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四大导师”
气度识见
梁启超1920年底以《国学小史》为题，开始在清华园里系统地讲学。这50多篇讲稿，他后来从中挑选了6万字结集成《墨子学案》出版。有这样的前缘，当清华国学研究院成立时，被延请的四大导师里面他第一个欣然允聘。
1925年9月国学研究院开学，梁启超在《清华周刊》第350期上发表了题为《学问独立于清华第二期事业》的文章，第一次透彻地谈及清华设大学部和国学院与中国学术独立之关系。他说，为时势便利计，希望清华最少有以下三种学问的独立：第一是自然科学——尤注重生物学与矿物学；第二是工学；第三是史学与考古学。清华后来的发展，基本循了这条轨迹。
他入清华园时52岁，在个人声誉和社会影响力上已过了他的全盛时代，但生活仍自律刻苦，无论冬夏每天5点起床，工作10小时。他在清华的斋门前挂有一牌，“除研究生外，无要事莫入”。如果偶然有人来访，谈话时间也不能超过1个小时，给人感觉他十分严苛。其实和国学院其他3位导师比，梁启超对学生倒是最不吝赞誉奖掖，而对自己常有内省。他为潘光旦批改作业，写下这么一段话：“以吾弟头脑之莹澈，可以为科学家；以吾弟情绪之深刻，可以为文学家。望将趣味集中，务成就其一，勿如鄙人之泛滥无归耳。”王力作毕业论文《中国古文法》，他在批语里给出了“卓越千古，推倒一时”这样盛赞的词句。姜亮夫当年从北师大研究科转考清华国学院，知道消息时已经过了考试时间，他试着写了一封信给梁启超说明情况，希望得到补考机会，结果过了几天他就得到清华教务处的面试通知。梁启超不但对一个素未谋面的四川学生来信妥为处理，还亲自见他，为他出题考试。
国学研究院的学生都是自费，生活拮据者多，梁启超就想办法为他们找些生计，比如让学生给他发起创办的北京松坡图书馆编写目录，做“提调”(头目)的学生可以拿到五六十元一月，其他的人也有二三十元收入。据和他关系亲近的学生周传儒回忆，先生每天晚饭后一定写字，他的大字每个能卖大洋8元，每月可得两三千元。先生写字的时候，他常在身边持纸，先生写好后，由他报题什么上款，先生最后也记不清是谁叫他写的，所以帮人向先生求字并不难办。
在清华园，梁启超的演讲极富个性。他口才很好，学生回忆，先生召见时往往自己滔滔不绝，而不让学生讲话。演讲时他却习惯先写好讲稿，然后以浓墨亲笔抄写在宽大的宣纸稿纸上。在演讲时，他随时引用作品，大部分能背诵出来，偶有卡壳，他就用手指敲打自己的头，等上一会儿，大部分又记起来。在周末的师生同乐会上，他还即兴表演过大段背诵《桃花扇》，能一字不差。
入国学研究院后，他很想把自己的学术精力集中在治史方面。1925年9月，他开讲“治史方法”和“要籍解题及其读法”，秋冬开始讲《中国文化史·社会组织》篇。入研究院授课仅半年多，梁启超就发肾病住进协和医院手术，被错割一肾，此后两年一直是抱病讲学和著述。1926年春，他准备继续写作《中国文化史》，已经拟定的提纲分3部29篇，包括朝代、种族、地理、政制、舆论及政党、法律、军政、财政、教育、交通、国际关系、社会组织、服饰、考工、通商、文学、音乐等180多个章目。这个有百科全书气派的写作计划，被郑振铎感叹为“著书的胆力足以‘吞全牛’了”。
“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究竟是梁启超还是吴宓向校方力荐陈寅恪为研究院第四大导师？至今好像也没有确切的定论。陈哲三教授在台湾撰文说是梁启超向校长曹云祥推荐，曹问他是哪一国的博士，梁回答不是博士，也不是硕士。问有什么著作，梁说也没有什么大作，文中最著名的一句话是梁说：陈寅恪虽然没有专著，但他写的寥寥数百字比我的全部著作还有价值，如果清华不请，外国的大学也会请他。曹云祥听了，这才登门礼聘。而据吴宓日记中所写，是他向校方推荐了好友陈寅恪替补。他们1919年在美国哈佛相识，留学时期就是密友，吴对陈的学问始终折服，他曾写信给国内朋友，“谓合中西新旧各种学问而统论之，吾必以寅恪为全中国最博学之人”。
