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南通6月1日专电  (通讯员徐凌  张卫斌  驻苏记者朱金龙)近年来，海峡两岸不少高校提出了努力迈向世界“一流大学”的响亮口号。然而，什么是世界“一流大学”却是众说纷纭。5月30日至31日在南通大学召开的第九届海峡两岸通识教育学术研讨会上，台湾通识教育学会名誉理事长、台湾大学人文社会高等研究院院长黄俊杰教授对目前“一流大学”的考评指标提出批评。他认为，首先必须厘清“一流大学”的内涵，才能校正办学方向。

　　目前“一流大学”的考评指标主要是人才培养的数量、发表论文的总数和影响因子等。黄俊杰认为，这一指标体系存在的问题是：完全以定量指标为主，忽视定性指标；强调科技发展重于对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和教学；重视大学研究功能远甚于教学功能。从而导致了大学治理重机制轻氛围，重“可操作性”而忽视“不可操作性”。他说，如果按照现行“一流大学”的考评指标去努力，不仅会出现如孟子所说“缘木求鱼”，而且“后必有灾”。

　　黄俊杰认为，世界“一流大学”应有的内涵，至少包括三部分：

　　一流大学应致力于知识的创新。19世纪以后，大学作为知识创新场所的功能特别受到重视。但人文社会科学的大部分学科以及最深刻的论著，在现代大学完全受到自然科学研究方法以及运作逻辑的支配之下，常常不能获得关爱的眼光。从这个角度看，大学“知识创新”的范围应当适度扩张，并重新定义。

　　一流大学应参与学生生命的成长。大学在致力于知识创新与传播的同时，常常无力承担甚至放弃协助学生生命成长的教育责任。在现代大学的教研活动中，很少触及“生命的价值与意义”等内省性的课题。现代大学的教学活动“外驰”远大于“内省”，学生的价值意识多半处于沉睡状态。

　　一流大学对于社会生活中的不公平不义应有批判的能力和节操。中国教育传统中本来就有知识分子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传承，强调以学问援济天下。但是现代大学普遍出现知识商品化的倾向，对“一流大学”应有的风格伤害至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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