获悉恢复高考的讯息，同学们激动得互相转告，生怕哪一个漏下了。之前一直进行的政治斗争突然骤然停止，失去了的同学、师生情谊也因高考的纽带重新缔结

　　我眼前的这张照片上，是一个勤学苦读的群体。他们年龄上下悬殊达15岁，却仍然把大学的时光共同比喻为“如花的青春”。他们是当年黔西县第一中学75届高中毕业班的学员：白卫红、姚崇亚、高亚丽、海山、周萍……从茫然跟风进行各种政治斗争活动，到响应号召上山下乡当知青，再回头重拾书本埋头攻读，这个过程已足以使他们中的任何一位变得成熟、理智、知性，并满怀希望、激情和抱负。

　　身材高挑、皮肤白净的姚崇亚着一身白大褂，处处不失一位医务工作者的本色。刚刚作了喉部手术的她尽管言语不多，却随时显露出那一届大学生特有的风采。知道全国统一恢复高考的时候，20岁的姚崇亚还在边远的乡旮旯里，白天挽着裤腿和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夜晚就着昏暗的煤油灯重新翻拣高考教材，埋头苦学。地处边远，消息闭塞，大多数考生都没有指导性书籍可以参考复习，主要靠自己的悟性和努力。那个时代里，她的不少“根正苗红”的同学通过两年的知青锻炼，已经在城市里谋到了工作，成为令人称羡的“工人”。她则在渺茫的等待中，撞上了高考这个足可以改变一生的“好运气”。姚崇亚参加高考的目标很简单，就是将来能够有一个居民户口，可以领取粮油补贴。在父亲的建议下，她填报了医学院校。“一方面是受我父亲本职工作的影响，一方面我觉得填报这种专业把握大得多。总之是想牢牢抓住这个机会，害怕错过了。”她说。

　　与她这种目标明确的风格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她的同学白卫红。这位从读书到参加工作都和她在一起的男同学性情率真、幽默开朗、还有一点玩世不恭。同在黔西县中心医院上班，同是副院长，他穿着休闲，黑色牛皮包吊在身后随着步伐一拍一打，像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中学生一样顽皮。他一见面就自己作介绍：“考上大学，改变命运，姚院长是孤注一掷型，我是命运垂青型。”

　　1975年以前，白卫红一直是个“政治跟屁虫”。特殊年代，教育也不正常，每天照例朗读或背诵几段毛主席语录之后，就是政治“实践”，即所谓“斗私批修”、“破四旧”。革命小将们的革命行动狂风乱卷，除了到“走资派”家里或者图书馆里查抄“反动”书籍，到处收集“阶级敌人”的反动言论外，还要揪斗、游行。白卫红家庭“成分”不好，入团、参加派性都被拒之门外。为了以实际行动表示自己的“革命”决心，他只能和海山、陈老二等同学一起，成天跟在“革命派”们的屁股后头“狐假虎威”。在那些被扭曲的岁月中，不少同学朋友因革命政见不同成为敌人。懵懵懂懂地度过中学时代，白卫红毫无例外地加入了上山下乡的知青行列，两年后回城，成为县五金厂工人阶级中的一员。

　　开考前夕，白卫红到贵阳出差，意外获得两份武汉1977年的高考试题。这两份试题成了他和同学好友们的参考复习提纲，也为重新唤回师生情谊和同学情谊帮了大忙。全国统考的讯息传来后，同学们激动得互相转告，生怕哪一个漏下了。当时黔西一中也及时开办了义务补习班，每天夜晚，为高考而奋斗的人们聚集在一中教室里加班补习。已经成了工人的白卫红起初没想过去考，临近开考的前几天，有人劝他说：“试试吧！坐起冠军打亚军，不用交报名费，考不上也没有什么损失。”他就去了。决定报名参加高考的时候，海山们已经复习完所有考试科目，他却连“韦达定理”这个名词都没弄懂。参加了几次补习班以后，他对自己的考试能力充满信心。顺利地过了考试关，白卫红与姚崇亚等几位同学一起考上了贵阳中医学院。“我们当时的大学同学年龄结构悬殊很大，20来岁的人占多数，最小的才15岁，大的有30多岁，有的人当时都已经组建了家庭。”白卫红说，读大学时思想很单纯，人朴素，但也不可避免地谈了恋爱。他大四时在别人的撮合下与昔日高中同学、后来在另一所大学读书的周萍确立了恋爱关系，并在毕业后组建家庭，幸福生活至今。他大学期间遗憾的事就是从来没有见过姚崇亚穿过花裙子。“我就觉得穿裙子的女生最漂亮，她身材那么好，总是不见她穿来看，太遗憾了。”姚崇亚禁不住笑起来。她补充说，花裙子不是每个女生都有的，但女生们无一例外都收到过情书。情书内容很革命，很隐晦，很小心翼翼。爱情就是各自抱着一本书，在树下说说话，在校园的道路上散散步。到了毕业，能在一起的一定在一起，相隔遥远的，也只能互道珍重。