陈寅恪真正到清华履聘已是1926年8月，国学研究院开课近一年后。学校聘他时，他还在柏林大学研究梵文、藏文和佛经，并为购书短缺款项伤脑筋。为让陈寅恪能早些到校，吴宓请求校长曹云祥给予资金资助他购书，最后曹同意先预支几千元薪金，兑成美元后汇至柏林，陈寅恪这才得以处理完欧洲的事情，于1925年12月起程回国，半年多后到了清华报到。学校安排他住在赵元任隔壁。在欧洲时就交好的赵元任夫妇进城替他买了家具，尚未结婚的陈寅恪则把住宅让出一半给赵元任家用，生活也由赵夫人一并打理。他身体弱，冬天要穿两件皮袄，有学生对这个细节印象很深。后来赵元任敦促他恋爱结婚，原因就是不能再让太太一人照顾两个家。
在研究院，陈寅恪主讲《西洋人研究东方学的目录学》、《金刚经》。他的课要求学生知识面广，特别是讲有梵文翻译的《金刚经》时，他引印度文、巴利文、梵文等十几种语言，用比较法来讲，有些学生只能听懂三分之一，就尽量多记笔记。而在他做了国学研究院的导师后，有一段时间仍每周进城两次，向人学习西夏文和蒙古文。这些文字都成为他治史的工具。对佛学在中国的地位，他的见解超乎众人：“自宋以来，佛教已入中国人之骨髓，不能脱离。惟以中国人性趋实用之故，佛理在中国，不得发达，而大乘盛行，小乘不传。……”
陈寅恪喜欢做对子，时常以此和人玩笑。有次学生们到他家中拜访，高兴之余，他说送给大家一副对联：“南海圣人再传弟子，大清皇帝同学少年。”众人大笑。这副对子巧妙地嵌入了国学院两大导师的经历：梁启超是南海圣人康有为的弟子，王国维入清华前曾做过逊帝溥仪的南书房行走，也算是大清皇帝的老师。
王国维死后，遗书中命将他的书籍交给陈寅恪和吴宓二人整理。陈、吴也向他遗体行三跪九叩的大礼。这一场面，在清华国学院成了学术传承的象征。1928年夏，清华正式易名为国立清华大学，陈寅恪任中文、历史、哲学三系合聘的唯一教授，同时为中文研究所、历史研究所开专题课。陈寅恪从15岁起长期在日本和欧美留学，治学方向又冷僻，受聘时确实不为国内学界所了解。1927年后王、梁先后去世，赵离校，四大导师中剩他独撑研究院，终成为清华学派中为人瞩目的重要人物。
文理会通
国学研究院“四大导师”里，赵元任最年轻，当时33岁，比晚到校的陈寅恪还要小一点。他是1910年考取清华庚款第二批直接留美的学生，所以后来一直以清华为母校。1924年他回国任教前在法国考察学习一年，同在法国的蔡元培曾极力邀请他去北大，但他还是坚持要应清华之聘。
在清华期间，赵元任予人的印象是奇才博学，诙谐有趣。语言学家陈原在《赵元任年谱》序中尊他为中国现代语言学的开山之祖，也是一个人文学者——“我在这里使用‘人文学者’这个语词，更接近当代美国学术界给Humanities(人文学科)所定义的学者：既非纯粹的自然科学家，又非传统的社会科学家，确实多学科交叉或跨学科的学者，既尊重人的价值、训练人的技能(科学的技能和艺术的技能)，又富于人情味和人道精神的学问家。”1922年商务印书馆初版《阿丽思漫游奇境记》是他翻译的。《国语留声片课本》是1921年他亲自到哥伦比亚唱片公司灌录。广为传唱的《叫我如何不想他》由他谱曲。国语罗马字拼音也是他和“数人会”学者首创，为20世纪50年代制订的汉语拼音方案奠定了语言学的基础。他曾跟朋友们说《阿丽思漫游奇境记》多半是他在卫生间里翻译出来的，告诉女儿研究语言学是为了“好玩儿”，以致他的大女儿赵如兰暗自揣测：“我真弄不懂他怎么会有时间作曲——也许是在他剃胡子的时候？”
赵元任1892年生于天津一个官宦之家，9岁后随父母迁回老家常州。在南京读完江南高等学堂的3年预科后，1910年，他到北京参加了清华游美学务处的庚款留学考试。多年后他在《自传》中详细记录了这次考试的科目：“上午考国文，题目选自《孟子》：‘不以规矩，不成方圆’说。下午考英文作文，三小时。然后等五天，如果以上两门合格再准继续参加考试。27日考代数、平面几何、希腊历史、罗马历史、德文或法文。28日考物理学、植物学、动物学、生理学、化学与三角……”他得了第二名，比同批考取的胡适和竺可桢等人都要靠前许多。他所受到的新学教育，和之后清华留美预备学堂的毕业生相比并无逊色。他到美国后的求学经历，也是清华所倡导的“通才教育”的完美成果——他的学问基础是数学、物理学和数理逻辑，最后却于语言学的成就最大，被认为是“中国语言学之父”。
