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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榜生的别样人生:命运在高考面前拐了个弯

http://www.sina.com.cn 2006/06/30 15:19  中国新闻周刊

  高考分数揭榜。千门万户传出欢笑的时候,也传来了阵阵叹息。许多家庭,为了等到这一天的结果,已经付出了10多年的努力。

  在我们这个高等教育资源基本上被国家包干的国度里,高考对于许许多多家庭和个人来说,是一座名副其实的人生分水岭,爬过这座山,是一番人生,爬不过,又是一番人生;一般来讲,后一种人生不及前一种是明显的。对于农村的人而言,差别就更突出,很可能是
人上人和人下人之别。

  恢复高考29年来,中国的主流社会一直关注着大学生,他们的一颦一笑,一举一动,牵动着全社会的神经。很少有机构和组织,把目光真正转向高考录取线之下的年轻人。就这样,一个巨大的群体被社会边缘化,他们共同的名字叫:落榜生

  落榜生的时代际遇

  恢复高考29年来,尤其在计划经济时期,一考几乎定终身,同学们平时朝夕相处,平等和谐,经过一场高考后,一条分数线在客观上却给他们做了分层。

  同时,与大学体系辅助的职业教育的落后,使得落榜生的现实命运,更具悲剧意味

    记者/孙展

  6月23日,李仪所在的北京市

高考录取线公布。知道连第二批本科(二本)的理科录取线都高达476后,他就不好意思查自己的分数了。因为,之前他很不保守的估分才400分。如果在去年,这个估分还有望上二本——去年的二本录取线是414分。

  李仪家住在宣武区广安门外大街。这一天,他母亲给他打了好几次电话,都没有打通,所以很早就下班赶回家。在家里,她没有找到李仪的影子。

  此时,李仪发短信说,妈妈,对不起,我考得不好。看到这条消息,他妈妈的眼泪一下子就掉了下来。在整整一年来,李仪一直倔强地宣称,自己肯定能考上不错的大学,不是清华的话,起码也是北京理工大学。这也成为他看电视和玩游戏被父母抓住时的借口。他无数次地辩解说:一张一弛,文武之道。

  “没有亲身经历,就永远无法体会到落榜生的艰辛。”李仪之父李天宝无奈地告诉记者,自己就是80年代初的落榜生,之后,被社会招工,上过夜校,提干时因学历不够一再失败,甚至搞对象也被未来岳母瞧不上眼,现在还不到50岁,却被单位要求提前退岗。

  “看看我的那些考上大学的同学们,随便一个人都比我活得排场多了。”李天宝说,儿子不懂事,经常说什么“高考不是惟一出路”,“榜上无名,脚下有路”,他不知道,这些话都是安慰那些落榜生的,“脚下有路?有什么路呢?”李天宝说。

  父子俩的斗争一直持续了近两年,有一天晚上,李天宝郁闷之余打通电台的电话,向主持人控诉儿子的不懂事,主持人宽慰他说,高考不是惟一出路嘛,也不能太逼孩子啊。李天宝一生气就问,如果你的孩子将来落榜了,你的感觉怎么样?对方一时尴尬。

  李天宝的心情代表了中国绝大多数家长的心态。恢复高考29年来,尤其在计划经济时期,一考几乎定终身,拿一个班来说,同学们平时朝夕相处,平等和谐,但经过一场高考后,分数线以上的人成为国家的人,分数线以下的人只好自谋出路。

  拿大学扩招前的1998年录取率来看,全国普通高校的平均录取率为36%,也就是说,100个参加高考的高三学生中,就有64人落榜,如果不继续复读,或者复读后也没有考取大学,这些人就可能被划入社会的另一个层次。

  尤其是老少边穷地区的高考生,更是如此——1998年,录取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的有10个省,最低的甘肃省甚至只有21%, 这意味着100个人中有79个人,在理论上成为分母,而且这一数据还是综合全省城乡考生得出的,如果单独把该省农村的录取率来算的话,落榜生就更多了。