　　大学时光是幸福的，有“同窗互勉风华茂”的珍贵情谊，有“共话前路搏浪急”的美好憧憬，更有“直挂云帆济沧海”的壮志豪情。多年以后，白卫红们组织了一次大学同学会，追寻往日的青春和风华。30年过去，青春虽逝，风华依在，当年的同窗已成为各行各业精英，每个人的人生乐章都到达最精彩的章节。

　　“为革命而学习，遵守纪律，热爱劳动；要看现实表现，不要看出身。”邓小平指示下起草的关于招生工作的政策性报告，彻底否定了“文革”中的极左路线，为当年数百万考生大开了公平之门

　　杨昌儒，贵州民族学院副院长、民族学教授，著有7本著作、60余篇研究成果，并在全国率先提出建立民族政策学学科。这位年轻时在教学管理上就以“铁腕”而出名的学者，其经历颇富戏剧性：考大学时一心想读中文，后来却读了政治；留校时想研究哲学，后来却阴错阳差研究民族学；当初上大学的理想是回中学当一位好老师，结果却成了民族理论研究学者。

　　考上大学之前，21岁的杨昌儒已经有了5年曲折经历。1973年高中毕业后，杨昌儒先是到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平塘县苗二河公社马坡大队冗塘生产队当知青，先是凭他的知识负责生产队的征粮工作，还在生产队的小学复式班里当过民办教师。1975年，“成分”很好的他获得推荐上大学的机会，不过后来这个名额被另一位“成分”更好的人占用了，他只得上平塘县师范学校就读。由于知识人才的极度匮乏，读书期间，他还到自己的母校平塘中学任代课教师。1976年毕业后，杨昌儒被安排到平塘小学工作，在生产大队的吊脚楼里，5个教师教5个年级的学生，木板房不隔音，鸡犬之声相闻。为了使学生们听得清自己的讲授内容，老师们不得不尽量提高声音，极像一群人关在房子里吵架。除了上课，还要参加政治运动，写宣传稿，刷标语，带领学生们上坡铲草“学大寨”。书籍是没有的，知识是贫乏的，学问是很浅的。找不到可学的东西，杨昌儒渐渐对前途产生怀疑。邓小平复出力抓教育后，明确“老三届”高中毕业生同样可以参加高考时，“很多人高兴得要死”，他却不以为然。他父亲对待这件事的态度却截然不同。这位当时非常稀缺的地方知识分子提着打狗棒，顾不上维护儿子为人师表的尊严，到处追撵他报名参加高考。

　　怀着矛盾的心情走进考场，他填报的志愿是贵州大学中文系。他根本没有想到，自己会因此走出大山，改变命运，成为一名享有相当声誉的民族学教授，并成为贵州民族学院决策层中的一员。

　　1978年，高考政策完全解冻，除了考试成绩外，考生几乎没有其他任何限制，中央意在选拔人才上“野无遗贤”，这一英明决策也因此永载史册。杨昌儒后来录取到贵州民族学院政治系，他的大学生活可以用“如饥似渴”来形容。在大学图书馆里，第一次看到那么多书籍，他高兴得不得了，厚厚的三大本政治教材他通读了两遍。进了大学才更体会到自身知识的贫乏。有一位哲学老师叫穆琨，讲课从来不用讲稿，可以滔滔不绝。还有一位老师记不清姓名了，精通形式逻辑学和西方哲学史。“他们知识相当丰富，各种见解和言论也非常精辟。听其讲课可以忘记时间，不知疲倦。当时这种老师不多。”

　　高考是公平的，没有考上大学的那一批人，此后“出息”者寥寥。多年以后，杨昌儒们才陆续了解邓小平关于高考政策的大胆“破冰”。“为革命而学习，遵守纪律，热爱劳动；要看现实表现，不要看出身。”在邓小平指示下起草的关于招生工作的政策性报告，彻底否定了“文革”中的极左路线，为当年数百万考生大开了公平之门，并从此惠泽一代又一代人。

　　1978年的高考，是新时期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肇始，是中华民族繁荣强盛的起步。对于个人来说，则是人生命运的重大转折，是从迷茫中醒来的清晨

　　接到我的约访电话，贵州文学院副院长、文学评论家苑坪玉显得很热情：“行啊行啊！我正好也有些话想说说。”

　　苑坪玉祖籍辽宁锦州，出生在北京，6岁随父母到贵州至今，算是个地道的贵州人。1969年，苑坪玉毕业于贵阳花溪中学(现花溪清华中学)。所谓初中毕业，其实正经一天书也没有读过，每天除了搞所谓的革命运动批斗老师外，就是互相揭发：比如谁谁吃忆苦饭时偷偷地吐了，谁谁偷看女生洗澡了，谁谁又偷贫下中农的包谷了，谁谁又偷偷搽花露水抹雪花膏了。刚刚进入青春期的少年们还在似懂非懂的年龄，特别热衷于揭发男女同学“好了”这样的事情，一堂课下来，大家互相吵得脸红脖子粗，事实上许多事情越争论反而越糊涂。