赵元任在康奈尔大学主修数学，兴趣却宽广，从1912年5月29日的一篇日记中可以看到，他在数学外选修了多门物理学课程以及哲学、语言学的课，如《现代哲学发展史》、《逻辑学与形而上学课堂讨论》、《语音学》等。到大学四年级时，赵元任被教授告知他同时具备申请数学或哲学研究生奖学金的水平，结果从数学系毕业的赵元任改做了哲学研究生。读研后，他对语言学的兴趣越来越大，和胡适一起用英文撰写了系列文章在《中国留美学生月刊》上发表。此时他对音乐的研习也达到了很高程度，课余一直选修《和声课》和《对位课》，学习作曲。之后几年，赵元任先后求学于哈佛大学和加州大学柏克莱，始终保持着对哲学、物理和数学的研究，以致在1919年完成学业后，康奈尔大学提供给他这个哲学博士的教职竟是物理学讲师，而他也乐于接受。一年后，清华学校(1920年还没有改制为大学)邀请他回国，教授的学科又一变为数学。赵元任在清华教代数和英文，常到胡适家里长谈的却是音韵学和国语罗马化问题，就跟他们在康奈尔大学读书时一样，因为文字改革在“五四运动”前后是知识分子最关心的话题，它所蕴含的社会意义有一部分已在学术之外。
赵元任会通中西文理的博学，在英国哲学家罗素来中国讲学期间有了一次表现。1920年10月到1921年7月，罗素辗转上海、杭州、南京、长沙和北京各地讲学，赵元任被“借”去做翻译近一年。因罗素讲学将涉及高等数学、逻辑学、哲学和教育，内容相当广泛，蔡元培、蒋百里等人都觉得别人很难胜任翻译工作，唯有元任先生最适合。为罗素做翻译十分忙碌，但就在这期间，他还同时完成了《阿丽思漫游奇境记》的译书，交付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其实元任先生进行这次翻译，不是一般的文学译作，他是在进行一种试验，语言的试验，文字改革的试验，文学革命的试验，也是不同思维的文学作品移译的试验。”多年后陈原对这本译书如此评价。
1920到1921年，这是赵元任被国学研究院聘请为导师之前的另一段清华生活，很短暂。1925年后，他们一家人在清华又住4年。赵元任和夫人杨步伟个性都活跃，最不爱整天说规矩话，衣着或行动也都受人瞩目，清华园里有关他们的回忆多半都是快乐而好玩的。赵元任总穿西装，有时也以长袍搭西装裤。杨步伟是教授夫人中少有的留过学的人，爱穿洋装丝袜，每天开车进城买菜。两个女儿六七岁，王国维的女儿王东明记得她们“漂亮又活泼，是全院最出色的孩子”。他们家里请客，就像现在的自助餐，让客人拿了餐具从桌上自取，叫做“立取食”，吃一次饭，被请的人回来要议论好半天。
赵元任朋友多，写信占用不少时间。于是他干脆将信的内容做成文字幽默的笔记，用英文写，每隔一段时间就编成一本小册子，印了寄给国内外好友。他称小册子为“绿信”，因为封面是绿色的。这些已经不仅是私信了，除了报告近况，还会谈到自己的思想过程，考虑了什么学术上的问题。1921到1925年，他基本每隔两年编寄一册，颇有规律，3册之后中断了数十年，直到70年代才又续上，第六册还未写出就去世了。1921年3月19日发出的第一封“绿信”共20页约6000字，印寄164册；1923年4月15日发出的第二封绿信，40页，1.5万多字，印发240册，他在里面谈到语言学、国语罗马字拼音以及音乐的谱写方法，很像是一本学术交流杂志，笔下却轻松诙谐。
1921年8月赵元任再度赴美，回哈佛大学做讲师，这次开的两门课是哲学和中国语言，他的研究重点也逐渐转向语言学和语音学。1925年回国为清华国学研究院“四大导师”后，他正式将中国语言学和语音学作为自己的主攻学术方向。
