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临川学校二年级的同学们排队准备上体育课。 孙亚男/摄原标题：为“北漂”考生探路
执笔：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 李玥
在北京市昌平区一所大学校园里，有一所租来的学校。这里有450名非京籍学生，年级分布从小学到高中。这些孩子和他们向往的大学生活，只有一道铁栅门相隔。自2012年创办以来，这所名叫临川学校的地方，一直被非京籍学生家长视为入学的希望，是“全北京独一家”的存在。
在北京这座人口超过2000万、拥有众多学校的特大城市，中考、高考均未向非京籍学生开放。
作为一种探索，临川学校最初只为江西籍的在京学生，提供完全按照江西省高考自行命题方向的教学实践，后来又扩展到非江西籍的在京孩子。
“这是一个探索、一种尝试，我只是想让北漂的孩子能够像当地孩子一样正常上学，正常中考，正常高考。”10月的最后一天，学校创始人胡雨龙从沙发上站了起来。他戴着眼镜，身穿深蓝色西装，系着条纹领带。这位看起来儒雅的男子，一说到关键处，忍不住激动地挥动手臂。他执笔写的校歌里宣告着“向前的洪流不可阻挡”。
7年前，胡雨龙调到江西省抚州市驻北京办事处工作，老乡都叫他“胡老”。此前，他是该市临川区教育局局长。
在他初到北京时的一次老乡聚会上，有位开着豪车、能呼风唤雨的企业家向他大倒苦水。“物流业做得很大，业务量在亚洲都排得上号”，但只有一件事能让他低头认怂。因为没有北京户口，这位企业家面临艰难的选择：要么放弃事业带女儿回老家读书，要么放弃亲情让女儿独自回家乡上学。
这次聚会，让胡雨龙感触颇深。后来，这名前教育局长发现，只要老乡凑到一起，话题都离不开“上学”。
2000年后，北京开始提高非京籍儿童入学门槛。2010年，北京市普通小学招生人数里，近一半为非京籍学生；初中比例降至30％；而到了高中，非京籍学生仅剩10％。根据有关规定，非京籍考生无法在北京参加高考。
对于为北京带来景德镇陶瓷、安义门窗、吉安菜品和资溪面包的40万江西人，“能让子女在北京接受教育”成为刚需。一些家长选择职高或费用高昂的国际学校，但更多的人只好把孩子送回老家读书，成为留守儿童。即使靠“拼爹”留下借读，返回江西高考时，又要面对与北京教材完全不同的试卷。
在另外一次饭局上，围绕非京籍学生能否在北京上学、高考的话题再次展开。
“我再有能耐，也解决不了孩子上学问题，政策何时才能放开？”胡雨龙的非京籍老乡端着酒杯一饮而尽。
“北京教育资源有限，放开门槛那还不得崩盘？”手握北京户口的老乡拍着桌子反问，陈述僧多粥少的现状。
饭桌上狂风骤起，胡雨龙左右为难，两边各执一词，他都能理解。有人把他推向风口，提议由这名曾经的教育局局长亲自操刀办一所学校，解决江西非京籍孩子上学问题。
“与其等待政策变化，不如探索出一条能够实实在在解决问题的新路子。”他重重拍了一下沙发扶手，“上为政府分忧，下为百姓解难。”
在北京江西企业商会的鼎力支持下，他决定“用行动终止这场毫无意义的口水战”。
胡雨龙也短暂拥有过北京户口。上世纪80年代，他曾在中国人民大学(分数线,专业设置)读书。毕业后，他选择回到江西老家。2004年他执掌临川教育局。临川一直被江西学生奉为“读书的圣地”，临川一中、二中声名远扬，“不亚于北京四中、人大附中在北京的地位”。
“虽然还是要回原籍高考，但把临川的学校搬来北京，就能让江西籍学生享受亲情的同时，还能享受家乡的优质教育。”长期从事教育工作的胡雨龙用手轻轻点着膝盖，对自己熟悉的领域充满自信。
在高一（1）班的教室里，贴在后面的成绩单格外显眼，黑色水笔大大地写着每个人期中考试进步的名次，许多人都比两个月前刚入学时前进了不少。语文课上，老师正引导大家思考“我们为什么需要学习鲁迅”。
25名同学被分成几个小组讨论，“正直”“敢说真话”“不妥协”等词语纷纷蹦出来。“勇敢面对现实”，有位同学高声说道，又很快捂了一下嘴。
“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鲁迅的这句话，胡雨龙常说给自己听。不管多艰难，他决定走出一条路来。
在北京城1.6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找场地这件事轻而易举地难倒了他。为了满足获批筹建的条件，2011年一整年，他天天泡在网上找线索，平均每天跑2个地方，大兴、房山、顺义通通找遍。
“就差密云没去了。”他掐着指头算着。因为舍不得花钱，这个驻京办负责人常常靠地铁和公交车出行，一趟就要花三四个小时。而在临川，这位曾经的教育局长想要落成一所学校，只需“大笔一挥”。
就在2011年，北京针对非京籍儿童入学管制开始加速，先后关停24所民办打工子弟学校。胡雨龙想为非京籍学生争取一个座位。
办学许可证申请下来了，但争取来的资金却“掉了链子”。因为办学校没钱赚，看不到立竿见影的回报，最开始的5位投资人里，有2位撤资。开办学校的4年里，始终没有实现收支平衡。很多家长觉得每年2万多元的学费“有些贵”，但这些收上来的钱“够房租就不够给老师发工资”。
那段时间，他靠跑步解压，这是胡雨龙上大学时摸索出的放松法。一到晚上，他就换下白天穿的西装、皮鞋，套上一双舒服的运动鞋，他习惯了在黑夜里摸索着向前奔跑。
胡雨龙的行为打动了一名江西省领导。“我们派老师援疆、援藏，为什么不可以派老师去北京教育我们的孩子？”为了保证师资力量，这位领导专门批示，将派往北京临川学校的教师作为抚州市派驻教师，保留公办教师身份，“让外地的江西学生感受到家乡的温暖”。
这名前教育局长聘请临川一中老校长卢国兴出山，在各重点中学招兵买马，一些老师被这项“为江西娃娃好的创举”吸引，10多人的教师队伍很快集结。
然而2012年临川学校开始招生时，仅有70位学生。投资人劝他“别办了”、“亏不起”。
“哪怕只有5个人、10个人，也要办！”胡雨龙的回答斩钉截铁。这种坚持，就像他读大学时，曾独自一人从北京海淀区徒步去长城一样，即使再难也不停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