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8月，张英作出了她人生中一个重要的选择——放弃稳定的工作，陪儿子读高三。
晚上10点放学的场景同一时期，杨金梅夫妇一狠心关掉了在北京开了十几年的门窗店，跨越了大半个中国，陪高中的儿子回到江西老家。
王芳菲放弃了“30万年薪”副总的工作，操起十多年没摸过的锅碗瓢盆，陪独生女儿度过高三这一年。
而早在8年前，席雯就辞去小学教师一职，带着3个孩子，从广东一路北上。陪读的她送一个孩子上了大学，眼下还剩下两个孩子。
来自四面八方的她们有着一个共同的目的地——有约万名学生的临川一中。这个地处江西中部的中学，每年近4000名的高考生中，有二三十名学子考入清华北大，最多时占全省清华北大名额的三分之一，被称为“神话中学”。
学校所处的上顿渡镇也因此被激活。这座小镇因为工业稀少而天空湛蓝，目前在镇上发展最快的产业是房地产。在临川一中三个大门外，分布着一圈冠以“锦绣前程”“一品世家”“名人公寓”“学府世家”之名的小区，防盗窗上悬挂着“包吃包住”的条幅。每年开学那几天，上百名房东在学校门口举着牌子，就如在火车站接人一样，寻觅租户。
围着“巨无霸”学校辐射开的，是牛奶店、果蔬摊、杂货店、书店、快递店、理发店、通信服务网点……所有的店铺与学校的作息保持着同呼吸般的运作。
在全校万名学生的身后，是数千个陪读家庭。她们被称为现代版“孟母三迁”。这些“陪读家长”有着共同的口号——“一切为了孩子”。
“孩子是上战场的士兵，我就是后面炊事班的班长”
4月22日清晨6点，天空已经明亮，3个孩子的房间静悄悄，张英的手机闹钟已经响了。她常常比闹钟醒得还要早，这是来陪读的第一天“落下的毛病”，生怕错过了孩子起床的时间。
9个月前，她辞了工作，从相距200多公里的县城赶来，专门照顾升入高三的儿子小林和另外两个同乡孩子的饮食起居。
盛满三大碗粥，剥好水煮鸡蛋，睡眼惺忪的3个孩子才打开房门，一个接一个地去洗漱，吃早饭，离开家门。
张英家租住在临川一中新校区北门附近，离学校只有一墙之隔，从四楼的阳台上望出去，可以看见学校的食堂、体育馆和宿舍楼，也可以看见学生从蛛丝密布的巷子、楼门走出来，像无数小溪流汇入大海一样，汇入这所学校。
这是4月一个平常的早晨，但对张英而言，距高考又近了一天。尽管家里没贴出高考倒计时，她总能准确地回答出距离高考的天数。在她看来，高考是一场“战斗”，“孩子是上战场的士兵，我就是后面炊事班的班长”。
他们无需为洗衣服、做饭、洗碗这些琐事操心，也没细想要去哪座城市、读哪所学校哪个专业，眼下他们只有一件事情要做：学习。
在临川一中，学习这件事，被严丝合缝地安排进了学生的每一分每一秒。
学校的作息时间表就像一把小尺，让张英每一步行动都要卡在合适的时间，精确无误，才能保证孩子不落后一分一秒，即使周末也不能停转。
此前从事文书工作的她，为此专门写了一张“注意事项”的纸条，贴在厨房门口。在她偶尔需要回原单位办事时，需要用这张单子提醒来代班的妹妹。
在这张列着时间的小纸上，每一步都必须与学校的时间表保持在10分钟之内的差距。这意味着，中午12点放学后，12点10分必须做好“三菜一汤”放在饭桌上；下午5点15分放学后，必须在5点20分保证饭菜上桌。
因为到了饭点，除了少数学生在食堂吃饭外，几千名学生会从教学楼涌出，向东南北三个门走去。在摩肩接踵的人群中行走缓慢，3个孩子要花近10分钟才能回到一墙之隔的家。
看着潮水般的人流，住在北门外第一排楼房的张英才觉得，自己租这个房子是“很英明很实惠的”，虽然她有时会抱怨自己住的这片区域是农民的拆迁房，没有形成小区化管理，20栋“握手”楼还经常停水。
与这片简陋的居民区相对的，是学校南门外的新式小区，有小区大门、围栏，样式规整的高楼间有绿色草坪。尽管“好坏”很大程度上是由房子与学校的相对位置来决定的。比如校门正对面的小区，就是“最好的”，其次是斜对面的。离学校越近，房租价格越高，最贵的一年租金两万多元，在这座人均GDP约3万元的小城里，房东“完全就是躺着赚钱”。
