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联生活周刊2011016期封面

1947年，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同学结伴秋游八达岭

20世纪50年代，“一五”计划期间，清华大学的学生们外出实习

　　大学梦想与君子之道

　　清华基因

　　君子以自强不息

　　◎苗炜

　　“我外公和外婆是1937年8月17日那一天坐船离开上海，去欧洲留学的，那时淞沪会战已经开始，船是从上海租界出发的，留学生在船上都能看到上海的炮火，他们很多人都是哭着离开。我们可以想象，他们对国家的感情，他们一定要学成回来建设祖国。”高晓松谈起他的外公张维、外婆陆士嘉时说。张维1937年考取第5届中英庚子赔款公费生，先在帝国理工学院土木工程系学习，后在德国柏林高等工业学校学习。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他继续留在德国，1941年与留学德国的陆士嘉女士结为伉俪。“我母亲就是1942年出生在德国，当时盟军已经开始轰炸德国，我外公外婆在‘二战’结束后辗转返回中国，1947年来到清华。住到了胜因院，隔壁就是梁思成、林徽因，后边就是金岳霖。”

　　胜因院，位于清华校内照澜院西南、新林院西，1946年抗战胜利之后建成，取名胜因院，大概是因为西南联大期间清华曾租用昆明圣因寺为校舍，改“圣”为“胜”，也有纪念抗战胜利的寓意。

　　从建校开始，清华就与战事有着密切的关系。1910年12月，游美肄业馆更名为清华学堂，1911年开始教学和考试，各地选拔之英才要经过甄别才能留洋或留校继续学习，淘汰率接近10%。1911年8月的招生考试，共4场，第一场考3门功课，第二到第四场共考10门功课，除中文和历史外，考试均用英文。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各地纷纷响应，清华学堂原定10月16日新学期开学，因辛亥革命，外事紧急，开学仪式暂缓，大量学生开始自行离校回家。当时正在清华学堂求学的吴宓在日记中写道：“日来警报纷纭，一日数起，闻之殊令人惊惶异常。现北京各报，已为政府禁止登载各省乱事，以故一切详情难得确知。”而后，美国公使致函清华学堂美国教员，称无法派兵守护清华园，学校中的美国教员或者进城居住，或者返回美国。清政府挪用这一年的退还庚款去弥补军费，清华学堂的经费来源断绝。11月8日晚，校方宣布：“本学堂暂行解散，现仅余存款三千金，当分给诸生作旅费各谋他适，计每人可得二十元，明晨发给。凡职员、学生人等，统即于明晨搬出。”1912年5月1日，停顿了半年的清华学堂重新开学，返校学生有300多人。此时，这所学校的英文名称已悄然变化，Tsing Hua Imperial College中的“帝国”两字不见了。清华在清廷统治下只有一个学期，但追溯这所学校的兴办，又不可避免地留有一个老旧帝国的影子。“清华之立，其源实导自庚子拳匪之乱……四万万人之膏血，清华所以成立之原素也。”在这所学校建立之初，她就承担着一份特殊的使命。“将来中国之命运，殆全操诸留美学生之手。而清华实为留美学生之制造厂。质言之，清华学校与将来中国之命运，实为莫大之关系。关心中国前途者，对于清华已往之历史，盖不可以忽焉者也。”

　　曹禺的《雷雨》是在清华大学图书馆里完成的。“我感谢‘水木清华’这美妙无比的大花园里的花花草草。我走出图书馆才觉出春风、杨柳、浅溪、白石、水波上浮荡的黄嘴雏鸭，感到韶华青春、自由的气息迎面而来。”如曹禺一样，肯定有许多青年在山坡上躺下看蓝天白云，在体育馆草地的喷泉喝足了玉泉山引来的泉水。在紧张的学业之余，这所大学以体育强调学生健全体格和男子气概的培养，以辩论演讲培养学生的修辞和民主精神，让学生领略自由开放的态度，以文艺生活培养学生的高尚品性，以服务社会来表现对社会及不幸同胞的关怀。曹禺在这里演戏，爱上了古典音乐也爱上了一个姑娘，学习英语德语，看莎士比亚和契诃夫。然而，这里并非世外桃源。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他和同学们办起了《救亡日报》，而在1933年他即将毕业之时，日本军队占领了山海关、进攻热河，曹禺在古北口慰问29军将士。那时的毕业班可以享受一次公费旅行，钱稻孙带队前往日本，曹禺在东京、奈良等城市游览看戏，一面会惊叹于日本文化之美，一面也会念及故土上两国正在交战。

