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科技大学的三位教授从深圳的南方科技大学逃跑了。他们找了六七个理由逃了。这些理由的根据就是香港科大学的一整套方法和理念。很显然，这是错误的。因为这不是在香港，而是在深圳，尤其是在中国(一国两制嘛)。比如，教育部管不了香港，但是可以管深圳。所以，南科大就不会是“香科大”。尽管，“香科大”是个榜样，是个方向，是个目标，但绝不是唯一。

　　南科大肯定要有自己的特色，而且是中国特色。从这个角度说，在中科大做了10年校长的朱清时来建设南科大，最为合适不过。所以，2009年他从深圳市长王荣手里接过聘书，全国人民都是看好的。

　　深圳是中国的奇迹，南科大也一定是中国的奇迹。深圳当年一穷二白，用了短短一代人的时间，用日新月异、天翻地覆的变化和成就，证明了中国的将来就是这样的。那么中国的教育呢，尤其是高等教育呢？希望就寄托在南科大身上，南科大成功了，中国教育就成功了，“钱学森之问”就有答案了。这应该就是南科大所肩负的历史使命。

　　南科大应该就是一张白纸，要绘就世界一流大学的美丽图景，深圳责无旁贷，教育部责无旁贷，中国责无旁贷。深圳有这个能力，教育部有这个气魄，中国有这个决心。原因很简单，中国教育积弊很深，泱泱大国，人才济济，可就是不能让人才脱颖而出，大多数人才最终变成了庸才和蠢才，甚至是“坏才”。

　　就拿中国教育的行政化来说，这一点最为诟病的就是教育的目的背离了“发现人才、培养人才、尊重人才、人尽其才”的规律，变成了“做官”，一切唯行政官员马首是瞻，教育政绩集中在各种各样的面子工程上，楼越盖越高，文凭越来越滥，就连专业也越来越想当然。什么“诸葛亮班”、“新闻发言人班”，除了制造垃圾和胡扯蛋，还会有啥意思？九年义务教育的第一特征就是均衡，均衡之中扎扎实实做好基础教育，学生在百花园中自然茁壮成长，有大树有小草，和谐健康，各有各的梦。可实际呢？又是实验又是外国语又是示范又是特色，一派乌烟瘴气，让义务教育大打折扣，变得名不副实。

　　都来“做官”的教育肯定是走向穷途末路的教育。官僚主义害死人。好不容易读了个博士，可以为人类的未来探路做贡献了，结果就有“博士直接任副处级官员”的广告，于是读博士就是为了弄副处，成为许多人堂而皇之的首选。不知道那些“博士副处”夜里做恶梦不？难道千辛万苦做学问，到头来就是为了做官？事实也证明，我们所谓读研(微博)读博的遴选制度也是靠不住的，读研读博未必就是最优秀的人才。

　　写到这里，就想起南科大那45名学生，拒绝高考(微博)做得漂亮。他们是经千挑万选进入南科大的，11岁到18岁不等，但无疑都是佼佼者。我们必须承认，在智育上，人才是万里挑一的，虽然有爱迪生、爱因斯坦、比尔盖茨那样的“漏网之鱼”，但毕竟每个人在初露锋芒之时就被伯乐发现，这太重要了，千里马主要还是靠教育制度才会最给力。这45名学生选择南科大是可敬的，也是幸运的。他们已经在接受着院士、教授的倾心培育；即使面临不测，朱清时校长也会为他们的明天负责到底，因为这些孩子就是可造之才。

　　风风雨雨，自打南科大诞生那一天起，就争论不休、风波不断。第一点，似乎是“不经风雨怎见彩虹”，非要让南科大遭受够磨难才会成世界一流；第二点，但凡南科大的新闻，就那么几点，不是“去行政化”，就是“教授治校”，或者“自授文凭”，就是没有南科大到底遇到啥具体问题让人们关注支持的；第三点，南科大似乎就是“朱清时”了，一人独舞，一人独跳，一人独唱，这肯定不正常，一人之力怎么会让南科大成为世界一流呢？所以还有第四点，香港那几个教授撂挑子很不人物很没水平，万事开头难嘛，朱老先生舍得一把老骨头吃苦受难为的啥？不就是回答“钱学森之问”吗？不就是要让中国教育改革起来有个标杆和示范么？这才叫“奉献”，而且是“无私”的，古今中外都会讴歌的一种伟大精神啊。

　　开弓没有回头箭。南科大已成为离弦之箭。在深圳腾飞、中国进步之路上，南科大成为世界一流不是梦。只不过眼下当务之急是，南科大不能让朱清时一人独舞，应举全国之力，要人给人，要力给力，要政策给政策，甚至是有人出人，有力出力，变一人独舞为众人合舞，就像当年制造原子弹一样，什么样的奇迹中国人创造不出来！

　　作者：朱永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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