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助听器就像近视的人戴上眼镜一样简单。”这是来自执信中学的双耳极重度听力障碍考生徐扬常对自己说的话。极重度听力障碍，意味着即使对着他耳朵大声喊，他也只能听到很小的声音。不过在高考考场上，徐扬与其他同学都站在同一起跑线上。虽然第一天的首场考试，他一度因为误会被要求摘掉助听器，但徐扬很快调整状态，顺利完成了考试。未来，徐扬希望研究神经生物学，帮助有听力障碍甚至是耳聋的孩子恢复听力。
脑子里“放音乐”调整状态
在第一门考试时，由于没来得及及时沟通，徐扬被要求不允许使用助听器。面对曾经极度恐惧与不适的寂静感，他的心中突然一沉。但他知道，这时候只能克服恐惧，调整状态。于是，徐扬的目光转向阅读题，想通过看文章缓解脑子里的一团乱麻。“我看着阅读题，慢慢在自己脑子里‘放音乐’，让自己尽快进入状态。”做题让他的注意力回到考试中，状态也逐渐恢复。如今的徐扬，面对这样的突发状况，已经能从容面对。
17年前，当2岁的小徐扬被确诊为“双耳极重度听力障碍”时，父亲徐业昌只感觉“天塌了”。“极重度听力障碍，用俗话说，就是耳聋了。”回忆往事，徐业昌叹了口气。根据医学定义，听力障碍在70分贝以上者为聋。极重度听力障碍，相当于对着耳朵大声喊，徐扬都只能听到很小的声音甚至听不到。
在省残联的听力障碍康复中心，徐业昌得知，只要训练得当，在助听器的帮助下，孩子是可以正常听话、说话的，但他心里还是没底。“不过作为父亲，我不能先倒下。”他开始给孩子进行大量的康复训练，利用一切条件和孩子多说话。“那时候我做了很多识字的PPT，配上声音，平时就在家里播放，让孩子学说话的同时学认字。”就这样，徐扬在上小学前就认识了几千个汉字。到小学前，徐扬已经可以阅读通篇都是文字的儿童读物了。“经过训练，他说话已经和普通孩子相差无几，基本上可以交流。”
宁愿“喊”出来也渴望交流
即使戴上助听器，上课对徐扬而言也是不小的挑战。初中一次考试后，老师在他卷子的一道错题上写道：“这道题我讲过，你为什么没听？”这让徐扬感到困惑，因为他并没有听到老师讲过这道题。原来，由于助听器在不同的方位收听效果不一样，有时候老师说话声音小或不在助听器的接收范围，就会让徐扬错过一些课上的内容。所幸，一次偶然的机会，父亲给徐扬买了一种特制的麦克风，麦克风通过蓝牙信号与助听器相连，声音可以点对点地传输给徐扬。
就这样，高中3年近6000节课，徐扬每一节课都要做同一个动作——将麦克风递给老师，这样老师的声音才能清晰地传到他的耳朵里。但除此之外，徐扬与其他孩子表现得几乎没有差别。班主任董老师告诉记者，在她刚接手徐扬的班级时，徐扬的父亲曾写过一封信向她讲述了徐扬的情况。“作为老师，我们肯定会给予他更多关注，但我们慢慢地发现，徐扬融入了班级，跟其他孩子并没有什么不同。”这也源于徐爸爸一直给儿子树立的观念：戴助听器就像近视的人戴眼镜一样简单。
董老师说，徐扬并没有受制于耳朵，变得不爱与人说话，反倒特别喜欢与人交流。“有时候你说话他听不清楚，他会要求你再重复几次，即使需要喊出来，他也渴望着彼此交流。”
想研究生物学助聋儿恢复听力
高考之后，徐扬说自己想去做义工，同时强化英语，考托福。谈及更远的未来，徐扬说，自己对生物学感兴趣，希望今后能研究神经再生方面的课题。他说，像他这样“神经性耳聋”，现在只能借助助听器等外力来恢复部分听力，他希望能够找到神经细胞再生的方法，让听力障碍甚至是全聋的孩子都恢复听力。
“不过，如果我没有能力做一名生物研究者，做一名生物老师我也很喜欢。”徐扬笑着说，他告诉记者，只要曾经努力，就不会后悔。
文/广州日报全媒体记者申卉、李栋、何瑞琪、刘晓星、张丹羊、秦松、方晴、魏丽娜、伍君仪、徐静 实习生陈喆灵、罗芷璇
图/广州日报全媒体记者苏俊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