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面对翻译的尴尬

　7月21日，翻译家王永年在北京去世。这位曾经翻译过《欧·亨利小说集》、《十日谈》、《在路上》、《博尔赫斯全集》，被许多人评为正确、精确、明确的翻译家，在去世的时候，“除了至亲好友，很少人得到消息。直到两天之后，人们才逐渐听说，又一位翻译界的老前辈离开了。”

　　翻译的尴尬，不仅仅表现在一位老翻译家的身上，近年来，诸如译者收入微薄、译作质量下降等说法时有耳闻，究竟翻译处在一个什么样的境地？翻译又出了什么样的问题？中国翻译协会社科翻译委员会副主任李河说：“一个半世纪以来，中国的学术是翻译支撑下的学术，翻译活动和中国近代以来社会变化的脉络息息相关，在中国向现代性转变的过程中，功不可没。然而，翻译在近年来的待遇却值得思考。”

　　一个是道，一个是术

　　记者：一直有担忧当前翻译状况的声音，您怎么看？

　　李河：今天，像严复、林琴南那样特别的翻译大家，当然不容易找到。但这并不能说今天的翻译一无是处。我们看翻译家，有两个方面，一个是道，一个是术。术的方面，比如外语很好，翻译认真严谨，非常准确流畅等，如王永年这样的翻译家。而道的方面则不同，在不同的阶段，有些翻译家往往代表了一个时期，比如严复，他的翻译本身并不是完美得无可指摘，现在台湾有一些论文也在谈严复翻译中的问题，但是，严复的真正价值，一方面在于他提出了一整套翻译的理论，另一方面在于他开启了一个时代，严复之前，翻译多是着重于自然科学、技术层面的内容，从严复开始，翻译涉及人文学科、社会学科、包括政治理论的著作。所以，要评价这样的翻译，不仅仅是翻译本身的问题。

　　翻译是观念和思想的转换

　　记者：怎么看今天的翻译和当年翻译的区别？

　　李河：和二十世纪初相比，今天做翻译的人并不少，翻译的作品也不少，甚至更多。不同在于，那个时代做学术的，比如梁启超，或本身就做翻译，或非常关注翻译。在那个时代，一大批学贯中西的知识分子，从小受中学的熏陶，后来又深感西学的启蒙之功，所以对于翻译非常重视。所以，那时的翻译家，不仅仅是技术上的翻译，更重要的是他们得风气之先，还有引领潮流的作用。

　　记者：他们有什么是和现在不同的？

　　李河：那个时代有一种信念，他们希望通过这些东西来开启民智，所以，翻译不仅是文字的转换，更是观念和思想的转换。有这样一种虔诚在里面，自然容易出精品。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后，翻译开始产业化、工业化，粗制滥造的也就多起来了。

　　离不开翻译的中国文明

　　记者：翻译对于社会的重要性何在？

　　李河：要评价严复那样产生巨大的社会效应的翻译家，就要从整个翻译的历史看起。中国翻译史上，有两次大规模的，直接影响了中国文明骨干构架的翻译大潮。第一次是汉代开始，到宋代以前800年间，主要是佛经的翻译，这种大规模的经典转移在世界上也是前所未有的，这个时代，不仅是民间，官方也一直有专门的翻译机构，比较知名的翻译家，有玄奘、鸠摩罗什等，这800年的佛经东传，对中国文明产生了骨架性的影响。这个阶段主要是对印度文化的翻译，真正开始有规模地和西方文明接触，是从明代开始，主要代表有利玛窦、汤若望等，不仅把西方文献译成中文，同样也把中国经典翻译到欧洲，基本上是内向外向均等，并没有对中国文明产生骨架性的影响。