除了出租房屋、代管学生，在临川还有一种赚钱的方式——开出租车。
“抚州没什么流动人口，就是靠这几个学校。” 出租车司机老张说。一到放学开学期间，火车站汽车站到处都是人，“出租车拉都拉不完，一下就能走几十辆，一天顶3天。”
这座小城的人口密集程度也呈同心圆向外扩散，越靠近学校，人口越密集，离得越远，越荒凉。在一些小区的售楼处，都用红色的大字打出“学府”“名校”的名号。
高二学生家长郑楠告诉记者，她早在三年前就考虑在临川买房，当时儿子还在家乡读小学，家乡宜黄与临川同属于抚州市。
她打算，等儿子读完后，还可以把房子租给其他陪读家长。但丈夫没有同意，这个计划搁浅了。两年后，儿子顺利入学临川一中，“本来一套房子30多万元，两年的时间就多了10万元”。
“我们那个县，乡下的人来县城陪读，为了孩子把田都荒废了，到县里面来买房子。县里面的人就到市里买房，市里的人就到省城，每个地方都一样。”郑楠说。
“高考第一是状元，采访、上报、挂横幅，第二即使只差两分也不会有人记住”
送小林来临川读高中，是张英夫妇在孩子上初中时就设计好的路。为此，他们拒绝了留在原籍读书2万元的物质奖励。
在学校王安石塑像前的广场上，几张大红色的“喜报”栏从去年立到今年，上面列出2016年每一位考上清华北大学生的名字，以及考上外省重点院校的学生名单。
校长王昱不喜欢把自己的学校和衡水中学这类“超级中学”比较，他认为这是“片面地看到我们高考成绩好”，他更喜欢和记者谈论学校这几年大力举办的文体特色活动。
“片面地追求升学率，肯定是不合适的，”校长王昱说，“但是有升学率是一所学校的荣耀，真不是犯罪。一个学校如果连升学都管不好，它绝对谈不上素质教育。”
这座小城，曾走出汤显祖、曾巩等历史名人，但是家长更津津乐道于一串数字：2016年，江西省理科状元出自临川一中，38名学生进入清华北大，而清华北大在江西省招生的名额仅有166个。每年高考成绩出来，这个数字都会被地方媒体大肆报道。
这场逆袭以2002年为一个分水岭。在这之前，临川一中只是一所地方高中，四五千名学生以当地生源为主。2002年，抚州市成立了临川教育集团，将临川一中、临川二中和抚州一中三所学校纳入集团进行统一管理。据当时媒体报道，集团刚成立时，政府鼓励这几所中学面向全国招生，还成立专门的宣讲团四处扩大影响。2004年，12名学生考上了清华北大，随着名气的扩大，短短5年，包括复读生在内，临川一中已有11000人。
2016年考入清华大学(分数线,专业设置)的熊峰回忆，在他中考那年，县里前10名，都会接到临川一中打来的电话，提供免学费免房租的优惠政策。
在过去几年的临川一中，这些外地的优等生源往往会构成“喜报”上的主力军，在校长办公室里，一面墙壁的正中悬挂着一副牌匾——“得天下英才而教之一乐也”。
“临川一中都是看清华北大，不看一本二本。不是说每个人都为了考清华北大，可每年都有好消息出来，人家就会说，这个学校真的很好。”一位陪读家长告诉记者。
招租也打着类似的名号。有的专门将“状元楼出租”几个字放大，在括号中写着“如果考上状元，租用费用全免”。有一户人家，在阳台的防盗窗上挂上一条巨大的红色横幅，庆祝租在这家的小孩考上了北大。
张英租住的楼房，就是2008年新校区搬迁时，当地农民建造的。房东小王说，“学校开始造，我们也开始造”。还没修好门前的水泥路，就已经有家长过来住，这几年租户从未中断过。“我们希望学生考得好，这样就有更多人来住。”
这里流传着许多故事，有的人在这里待了八年十年，只为了把3个孩子都送去大学；有的人辞了年薪几十万的工作，陪孩子最后一年；两位来自别处小县城的学校老师，在高三那年，母亲请假一年来这里陪孩子读书，父亲留在家乡的学校为妻子代了一年课。在很多人眼里，全家再大的事大不过高考。
