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部为筹划编写《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征集意见，抛出20个问题，其中“高中取消文理分科的必要性和可行性”一条引起广泛关注和讨论。2月，规划纲要工作小组成员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称，就该问题征求意见，和将来是否一定会在规划纲要中作一个明确规定，没有必然联系。3月，教育部官员在两会期间透露，规划纲要将在今年8月前后向社会公布初稿，届时将对该问题有表态。

　　显然，这已成为一个非常切近的议题。其间逻辑，关涉重大，记者就此专访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刘东。

　　现代社会必须进行知识的分科，又必须警惕和限制这种分科的负面效应

　　中国青年报记者(以下简称“记”)：关于中学是否取消文理分科，近来议论很多。但以我的观感，绝大多数只是“意见”。各方意见的充分表达，不是坏事，然而若是以此掩盖了对该问题本质的逼问，则有遗憾，甚至贻害。

　　刘东(以下简称“刘”)：你这个概括很到位！这句话的潜台词是，意见可以代表立场，代表印象，代表好恶，代表投票的倾向，但意见却不是论证，不是理性反思，因而没有底气，也不大靠得住。——这正是问题的关键！现在政府刚一发问，人们马上就忙不迭地竞相发言，显然没有经过仔细的沉淀，打个比方，简直有点像是电视抢答。

　　记：中学文理分科被诟病已久，这次很像是“被允许”公开射击，于是各种弹药一股脑儿打到了这个靶子上。其中用得最多的子弹，也是取得最多共识的，大概是某种关于通识教育，或者说博雅教育的想象。

　　刘：可问题也正好出在这儿。依我看，无论发问者还是抢答者，所谈论和理解的通识教育或博雅教育，恐怕都正好暴露出他们本身就没怎么受过这样的教育。不客气地说，这也包括最近被两会记者追问的大学校长，甚至尤其是他们！不信你查查口碑：自从他们空降到学校以后，真替那里的文科干过什么实事么？所以说到底，这都还是些理工科出身的，而且在他们受教育的年代，中国已经没有什么像样的文科了。正因为这样，他们最多也就能想象到这一步——会背三百首唐诗的杨振宁！

　　记：看来，尽管希望取消文理分科的想法，表明已经意识到了病患，但仅仅强调文理不分家，还不能治愈我们的教育。

　　刘：即使觉得不怎么舒服，也不能胡乱吃药吧？更不能闯到药房里，要把那里的药见样吃一片！所以如果真想治好疾病，而不是讳疾忌医，就应当既去研究病理，也去研究药理，然后再对症下药。

　　记：或许我们首先应该先问一问，文理分科这样的现实究竟是怎么形成的？

　　刘：其实分化和爆炸，在描述现代知识的发生时，简直就是同义词。正因为这样，在知识剧烈爆炸和增长的现代社会，分科就是必然的发展趋势。人类的知识不光是要文理分科，即使在文科内部和理科内部，也是不断要分化下去的。所以，真正需要解决的问题，就不可能是应否取消分科，而只能是何时分科最佳？或者说，就当前的情况看，是否应当对学生们延迟分科？

　　记：知识分科既然有这么强的合理性，那为什么还总被人骂，而且被骂的那么罪大恶极？

　　刘：骂当然还是要骂的，可以提高对其负面效应的警惕！试想一下，如果人类社会可以无障碍地复制自己的成员，让每个成员都能全息把握发展至今的全部知识，或者退一步说，至少也让他们可以每人得到一台功能无限的计算机，随时搜索到任何现成在手的知识。那么，当代社会科学所面对的几乎所有裂痕与隔阂，都会顿时迎刃而解。可惜的是，由此所需的提供教育的成本，或者提供机器的成本，同样会变得无穷大。正因为这样，我们还是不得不回到现实，来忍受各种教育的落差和信息的不对称——即使我们已经知道，人类迄今的几乎所有冲突和不公，都和这种教育的不对等有关。

　　记：对于这一点，以往的思想家们，提出了怎样的解决方案呢？

　　刘：按我刚才那番话的逻辑，思想家自身也是信息不对等的，由此也就可以想见，他们也不可能提出最终的解决方案，无非是见仁见智罢了——当然从他们的口中讲出来，已经是更深刻的片面！正因为这样，我们就更要在他们的思想中间，进行小心翼翼的平衡。比如说，涂尔干的社会分工理论当然相当重要，却又必须用马克思的异化劳动概念去平衡，从而达到这样的认识：虽然无法逃避高度职业分工的现代社会，也没有必要否认它对于社会发展的积极功能，但与此同时，却必须警惕它的各种负面作用，特别是它对于人格成长的妨碍。所以，关键还是要认识到，现代性已经把我们逼到了两难的境地，正如我以前指出过的，“正像现代社会的日渐发展偏偏是以现代人格的日益局促为代价的一样，现代学术的普遍进步也正是以每个学者之治学领域的不断逼仄为代价的”。

　　记：你的意思是不是说——必须进行知识的分科和劳动的分工，这是现代世界的大趋势，但与此同时，又必须警惕和限制这种分科与分工的负面效应，这也是现代世界的大趋势？

　　刘：正是如此！越来越仰赖于这种分科的知识，又越来越受害于它，这正是现代人的宿命。正像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在《风险社会》一书中指出的，在当今的时代，正因为风险变得越来越大，而对每一种风险的理解，又都超出了普通人的理解范围，只能为特定的专家所掌握，我们就不得不在各种问题上，无论是食品、污染还是疾病，听从各种专家的意见。然而当我们把命运交给别人时，却又发现那些所谓专家，其实也是信息不完整的，经常发布矛盾的警示或医嘱，更有甚者，他们还会受到各种权力的支配，向我们掩饰实际遭遇的风险，使我们最终积攒的风险变得更大！

　　记：在这样的窘境中，更让人怀念像达-芬奇那样的全才。虽然说，这样的全才在任何时代都更属于梦想，但毕竟人们当年还敢做那样的梦！

　　刘：正是这样！我刚刚写完一篇文章，其中重新评价了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和汉学家列文森对于儒家“君子不器”观念的批判，他们认为这种无所不包又样样业余的追求，构成了突破中国传统的主要障碍。但他们却不知道，其实孔子提倡“不器”的前提，恰恰是除了理想中的君子之外，其他集团和阶层都已然被逼“成器”，被各自有限的社会分工角色，限定成了器物般的死板之物，各执思想的一偏而难以交流。其实，放眼西方的教育史，之所以出现对于通识或博雅的吁求，也是出于同样的困境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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