　　记者：那么第二次是否就是近代以来的翻译？

　　李河：从鸦片战争开始，到新中国成立前，这是第二次对中国文明产生骨架性影响的翻译大潮，大概有几个阶段。最早是从两次鸦片战争以后，同文馆的设立，同文馆主要是培养翻译的机构，除此之外，它还教授西方的科学、地理、历史等，后并入京师大学堂，也就是北大的前身。当时同文馆不仅北京有，上海、广州也都有，和现代大学的起源有很密切的关系。第二阶段，从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后开始，比较有代表性的翻译家，如严复、张元济，甚至梁启超等，他们非常明确地提出，翻译要开启民智，出现又一次翻译的高潮。新中国成立以后的翻译，一方面是马列编译馆，主要出版马列著作，另一方面则是商务印书馆，主要翻译西洋哲学。“文革”后又一次出现翻译的大潮，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大量的西方人文社科著作被翻译过来，一度形成风潮。

　　如丘吉尔评价英国皇家空军的话一般，“从没有如此少的人对如此多的人做过如此大的贡献，但却得到如此低的评价和如此吝啬的褒奖”，李河说，翻译在中国，也可当得起如此评价，但还要加上一句话，“却得到如此低的待遇”。他说：“那些一辈子矢志于翻译的人，他们的生活，他们获得的社会评价，从未如此低下。在一个开放的社会中，整个社会都受惠于翻译，却给翻译这么低的待遇，逻辑上也很奇怪。” 　所以，李河认为，对于翻译，技术、质量层面的批评，还是其次，更重要的是，反思翻译在当前社会中的尴尬处境，或许才能发现翻译真正的问题所在。

　　翻译支撑下的现代

　　记者：近代以来的翻译活动，其意义何在？

　　李河：从鸦片战争开始直到现在，一个半世纪以来，中国的学术都是翻译支撑下的学术，不仅学术，现代学校的建立也深受翻译活动的影响。可以说，翻译活动和中国近代社会的变迁息息相关，对中华民族文明传统的基本骨干产生了结构性的影响，如同梁启超他们所提倡的，翻译要开启民智，实际上，这种启蒙式的作用，确实变成了事实。

　　记者：具体的表现在哪里？

　　李河：比如说，概念、名词。翻译提供的不仅是内容、情节，它还大量提供概念，也就是名词，许许多多传统汉语中所没有的概念和名词，通过翻译活动出现在语言之中，可以说，现代汉语中的各种理论术语，超过80%是外来的，是因为翻译而诞生的。这说明中国文明在从一个大的传统文明向当代文明转变的过程中，翻译功不可没。例如，一个人说“我是中国人”，150年前和150年后，这同样的一句话，其内涵是完全不同的，150年前，说“我是中国人”，可能他脑子里除了四书五经、诗词歌赋、琴棋书画这些东西之外，少有其他的概念。但是现在，一个人，从小学到中学，到大学，所有接触的知识、概念、信息等，大部分都是外来的，他说“我是中国人”，肯定和150年前完全不一样。我做《世界哲学》的时候，曾有个在封面上登了很多年的话题，“谁影响了中国人的观念？”可能很多人觉得那些是大师、伟人，但是我觉得，翻译、翻译家，绝对是其中最重要的一部分。

　　翻译的作用不比发明小

　　记者：常有人批评今天的翻译不尽如人意，是否如此？

　　李河：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至今，这十几二十年的翻译，确实有一些值得担忧的问题，学术评价不高，稿酬不高，产业化、功利化的影响，使得翻译的处境有些困难。如人文社科方面的翻译，在量上毫无疑问是增加了，但是质肯定在下降，有剽窃的，以翻译当作著作，还有粗制滥造的，如“常凯申”、“孟修斯”这样的笑话也不少。