带着3个孩子陪读8年，把大女儿送进北京大学(分数线,专业设置)的席雯，就是“妈妈帮”里活生生的例子。
2008年，席雯辞去广东一所小学教师一职，带着3个孩子迁往临川。她讲到陪大女儿时，晚上洗脚水都要打好，让她边写作业边泡脚。有人说她“你太惯孩子了，以后自理能力很差”。
“她读书那么累，我帮她做一点有什么关系。”席雯毫不在意地说。不过她马上举例说明，自己女儿上北京大学后，会做菜，回家还会帮她带弟弟妹妹，“很独立”。
杨金梅的小儿子还在临川一中读高一，她就来陪读了。去年夫妻俩关闭了在北京打拼了十几年的门窗店，丈夫去了福建泉州打工，因为“泉州到抚州有直达的高铁”，方便看孩子。
她还记得，两人送儿子回来读书的那天，她看到许多家长在这儿陪读，问儿子要不要留下来。儿子心疼他们放弃生意，说“不要了”。杨金梅坐在车里，“眼泪一路从江西流到了安徽”。那天，儿子躺在床上，用一本书蒙着脸，她猜测孩子也一定很舍不得。
最后她决定陪读，是因为不愿小儿子重蹈大儿子的“覆辙”。大儿子从小在外婆家养大，初中读完就出来打工，“走到弯路上”了。
但她最近嗅出了一些危险的信号。相比学习，儿子更喜欢打篮球，看到崭新的球衣，“眼睛都发亮了”。然而刚刚过去的期中考试，一向数学成绩优秀的他竟然考了不及格。
这样的成绩会错失“零班”。而进了“零班”，就相当于一只脚踏入重点大学的保险柜。
进入高二，40多个班级会被分为“零班”、A班和B班。“零班”的学生将享受最好的教师资源，“连学习资料都是免费的”，高考时，由学校安排车接车送。
一位父亲称根据自己的长期观察，“下课后，如果这个班教室门口几乎没有学生出来玩，那就是零班；如果出来的不多，就是A班，出来一堆人，那肯定是B班”。
“零班”不是用牌子挂出来，而是敲打在每个学生，甚至每个家长的心上。
一位临川一中走出的学生在网络上写道，“零班”老师喜欢说，“我们缺的是清华北大，武大厦大之类学校谁考上对我们不重要”“高考第一是状元，采访、上报、挂横幅，第二即使只差两分也不会有人记住”。
王芳菲的女儿不在“零班”，“有时候女儿回家会说，你们这些大人，早就把我们分成三六九等了。”但这位爱读龙应台作品的母亲安慰女儿，“你走完人生该走完的路，以后不会后悔就好。”
因为孩子没考好，杨金梅的丈夫着急地打长途电话过来，“儿子，难道我和你妈妈这样的选择是错误的吗？”重话一出口，他又有些后悔，偷偷打电话给老婆让她安慰一下儿子。
小林在文科“零班”就读，去年暑假，张英看到这块上重点大学的红榜，会和儿子开玩笑，“什么时候你的名字能写上去咯？”但是今年她从来不说这样的话，“不能给他太大的压力”。
“高三了，也该来了”
去年8月9日，是高三开学的日子，也是张英来到上顿渡镇的第一天。此前，专门雇了一位农村的亲戚照顾几个孩子，可“高三了，也该来了”。
许多的陪读家长都遵循这样的轨迹，“高三了，也该来了”。
王芳菲的女儿升入高三，打电话告诉她，“妈妈，无论如何您可能要支持我一下”。
“小孩的路还很长，万一她考到不理想的学校，有怨言怎么办。”一直奔忙于职场的她，从初中起就把孩子送到临川读书，自己在外地打拼。作出这个决定时，几乎没有人支持她。但一想到孩子的未来，她还是心软了。
在临川单独租了一间60平方米的小房子，王芳菲从十多年没怎么摸过的锅碗瓢盆开始，一点一点融入女儿的生活。
如今张英已经逐渐适应了这个镇子的节奏。
楼下牛奶店，即使顾客忘记带购物卡，老板娘也可以先赊着账；小超市里，零食种类不断更换，满足孩子多变的口味；步行20分钟的菜市场里，野生黄鳝60元一斤，她买起来毫不犹豫。
但在临川，她依然被打上“外地人”的标签，一次在菜市场买肉时，她和同行的陪读妈妈被不断挤到后面，朋友着急了，嚷道：“你们不能这样对我们，你们不还是靠我们这些外地人养活。”
进入高三最后一个学期，张英明显感觉到，“压力更大了”。
考试多了起来。摸底考、省联考、超级中学大联考、稳派名校联考、还有大大小小的月考……每次考完，就是孩子情绪的低谷期。