  中国古代称,科举考试就是考功名,在一定意义上讲,现代的高考制度对于农村来说,更是这样。

  山西省临县一中的副校长李小平告诉记者,他们这个穷困县里的高考落榜生的命运,在近30年来并没有多大的改观,社会提供给他们的可选择机遇非常稀薄,不上大学,就只能务农或打工,当然脑子活泛一点的也可以经商。经常可以看到,一些戴着深度近视镜的落榜生混迹在打工者的队伍中,这让人联想起“站着喝酒而惟一穿长衫的人”。

  当然,几乎每个班上都有某个落榜生发迹的传奇发生。但是,他们与大学生的心理隔阂通常是显而易见的——他们很少参加高中同学聚会,很少和同学分享之后的成长经历。

  李小平从事高中教育近20年,他说,高考落榜生已经成为一个社会现象,他们不能自然地融入到乡村没有知识的人里面,村里的人还经常嘲笑他们“五谷不分”。所以,这些人往往显得清高,孤独,一些人主动迁徙到了城市去打工,成为介于城乡之间的边缘人。

  比较农村,在城市里,随着国家政策的阶段性变化,高考落榜生在29年来呈现出了不同的命运。

  80年代初,一部分落榜生参军复员后就可以被安排工作,一部分落榜生可以接替父母的工作,叫做“接班”,还有的落榜生通过社区组织的招工信息找到工作。当然,也有一部分落榜生会学习各种技能,自己创业。

  据李天宝介绍,他落榜后整天在街上游荡,街道委员会的领导看见了,跟他父亲说,这孩子得找份工作,否则成了社会闲杂人等,会出问题。事实上,一个城市的年轻无业者过多,城市的犯罪率就会升高。以北京为典型的中国大城市里,除了用降低录取线让更多的人上大学外(很多年来,北京市的高考录取率都保持在70%上下),政府通常会把安排落榜生就业当作重要的社会稳定任务来抓。

  80年代初,中国百废待兴,岗位缺人现象严重,高考录取线虽然也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社会分层,但大体上,大学生和大城市的高中毕业生可以各谋其事。

  到80年代末期,改革开放后,一部分落榜生没有大学生失去“铁饭碗”的顾忌,开始从事粗放工业或第三产业,他们中有的人一夜暴富,成了时代的弄潮儿。这之后的很长时间里,高中时考上大学的同学提起他们时大都心态微妙。但毕竟在社会资源占有方面,落榜生普遍比不上大学生,待市场经济制度在中国确立之后,大学生的优势又逐渐显现出来。

  山东省青岛市19中教学主任孙琳告诉记者,80年代,青岛只有20%的人能上大学,然而,1994~1996因为委托培养的情况出现,一度达到80%的高峰比例(现在基本回到50%左右)。

  与此同时,中国的社会职业教育逐渐兴起,一部分怀着大学情结的落榜生上了职业大学或民办大学。但中国的职业教育基本沿袭普通教育的办学模式和思路,许多学校以升学为目标,教学以考试为指挥棒,职业教育与实际需要相脱离,培养的毕业生不被市场所接受,就业率极低。

  1999年,以青岛为例,大多数落榜生还是选择继续上学或者复读,复读考不上就想别的办法,比如先念个专科,然后再升转本科——而很多职业资格考试(如司法考试和注册会计师考试)都有本科文凭的要求。

  但此时,中国的大学生就业形势,却一年比一年严峻,出现了大学生相对过剩的局面,大学生的就业期望值甚至比非大学生都低。所以,有观点认为,高考并不能像上世纪的后20多年里一样,能直接改变人的命运。

  尽管如此,从长远来说,落榜生比大学生的起点仍旧要落后。不能否认,在中国的大学,即使你什么都学不到,但仍可以通过这个平台占有一个相对优质的社会资源。★(实习生陈园园对此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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