必须单刀直入地挑明：一旦取消文理分科，配套地也要更新文科概念、改进文科教学，以凸显作为未来社会基础的公民文化

　　记：看来把中国的中学教育乃至大学教育的弊端，简单归咎于文理分科，还是一种不求甚解的做法。不过，对于那些急于进行操作的人来说，我们现在的这一番谈古论今，是否会显得迂远了一些？

　　刘：其实恰恰切中要害！实际上，只有在既认清了病根，又研究了药理之后，才有可能真正对症下药。一旦达到了这种认识，再来面对那种“非此即彼”的问题——高中阶段究竟应该继续保留还是取消文理分科，人们就会不屑于进行电视抢答了。相反，他们会一脚把球再给踢回去——要我们回答这样的问题，就必须首先告诉我们：在作出文理不再分科的改革决定之后，还有没有下一步的配套举措，哪怕只有一个配套的临时腹稿也罢！

　　记：你这么一说，恐怕是碰到目前拟议中甚至是正在施行的不少所谓改革措施的要害了。比如就曾有教育专家自信满满地“提醒”公众：这次的《规划纲要》，前面有“改革与发展”来定义，注意，是把“改革”放在前头！我记得你对改革与守旧，尤其是教育领域的改革有过专门的分析。

　　刘：你是指我最近发表的那段话吧？——“如果这种行为从一开始就定错了目标，或者更有甚者，如果这种行为从一开始就没有定下目标，只是随波逐流地走一步算一步，那完全是有可能‘摸着石头过不了河’的！”记：根据规划纲要工作小组收集到的信息，目前意见呈现两极化：高中学生和家长赞成维持现状的多，高中教师也多数赞成维持现状，而大学教师和一些教育研究者则赞成取消分科。即，当事者赞成维持现状，“旁观者”主张取消文理分科。你如何评价这种意见的分化？

　　刘：这种分化当然在意料之中，一边是从应考的现实出发，另一边则从教育的理念出发。然而正如我们开宗明义就指出的，这样一种要么简单反对、要么简单支持的立场，还是向上峰提供对策的做派。实际上，基于上面进行的分析，更实事求是也更眼光长远的回答，理应是这样的：如果此项改革预示着一整套系统工程，而接踵而来的改革还会推出，那么当然应该全力支持。这意味着，社会上主导性的文科概念将会大大改进，不仅包括更新了内容的人文学科(文学、史学、哲学)，也将包括当今人类社会不可须臾稍离的社会科学(政治学、法学、社会学、人类学等)。这样的改革举措，必将造福于子孙后代，因为作为未来社会基础的公民文化，就将从我们的教育内容中呼之欲出！

　　记：恐怕事态不会发展到你所畅想的那么远吧？

　　刘：然而改革，哪怕是仅仅一小步的改革，也都是需要远见的！不管改革者是否清醒意识到了，他所发动的社会工程，都势必是一项系统工程，也就是说，无论在事后被动接受，还是在事前主动争取，后边那队多米诺骨牌，肯定还是要一张张倒下的。在这个意义上，改革事业就不能光是跟着触觉走，甚至不能光是跟着感觉走，而要在心中有一张理性的蓝图，哪怕这张蓝图随着事态的发展，总要不断修正和调整。

　　记：这是不是意味着，如果你所希望的那种更新文科概念的配套举措尚不在议程之内，那我们还不如不要采取急切的措施，不要急于“一锅煮”地把高中文理分科取消掉？

　　刘：还是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改革既是一门科学，又是一门艺术。前者意味着，对于改革成本是可以估算的，如果一项举措虽有些微的收益，其成本仍然大于收益，那显然就会得不偿失了。后者意味着，应当学会像下棋一样多看几步，要是手中这招看似无关紧要的闲棋，虽未挑明必会带来一套组合拳，却势必诱导出步步紧逼的积极发展，这就是值得尝试的。不过，九九归一，在改革过程中最怕的就是鼠目寸光，不管有意还是无意，总是视而不见这项事业的系统性和总体性——要知道，正如政治体制改革不能被简化为行政体制改革，否则就会徒劳无益一样，现在这种取消文理分科的设想，只能当成进一步推动文科改革的动力，否则不仅不会得到多少好处，原有的弊端还会被放大！

　　记：怎么会这样呢？

　　刘：我们已经反复讲过博雅教育的意义，可知过多和过早地偏科于数理化，肯定是有其负面效应的。以前有一句俗语：“学会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现在可以把它改正成“光学数理化，走到哪里都褊狭”。然而话说回来，现行的理科知识至少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如果以此为标准进行考试，要比用现行的文科内容更能验出智商，而不是单纯的背诵功夫。也正因为这样，尽管有很大的局限性，但一直作为大热门的理科考场，总还能甄选出智商相对较高的学生，让他们作为科学技术的后备军，投入到经济的腾飞中去，支撑中国的现代化事业。由此就必须单刀直入地挑明：如果在文理分科取消以后，还是一如既往地传授现在这样落后的文科，从教材到师资、从主旨到方法，都不能有显著的改善，那么这样的改革就等于是，又把以往至少还可以部分避免那些落后文科内容的考生，逼上了死记硬背的绝路，而他们如果实在是背不下去，也就只有放弃升学和深造。这样一来，物质资源的浪费倒在其次，关键是很可能反而浪费了宝贵的人才资源啊！

　　记：看来这个问题还真得费点斟酌！

　　刘：那可不是！为此我最后要来提示一下：如果两种政策都不怎么好，那么在一般情况下，旧的不好都要好过新的不好。这是为什么呢？——是因为旧的不好尽管一上来也同样不好，也造成过很多弊端和阵痛，然而历史主体却是活生生的，他们会在不断试错的经验世界里，逐渐摸清如何抑制(或部分抑制)它的坏处，甚至经过创造性转化和诠释，反而能悄悄地变害为利。我把这种经验主义意义上的变化，看成在社会的自然磨合过程中，不经意出现的暗自体现着群体智慧的代偿机制。而正由于这样的代偿机制，在以往的历史进程中，乃是司空见惯的常事，我们就必须从心里明确：只要是一刀切的有意识行为，特别是来自上方的生硬行为，往往天然就带有负面的效应，要求我们必须谨慎再谨慎！因此，如果暂时还没有看准病症，那么先让病人去施行保守疗法，至少比忙不迭地要给他开刀放血，更让人放心一些。说实在的，以往由于干点事太费劲，麻烦事往往都是拒不改革造成的；而现在，改革已成为主流意识形态，天然就属于政治正确，所以更多的麻烦事，反而都是由于匆忙改革和胡乱改革造成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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