在饭桌上，3个孩子中一个耷拉着脑袋，沉默地扒着饭；一个摇摇头，把碗一推，说“吃不下，没食欲”。而性格外向的小林则会拍着桌子，大叫着“我要炸学校”。
张英开玩笑“吃饱了才有力气炸学校”，半哄半骗地让孩子们好好吃饭。
私下里，她专门拿个本子记录菜谱，68个菜样，前面打着勾的，是她暗自观察出受欢迎的菜，比如“排骨蒸芋头”“红烧带鱼”等。
夏天到了，她坚持要把菜烧得辣一点，“这样孩子们才有食欲”。“谈心？都不怎么谈，他们的压力已经够大了，” 张英抓起一把红辣椒，放进滚烫的油锅中，“家长只能每天尽琢磨吃的了”。
如今在清华大学读书的熊峰记忆深刻，高三快临近高考时，他有几次模拟考试没考好，“心里不太痛快”。晚上写完作业，他躺在被窝里玩手机，被母亲发现了。
不动声色的母亲，直到第二天中午，才边吃饭边淡淡地说，“快高考了，不能马上松下来”，并说自己的手机坏了，借你的手机用一下。熊峰立马交出了手机。
直到毕业之后，他才知道，那几日母亲虽然表面上没有表现出什么情绪，但是背地里十分担心，“整夜整夜睡不好觉”。
“我觉得，一定要学会做路边鼓掌的人”
4月30日，高三年级要开家长会，提前了两日通知，张英和在家乡工作的丈夫林强商量了一下，还是决定由林强赶来参加。
相比于母亲，在老家的“留守父亲”更像候鸟，每个月来看望儿子一两次。当妻子全身心在外地照顾孩子时，他们肩负着赚钱的责任。张英曾算过一笔账，包括房租、菜钱、水电费、煤气费、工钱等所有开支在内，3年来一个家庭大约要花费10万元，培养一名临川一中的高中生。
家长会那天，林强没订到他经常住的、镇上最豪华的酒店。他打听到，还没到5月，镇上的酒店已经公布出高考当天的房价，比平日提高了近两倍，而且“最好提前两个月预订”。快递店门口也打出了“高考生寄货大优惠”的广告。
张英的同乡华丽经历过这些，今年是华丽的儿子第二次迎战“高考”。去年一放榜，儿子掉了一本线，什么都没说，直接给父母发短信，说“我要复读”，父母二话都没说，只回复了“好”，又续租了一年的房子。
据说，高考那天，家长都来了，“车都没地方停”，文科班的学生会被大巴接走，去临川二中考试。在考场外等待的家长，会把校门前的一条路围得水泄不通。
一考完，就有轰轰烈烈的“撕书大会”，“零班”不让撕，但是会有人偷偷跑到别的班级门口，三下两下就把书撕开，从楼上抛下去，还会有低年级的学生捡来为以后的复习做准备。这项活动常常会持续4~5天，比“百日誓师大会”壮观得多。
林强已经打算好了，他对儿子说：“高考期间，我不会影响你，吃还是这样吃，也不要加什么菜了，已经营养过剩了，要是堵车，我就叫朋友开电瓶车送你。”
教室前半部分的墙壁上，贴着近几次的联考、月考成绩，班主任宣称，5月的考试不会再贴出成绩单，也不会发送给家长，“保持一颗平常心”。每个书桌上都垒着厚厚的一叠教辅书，按小林的说法，从外面看“连头都看不到”。
广播里响起了临川一中副校长的声音，这位副校长强调“这个月复习与家庭配合很重要”，还专门提到陪读问题，“如果孩子觉得有必要，非常希望家长最后一个月来陪着他们，那么家长就应该放下手上的事情。如果他觉得没有必要，或者家长实在抽不出时间，就要以平常的心态来对待高考。”
这位副校长顿了顿，又说：“高考确实是挺残酷的，我们国内的高考，基本上是一考定终生。但我还是这么说，高考的胜败并不能决定人的一生，我觉得，一定要学会做路边鼓掌的人。”
广播声音刚落，班主任走上讲台，开门见山地说，“这次考试起伏有些大”。她叮嘱陪读家长要让孩子“平平静静，不受任何外界的干扰”。接着举了一些平时不起眼、高考脱颖而出的，以及平时很优秀、高考失败的例子，来说明一定“不要轻易改变吃住环境”。最后她总结道：“这一届肯定是让我最感到骄傲的。”
家长会结束后，围在班主任身边的家长并不多，一位从广东赶来的家长，焦虑地向老师询问，自己没办法来陪读会不会有影响。