　　记者：为何会出现这一系列的问题？

　　李河：从产业化方面说，许多出版机构的逐利行为，导致好的翻译人才很难留住，一方面翻译报酬很低，另一方面，对外买版权的时候，往往要买断，但是翻译机构买断后常常忙于他事，合同到了时限的时候，又匆忙翻译，很多国外的名著因为这个原因被翻译烂了，别人还不能翻译了，因为他买断了。从体制上讲，对翻译的奖励和认可很少，学术体制中，翻译是不计入学术成果的，这导致许多做学术研究的人对翻译不重视，虽然呼吁很多，但没什么效果。国家对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中都有各种表彰、奖励，但是那些勤勤恳恳的资深翻译家，看不到谁表彰他们，其实他们的作用一点儿也不比发明发现小。丘吉尔评价英国皇家空军的话“从未有过如此少的人对如此多的人做出如此大的贡献”，用在中国的翻译上也同样合适，但却还得加上一句，“却得到如此低的待遇”。关键是在整个社会如此受惠于翻译，却给翻译这么低的待遇，逻辑上也很奇怪，我想还是心结难解，不是不能，而是不愿意。

　　外语教育无助于翻译

　　记者：有人说我们这个全民学外语的社会，却难有好的翻译家，问题在哪里？

　　李河：对于翻译，也一直有批评和反弹，有人觉得我们依赖翻译太多，应该多做自己的学问，不能“言必称希腊”。这种说法有其道理，翻译在一定意义上是一种复制，所以不能光有复制，光跟在别人后面，也要有自己的思考。这种说法固然没有问题，但是说翻译过度，却绝对是错误的。

　　记者：错误在哪里？

　　李河：首先，一个半世纪以来，我们的民族是一个学习性的民族，否定翻译之功，其实是丢掉学习的传统。其次，外语教育无助于翻译，并不是学外语无用，恰恰相反，究竟我们是怎么学外语的，这才值得思考。

　　记者：外语教育一直有人反对。

　　李河：我觉得关键还是教育理念的问题。我们的外语教育，只教术，不教道。比如说王永年，他是圣约翰学校毕业，很多像他这样从教会学校学习过的人，学习的不仅仅是语言本身，而是整个西方文化。而我们的外语教育，一个学生英语专业本科毕业，甚至研究生毕业，学了一肚子语言，但是对于西方的文化、思想、哲学等著作，可能连一本都没读过。对那些著名的作者、思想家，和他们的作品，可能一无所知，这怎么可能真正理解外语，更不用说翻译了。所以，我们的教育是纯粹从工具意义上理解语言，没有思想、文化这些道的层面的交流，这种语言是死语言，毫无用处。所以，才有一个人从小学到大学，学了十几二十年外语，却觉得无用。所以，真正要思考的，是为什么学了这么多年外语却没用，语言不是工具，文以载道，道没了，只剩了外壳，又用这些外壳教育下一代，最后连皮毛都没有了。

　　从未被翻译的作品

　　记者：除了教育的因素之外，还有其他什么原因造成翻译的困境？

　　李河：要说比较重要的，我想，我们翻译了很多著作、作品，但有一个最重要的作品没有翻译过来。

　　记者：什么作品？

　　李河：那就是学术体制，学术体制也是一个作品，而且是公共性非常强的作品。在学术的研究中，不仅要有个人的思考和观点，还要有学术共同体。我们的学术共同体，是集体自言自语，研究者之间互相绝口不提，不会互相援引、批评。有人说我们的学术研究言必称希腊，没有自己的思考和主张，其实也是学术共同体没有被翻译过来的结果。在一个成熟的学术共同体中，学者之间肯定会互相援引、批评彼此的观点，这样有助于互相促进，最终推动学术的发展。但是我们学者开会写文章，一引用就必然是西方，周边的人绝不会引，不引的原因可能有两个，一个是不承认，另外一个是觉得翻译过来的学术才是真学术，身边熟悉的研究者做的学问水准不高。不论是哪一种，其实都变成了一种集体的自言自语，因为你援引西方的学术，赞同也罢批评也好，人家根本就不知道，而周边学者的成果，却无人援引、批评。所以，一个成熟的学术共同体，是我们最需要翻译过来的，却恰恰从未真正翻译过来。(记者：周怀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