　　清华学子负有一种特殊的责任，这责任还是梁启超早年间的演讲说得尤为清楚：“纵观四万万同胞，得安居乐业，教养其子弟者几何人？读书子弟能得良师益友之熏陶者几何人？清华学子，荟中西之鸿儒，集四方之俊秀，为师为友，相磋相磨，遨游海外，吸收新文明，改良我社会，促进我政治，所谓君子人者，非清华学子，行将焉属？虽然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今日之清华学子，将来即为社会之表率，语默作止，皆为国民所仿效。深愿及此时机，崇德修学，勉为真君子，异日出膺大任，足以挽既倒之狂澜，作中流之底柱，则民国幸甚矣。”梁启超以《易经》中的两句话来定义他所说的“君子”——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这后来成为清华校训。在清华大礼堂的二楼，曾经悬挂“寿与国同”的横匾，人们从清华这小小的一隅，看见积弱的古老国家救亡图存过程中的曙光。而梁启超也清楚地论述了个人、大学教育与国家的关系——“英美教育精神，以养成国民之人格为宗旨。国家犹机器也，国民犹轮轴也。转移盘旋，端在国民，必使人人得发展其本能，人人得勉为劲德尔门，即我国所谓君子者。莽莽神州，需用君子人，于今益极，本英美教育大意而更张之。”

　　如果说英美大学的理想之一是认识真理，让学生成为理性之人，而清华大学的理想包含着救民济世的情怀，那么她潜在的一个目标是让国家认识真理。“我很小就听到外公、外婆讲梁思成、林徽因的事迹，讲金岳霖，他们的价值观是从历史中走来的，不会为一时一事的得失所改变，他们知道目前所经历的都是历史的一个片断，他们努力让国家认识真理，我理解他们的幻灭与坚持。”高晓松说。这位歌手将在清华百年校庆之时，为母校送上赞歌。■

　　清华的种子

　　1921年4月，《清华周刊》10周年纪念号，校刊的编辑写道：“学校一个时代的精神如何，就看校长的态度怎样。我们不必细究周寄梅先生的履历，确实我们承认他是有宗旨、有计划、有理想、有希望的人。清华以前享有的盛誉以及现今学校所有的规模、层层发现的美果，莫不是他那时种下的善因。”

　　主笔◎鲁伊

　　时间，大约是1911年的某个夏日。北京城外，西直门到海淀的石板路上，清脆的铜铃声和嘚嘚的蹄声中，两个西装革履的人，正骑着驴子迤逦而行。

　　那些迎面而来，驮着干鲜果品进城贩卖的乡农，或许会对两人那当时在北京西郊仍不多见的衣着投以惊异的眼光。但要不了几年，海淀的贫妇乞儿就会对如此打扮的人司空见惯，并且机灵地凑向前去，滔滔不绝地说着别处所听不见的恭维之辞——“先生，您将来做校长。”

　　这两个人的目的地，是距北京城20里外成府村东北的一处本已废弃多年的园子。本地土著管这儿叫“小五爷园”，因这400多亩地，原是道光皇帝赏给第五个儿子奕琮的赐园。可惜，他的儿子载漪在1900年庚子之变中，于园内聚义和团民设坛举事。最终的结果，载漪被发配新疆，永不叙用，而园子，也被内务府收回，不过十年光景，因无人打理，便已围墙残破，户牖不存，只余园中桑树山茶，对着那块咸丰皇帝手书的“清华赐园”的匾额，寂寞地开了又谢，谢了又开。