回到家吃完午饭，张英夫妇走到儿子房间，关上门，林强一改往常和儿子打闹的风格，语重心长地对小林说：“在学校里有什么苦恼的事，学习遇到什么压力，适当和你妈妈发发脾气都行，但也要顾及你妈妈的面子。”
最近几次考试，小林发挥不稳定。“你以后上了大学、考研，我们都不管了，但是现在高三，我们还是要管。谁都考过，神仙都会重视，中国的体制这就是人生最重要的考试，不要满不在乎。”林强说。
如今在清华大学读大一的熊峰说： “高考给了像我这样家庭条件不是特别好的农村孩子一个机会。要是没有高考，想走到更大的舞台上，还是挺困难的。”
“我们唯一能喘口气的时间就是晚上了”
“我们唯一能喘口气的时间就是晚上了。”张英说。
傍晚是小镇最热闹的时段，三五个陪读家长围成一圈聊天，不时抖抖腿驱赶蚊子；操场也渐渐接纳接二连三到来的家长，在跑道上一圈圈地绕着走，操场旁边就是灯火通明的教学楼——他们的孩子在里面上晚自习。
日子久了，陪读妈妈们形成了自己的“小生态”。王芳菲报名参加了当地一个会计培训班，每周去三次，打算好好学一学原来在上班时没空学习的东西，为“再就业”打基础。
在临川“驻守”多年的席雯，“结拜姐妹” 13个。这群姐妹“一呼百应”，平时一起健身、跳肚皮舞、过生日、做饭。
张英常去汗蒸，一周两三次。汗蒸房位于南门小区一处临街的居民楼上，门口打着标语“请人吃饭，不如请人出汗”。在这里，相约去汗蒸是陪读妈妈的一种“日常活动”。
这家汗蒸房是来自四川的李平和别人合伙开的，她的两个女儿正在读高三，“一个花了4万8，一个花了2万4”。此前一直在各地做生意的她，来到临川闲来无事，发现了商机，“来的基本都是陪读家长”。
她们组成了一个“汗蒸陪读家长群”用来联络，常常有人因为“今天孩子在家”“老公来临川”等原因取消行程。
汗蒸房只有不到30平方米，挤不下20个人，一进去要灌下一大杯“碱水”，高温逼迫汗水溢出，不到10分钟就会满身大汗，据张英说这样“可以放松心情”。
熟悉的人渐渐多起来，相互间聊的话题依然离不开高考。
她们半开玩笑半认真地交换经验，比如在网上看到高考那天，要穿“旗袍”，意味着旗开得胜，男人穿马夹，寓意“马到成功”。另一位家长马上说，她考察过了，这里红色旗袍卖得贵，“一件要300”。还有的母亲说，考试当天早上要吃一枚墨水煮的鸡蛋，“肚里有墨水”。还有人打听过，高考那几天，临川一中老师和学生都要别上一枚毛主席像章。
这些被孩子们称为“迷信”的做法，却深受家长追捧。
“文曲星的生日”那天早上，张英专门空着肚子，“虔诚”地前去附近的“太子庙”朝拜。
在大殿门口，一名身穿长衫的僧人，被一群妇女围着，他手中拿着圆珠笔和本子，记着学生的姓名、学校、年级，“点一次灯160元”。僧人介绍说，高考那几日，准考证可以复印了拿到庙里来，为考生念经祈福。
眼下，李平急着转让这间汗蒸房，因为等女儿高考完了，自己也要离开这个地方。很多家长也开始为孩子收拾起了冬天的衣服和被褥，“慢慢地一点点搬回家”。
看惯了人聚人散，席雯说，有的家长一直说着想回来，但有了新的生活，很少有人回来看一眼。也有家长离开时，“会扔一块石头在这里”，意思是今后再也不会回来。
开家长会那天，离高考只有37天——学校里各处都能看到倒计时器，高考已经进入了最后的冲刺阶段。
在45个高三教室里，倒计时有的被写在前方黑板正中央，有的被写在后方黑板上，还有的被学生用铅笔轻轻地描绘在桌角上。
无形的倒计时在很多人心里。张英经过教学楼，迎面走来素不相识的两个家长，没有寒暄，大声询问：还有几天高考了。
“不到四十天了。”张英突然心里一惊，她加快了脚步。这天回家有点晚了，牛奶还没给孩子热上。
（应采访对象要求，张英、杨金梅、王芳菲、席雯、郑楠、华丽、李平均为化名）
（原标题：孩子迎战高考 家长陪读：唯一能喘口气的时间就是晚上）
责任编辑：关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