　　就是这样的初中，苑坪玉也只上了一个学期，就跑到乡下姐姐家帮助带小孩去了，毕业前夕才又回到学校。1970年，苑坪玉参加工作，在贵州大学校办工厂当工人，很是神气。不过即使在大学里，学习知识也不是什么光彩的事，特别是看文学名著，还得搞地下活动，时刻提防被别人发现。有幸的是，可以通过志同道合的朋友们悄悄地借到一些书。在被查封的图书馆里，偶尔也可以偷出几本好书来看。当然，那个时代不是想看什么书就能看什么书，而是能得到什么书就看什么书，速度又极快，仿佛囫囵吞枣，看得很杂。也是在此期间，借助相比之下政治斗争气氛较为宽松的大学环境，他知道了马克·吐温、欧·亨利、托尔斯泰、高尔基、莫泊桑、肖洛霍夫等世界大家，不过因为政治和生活联系非常紧密，同龄人们受当时苏俄文学的影响最大，再往后接触到苏联的解冻文学，逐渐开始了反思。

　　在此期间，有一个人给大家的印象很深，这个人是军代表赵恩华。对人们学文化，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甚至还主动为大家隐藏书籍。形势稍有好转，赵就首倡校厂工人开办夜校，并请下放到厂里劳动的大学老师为大家上课。这为苑坪玉们日后顺利考上大学打下了很好的文化基础。赵文化水平不高，如此尊重知识文化，真是令人感动。

　　1977年的高考是在特殊形势下的特殊决策和举措，当时由各省自己命题，考试时间不统一，并且还有政审、职业、年龄等因素的限制，相当一部分人仍然被拒之门外，这使经过一考并落选的他对第二次考试失去信心。同厂好友赵豫连拉带劝地帮苑坪玉报了名，并因此成为他这一生永远不能忘记的恩人。

　　1978年，苑坪玉考进贵州大学中文系汉语言文学专业，这一年他26岁。他们全班共有112名学生，有的此前是拉板车的无业青年，有的是来自部队的营连干部，有的还曾互为师生，可谓济济“超级大班”。此时文革刚刚结束，政治气候还不很稳定，学习环境却已相当宽松。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新时期真正开始，师生们的政治热情和学习热情一起高涨，大家如饥似渴地学习新知识、新思想，边学习边创作，还组织了文学社团“春泥社”，参办文学刊物《这一代》等。对这些活动，校方一直从爱护的角度进行引导，倘若不慎出了点什么差错，老师们还主动承担责任。以致在校四年，师生间成为一生相交甚笃的朋友。

　　苑坪玉记忆最深的一位老师李烨教授，据说是一个高度近视、又瘦又矮、貌不惊人的老头。他教先秦文学，授课旁征博引，这对知识储备良莠不齐的学生们来说，学起来非常吃力。这使一些很受文革遗风影响的同学感到不满，以为老先生只知晓些之乎者也的古董，对新知识、新思想一定不甚了了。一次，一个年轻气盛的同学以马克思经济学价值论反诘李烨先生的古文化论点，满以为此举可以难倒老先生。不料李老先生就其所引用的话，滔滔不绝，一口气背了近两分钟的《资本论》，震惊四座。返观近期某些师德沦丧者，苑坪玉无限感慨：“受这些学识渊博、历经磨难却仍满怀忧国忧民赤子之心的知识分子的培养和教导，我至今倍感荣幸！”

　　同时代人的命运从此因高考而改变，令经历者永世难忘。2007年贵州大学校庆，苑坪玉的同班同学袁仁庆代表学生发言。发言结束时，这位越说越激动的同学含着热泪情不自禁地高呼：“贵大贵大，中文七八！”很可代表那一代“七八”学子的由衷感情。

　　1982年毕业以后，几经努力，苑坪玉考进贵州省作家协会工作。许多人想象不到，他一个年轻的大学毕业生，能够与当时中国文坛上名声响亮的蹇先艾、何士光、叶辛等著名作家一起共事，是何等荣耀和激动。在作协，苑坪玉多年从事文学理论研究工作，发表出版过《艺术生产论》、《明清文学现象点评》等论文论著。而他最感骄傲的成绩，是无论在何种情况下，自己从未昧着良心胡说八道过。

　　几十年过去了，文学渐呈边缘化，他感慨良多：“我记得纪念改革开放20周年时曾写过一篇《活下来的冯幺爸》的评论文章，借以张扬何士光先生当年的小说《乡场上》在中国改革开放进程中的重要社会作用和中国文学史上的长远生命力。追求精神生活的人们始终离不开文学，《乡场上》的‘冯幺爸’永远活在坚持改革开放的人们心中。”

　　苑坪玉和他的同学们，以及所有七八级大学生这一代人，是改革开放的直接受益者，也是改革开放的直接参与者和见证者。他们中的不少人，比如当今中国学界领袖陈平原、朱学勤，经济界领衔人士屠光绍、李东生，文艺界“大腕”张艺谋、罗中立等，则成为中国发展的创造者。有人说：高考改变了这一代人的命运，这一代人又改变了中国的命运。

　　诚哉斯言！(记者：陈俎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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