来令制片商们犹疑不定。几经辗转，史泰龙终于找到了一个支持者，片子以很低的成本在一个月以内就柏完了。谁也没想到，《洛奇》成了好莱坞电影史上一匹最大的黑马：在1976年，这部影片票房突破2.25亿美元，并夺走了奥斯卡最佳影片与最佳导演奖，并获得最佳男主角与最佳编剧的提名。在颁奖仪式上，著名导演兼制片人弗兰克·科波拉由衷地赞叹道：“我真希望这部电影是我拍的。”

　　《洛奇》的横空出世绝非偶然，事实上是史泰龙创造了洛奇。他写活了这个人物，并且宁可拒绝米高梅公司的高薪酬金，也要自己主演此片，充分展示了他内心深处的“英雄情结”。史泰龙的生活经历与洛奇十分接近，在创造出洛奇的同时，他也成为了好莱坞的洛奇。

　　“洛奇是我攀登的第一座高峰。奥斯卡奖在我的事业中来得这么早，真是出乎意料。”而“幸运女神”的来临，与他母亲的星相卜测完全吻合。难道冥冥中真有一种力量在主宰着一切吗？ 银幕上的洛奇通过努力获得了成功，银幕下的西尔维斯特也通过努力获得了成功。1982年的夏天，他舒适地坐在比弗利山上的大别墅里，享受看生活。此时的史泰龙，已经是一位成功而富有的大明星了。他才35岁，而《洛奇》第三集正在全球公映，场面极为火爆，这一次他打败了苏联人——当然是来自苏联的拳手。洛奇已经是国际性的知名人物，一位西方世界的冷战英雄。他有理由，也有条件来享受物质生活。但是，史泰龙的不幸又一次开始了：他3岁的次子塞尔台奥得了忧郁症，一种心理上的残疾。

　　“我听到医生的诊断时，只觉得极其愤怒。我不知道这个世界为什么如此地虐待我和我的儿子？我被欺骗了！如果上帝要惩罚我，那么就拿去我的一只手，甚至我的生命，为什么要降罪在无辜的孩子身上？难道是因为我说错了什么，做错了什么？”

　　除了为儿子竭尽全力以外，事业成功的史泰龙感觉到了一种空前的，无法言喻的悲愤与失败。这种复杂的心理直接影响到他与萨莎的感情，1985年，两人婚姻到了尽头。

　　同年，史泰龙又在公众瞩日之下与来自北欧，年仅18岁的模特儿布莉吉特·尼尔森步入了教堂，这段婚姻只维持了18个月。“我想自己的心理快要崩溃了，”他垂头丧气地说着，“你与一个不幸福的男人生活在一起，觉得他永远也不会去寻找真爱，这种生活怎能过下去？”西尔维斯特对这段短暂的生活只有痛心与内疚，他自己遭遇不幸，又将不幸施加到了别人的身上。两次婚姻的失败，将这位英雄打入了另一个世界，变成了一个“成功则变质”的典范。人们把他与欧陆的花花公子阿兰·德龙相提并论。在此后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他的生活放荡不羁，与各种模特儿、演员频频约会，成为好莱坞报上花边新闻的主角。昔日的英雄沉醉在酒色之中，很难再控制自己的命运了。然而约翰·兰博使史泰龙的事业登上了另一个高度。好莱坞的电影在沉寂了数年后，又凭借《第一滴血》为先锋，开始横扫全球。兰博这个越战英雄，从历史角度来看，并不是个明事理、有大局的清醒人。但兰博迎合了当时强硬的里根主义。迎合了美国人的大国沙文主义意识。同时影片的博杀激烈。伴以高节奏的风格，是娱乐片的上乘之作。我们看到的这一个史泰龙，是反叛、反叛再加反叛。他个性强烈，永不低头、或许这正是史泰龙自身性格以及对现实生活不满的真实流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