　　倘或花木有灵，恐怕万万不会想到，命运的流转轮回，让这座因庚子而废的园子，又会因庚子而兴。仅仅是又一个10年之后，这里便会成为生活在满是“令人呕吐的臭味和不堪入目的街景”的老北京城内的学生们心目中的世外桃源。“如果一位高等美国人旅行到北平，觉得北京饭店的抽水马桶不行，上西郊去，一定可以满意而归。那儿什么都齐全：邮政局，电报局，银行，使皮鞋脚变成猫脚的软木地板，蹬不碎的玻璃地板，大理石的游泳池和厕所……南方大学生做梦都想不到的。那巍峨的屋子啊，简直是——有皇宫般庄严，而比皇宫舒服，有洋房的各式优点，而比洋房美丽。”1936年的《宇宙风》杂志上，有人这般带着点酸意的调侃。而早在这之前的1920年，访问北京的英国哲学家伯特兰·罗素便已惊叹：

　　“一进校门就可以发现中国惯常缺少的所有美德都呈现在眼前，比如清洁、守时和高效……所见到的任何一件东西，都让我感到完美。”

　　清华之立

　　促成这一改变的源起，是一笔为数“一千零七十八万五千二百八十六元一角二分”美元的款子。

　　庚子之变后，1901年签订的《辛丑条约》，清政府以海关税、常关税和盐税作为担保，向英、美、日、俄、法、德、意、奥八国赔款白银4.5亿两(约合3亿美元)。其中美国分到的赔款占全部的7.4%，共为美元“二千四百四十四万又七百七十八元八角一分”。

　　台湾学者苏云峰在翻检从上世纪70年代起陆续解密的美国政府档案时发现，事实上，早在条约签订之时，当时的美国总统麦金利(William Mckinley)、国务卿海·约翰(John Hays)和订约全权代表柔克义(William Rockhill)便已清楚，美国在义和团运动中的实际损失仅为1165.5万美元，余下的1278.5万多美元，“原属过多”。

　　第一个发现其中猫腻的中国人，是时任驻美公使的梁诚。1905年1月，当与海·约翰交涉庚款赔付细节问题时，海·约翰无心之中透露了庚款超索的真相。梁诚当机立断，不再纠缠于以何种方式给付赔款的细枝末节，转为向海·约翰请求退还超收的庚款。身为1875年留美幼童的梁诚更想出了一个既可获得美方之欢迎，也可为中国造就无穷人才的方案。在当年4月10日致外务部的信中，梁诚写道：

　　“似宜声告美国政府，请将此项赔款归回，以为广设学堂，派遣游学之用。在美廷既喜得归款之义声，又乐观育才之盛举，纵有少数议绅或生异议，而词旨光大，必受全国欢迎。此二千二百万金之断不致竟归他人掌握矣。”

　　然而，梁诚的方案却并未能得到当时最有影响力的北洋大臣袁世凯的支持。在袁看来，这笔钱应当“用以整饬路矿，作为举办学务之成本，即以所获余利分别振兴学校”。尽管1908年5月25日，美国国会联合会议就已经通过了将超收庚款退还中国的议案，而担任外务部总理大臣的庆亲王奕劻也在答谢公文中表示“体会新近贵国总统希望鼓励我国学生赴美入学校及求高深学问之诚意……此后当按年派送学生到贵国承受教育”，但直到这年底，袁世凯派特使唐绍仪出访华盛顿时，仍试图交涉以庚款为抵押借款开办银行。一如既往，美方显然对这个方案毫无兴趣。唐绍仪得到的答复是——必须坚持派遣留学原议，否则退款之事将拖延无望。

　　两种主张背后的两种力量，长达数年的角力之后，以光绪、慈禧的去世画上一个句点。1908年11月，溥仪登基，载沣摄政，袁世凯被解职。以庚款用于教育的阻碍不复存在。1909年，宣统元年，外务部和学部于7月10日会奏，在北京设“游美学务处”，附设“游美肄业馆”，以周自齐为学务处督办，唐国安、范源濂为会办。两个半月后，外务部上奏折“拟建游美肄业馆恳恩赏清华园”：