国学院于1925年9月9日开学。除了4个导师，还有研究院主任吴宓和讲师李济。学程分普通演讲和专题研究两类，普通演讲为必修，研究院的学生每人至少须选定4种，专题研究则是“就一己之志向、兴趣、学力之所近，选定题目以为本年内之专门研究”。赵元任第一年开出的普通演讲有《方言学》、《普通语言学》、《音韵学》等，指导学生进行的专题研究则包括《中国音韵学》、《中国乐谱乐调》和《中国现代方言》等题。姜亮夫回忆他讲声韵学和其他老师的考古声韵学有很大不同，主要是描写语言学，即用国际音标的发音方法运用到汉语声韵学中来。后来为著名语言学家的王力1926年考入国学研究院，专题研究题目为《中国古文法》，指导老师是梁启超和赵元任。据他的回忆，当时全班32人，只有他一人跟元任先生学习语言学。1982年王力重新影印出版论文《中国古文法》，在序中提到两位导师的不同方法：梁启超先生对他的论文多加赞语，而赵元任先生正好相反，“他用铅笔小字作眉批，专找我的毛病，其中最严厉的一句批评的话，就是：‘言有易，言无难。’这六个字后来成为我的座右铭”。赵元任这样批评王力的原因，是因他在论文里讲到“反照句”、“纲目句”的时候，加上了一个“附言”说：“反照句、纲目句，在西文罕见。”元任先生批的原话是：“删附言！未熟通某文，断不可定其无某文法。言有易，言无难！”
在清华国学院4年，除教授学生外，赵元任重要的学术活动一是讨论国语罗马字拼音方案，另一项就是汉语方言田野调查。他是中国第一位用科学方法做方言和方音调查的学者。1925年9月26日，刚从法国取得博士学位回国的刘半农在赵元任家发起成立了聚谈音韵学的“数人会”，在京成员有刘半农、钱玄同、黎锦熙、汪怡、赵元任和林语堂。赵元任夫人杨步伟说王国维本来也想加入，但还没正式进来就出事了。“数人会”的意思，是取隋陆法言《切韵序》中的一句话，就是“吾辈数人定则定矣”。这6个人大致每月聚两次，3个月后，他们“以北京音系为国音”的建议被教育部国语统一会同意采用了；一年后，“数人会”即讨论拿出了“国语罗马字拼音法式”稿本。刘半农还是他作现代音乐的伙伴，两人词曲唱和了《教我如何不想他》等艺术歌曲。1934年刘半农去世，赵元任作了一首传诵一时的挽词：“十载凑双簧，无词今后难成曲，数人弱一个，教我如何不想他。”
1927年9月，清华国学研究院确定由赵元任主持汉语方言实地调查工作，第一次调查对象为吴语，范围包括江苏的东南部跟浙江的东北大半部。据《赵元任年谱》：这年10月到12月，赵元任带领助手杨时逢日夜兼行，搭火车、汽车，坐小火轮，几乎有站的地方都停下来调查，有时一天跑4个地方。他们旅行两个多月，记录了吴语区33个地方的方言，访问了200多人。为了准确记录音调，在当时还没有录音设备的情况下，赵元任就随身带一个“滑动音调管”，用来与发音人声调相配。1928年，他以调查材料写成的《现代吴语的研究》由清华国学研究院印行出版。由于他们是用国际音标记录实际语音，印刷厂没有音标字模，他就和助手杨时逢用手画成表格，再做影印。这是中国第一部用现代语言学方法研究方言的著作，也是现代汉语方言学正式诞生的标志。
而关于赵元任令人惊异的语言天才，有好多故事。比如被胡适写到文章里的，说他跟随罗素旅行讲学时，一路上学会好几种方言，走到哪个地方就用当地的方言翻译，逼真程度令听众都错以为他是同乡。1928年做粤语方言调查，他到广州两个星期后，就能用广东话演讲。一次在清华园的周末同乐会上，他给师生表演《全国旅行》，从北京沿京汉路南下，经西安、兰州、成都、重庆、昆明等地，再从上海折回北京，每到一地他都用当地方言介绍名胜和特产，一口气说了近1个小时，听者捧腹。他还有倒说英语的本事，先用录音机把一句话录下来，之后反转放出来，他便模仿这种倒话，录好后用录音机倒放，听起来又是正常的话了。本来他只是在试验一种语音分析，结果被人传成了神奇的本事。
1928年10月中央研究院史语所成立，史学、语言、考古及人类学三组分别聘请了陈寅恪、赵元任和李济为主任，全都来自清华国学研究院。第二年3月，赵元任一家就搬离了清华园。此时国学院已基本停办了，他辞去清华教职，但仍在清华兼课。■
(部分参考书目：《清华同学与学术薪传》、《追忆王国维》、《追忆梁启超》、《赵元任年谱》、《陈寅恪年谱》、《清华旧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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