　　“查有西直门外成府东北清华园旧址一区，方广约四百余亩，尚存房屋数十间，卉木萧疏，泉流映带，清爽高旷，于卫生最为合宜，且与京张铁道路线仅有半里，往来亦称利便，以之建筑讲堂、操场、办事室、图书馆、教习寓庐、学生斋舍，庶几藏修游息各得其宜。”

　　两天之后，奏折得到批准。设在史家胡同里的游美学务处，紧锣密鼓地招考头两批留美学生，并在几乎未经任何培训的情况下匆匆派遣至美国的同时，几十里外的清华园内，开始大兴土木，“将围墙先行修建，然后将各项工程次第举办”。

　　通往海淀的垂柳官道上，两名骑驴人中，较为年长的那一个，便于这前后初次光顾清华园。

　　他叫颜惠庆，1909年时在外务部新闻处工作，原本的职责，是主编英文版的《北京日报》。然而，担任游美学务处督办的周自齐此时正在紧锣密鼓地筹备赴英参加英皇乔治五世加冕典礼的各项事宜，而唐国安也即将赴欧美考察，均无法分心兼顾游美肄业馆的繁杂事务，曾经当过驻美使馆二等参赞并参与庚款交涉的颜惠庆因此成为襄理此事的最佳人选。据《民国人物列传·颜惠庆篇》记载，从1909年秋天到1911年春天，只要身在北京，颜惠庆每周均需赴郊外预定校址筹备处办事两次。“雇小驴骑以代步，出城后取捷径前往，可节省时间二小时。”

　　不过，颜惠庆为这个园子带来的最大贡献，却是骑在另一头驴背上的那个年轻人。

　　颜惠庆第一次见到他时，他还不过12岁，是一个茶商的独生子，刚刚被送到颜惠庆执教其间的上海圣约翰书院读书。他很聪明，又极其勤奋好学，终日伏案阅读英国名著，故此英文造诣甚深，哪怕写一封普通的信函，也都用字精当，文笔典雅。正因如此，尚未毕业时，他就已经被聘任为书院的英文教员，更协助颜惠庆一同编著了中国第一部英汉大辞典《标准英汉双解大辞典》。1907年，他自费留美，先后就读于耶鲁大学和威斯康星大学，随即于1910年9月归国。作此清华园一游之时，他刚刚参加完清廷留学生考试，授进士，点翰林，与詹天佑、严复一样，成为一名带有浓厚时代特色的“洋翰林”。

　　这时的颜惠庆，在外务部渐次升迁，时间也开始变得紧张起来。1910年12月21日，清华园房舍已就，“游美肄业馆”正式更名为“清华学堂”。1911年4月1日，468名在京待命的考取学生第一次聚至清华园中，举行开学仪式。频繁往返于海淀和内城之间对仍需在外务部履职的颜惠庆来说，已经成为不可能的任务。于是，他便也效法两年前的周自齐，想到了荐人以代的主意。

　　几乎是第一时间进入颜惠庆视野的，便是自己的这个得意门生——还有谁能比一个在美国大学里获得过教育学硕士学位的人更适合参与管理一所全面模仿美国学制的留美预备学校呢？

　　这个人，姓周，名诒春，字寄梅。多年以后，他的学生会充满敬意地称他为“寄师”、“寄公”或“老校长”。然而再过上几十年，这个名字又会为绝大多数的人所遗忘。以之为关键词搜索，跳出的网页，“被遗忘的清华老校长”赫然在目，实在是一种双重的讽刺。

　　历史如青铜器，后人只看见它锈迹斑斑的古雅模样，对之大发思古之幽情，却忘记了，想象常常代替了真相。而在以风流轶事主导的历史叙事里，一个人说过什么，往往比一个人做过什么更加重要。

　　完全是出于机缘巧合，在梳理清华的百年历史时，我们在故纸堆中发现了这个频频出现但如今却很少被人提及的名字。而当我们进一步的翻检搜索当年的文档记录，却发现，正是这个长久以来消失在公众视线中、被有意无意遗忘了的人，奠定了令这所因国耻而生的学校深刻影响中国百年现代化进程的“清华之格”。于是，我们决定追随他的人生轨迹，并以之为线索，展开我们探访清华的旅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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