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学术界，“抄袭”二字，可以说是最严重的指控。一个学者如果被学术共同体认定为有过抄袭行为，几乎就等同于被判处了学术生涯的死刑。2016年，因在论文中整段抄袭外国作者译文而被北京大学(分数线,专业设置)撤销博士学位的于艳茹，就是这样一位抄袭者。
在于艳茹的学位遭到撤销之后，她以自己没有得到充分陈述与申辩的机会、北大没有为撤销其学位提供充分法律依据等理由，向法院提起了诉讼，要求法院撤销北大作出的撤销学位的决定。法院在一审中，以北京大学有违正当程序原则为由，判决撤销北京大学作出的撤销决定，刚刚结束的二审维持原判。法律学界普遍支持法院判决结果，最响亮的声音恰恰来自北大。事发之后，北大法学院召开了两次针对此事的专题研讨会，大多数与会法学专家认为：北大作出撤销学位决定的过程过于草率，处罚过重，没有遵循正当程序原则，应当被撤销与反思。
学界一贯对抄袭深恶痛绝，如今为何反过来维护一位抄袭者的权益？在普通人看来，这岂不是自相矛盾？
这一点都不矛盾。反对抄袭，是为了维护学术界的公平与正义，而捍卫程序正当性，保护于艳茹不受肆意妄为的权力侵害，同样是为了维护学术界的公平与正义。法院也好，学者也好，他们都需要对公平与正义负责，而决不能被义愤填膺式的道德冲动带偏。
北大可不可以撤销抄袭者的学位？仔细想来并非不可。但是，抄袭不对，不代表抄袭者的权益就可以被肆意践踏。在这起事件中，北大的初衷固然是良好的，希望通过严肃处分于艳茹来杀一儆百，警示年轻学者不要逾越学术伦理底线。但是，这一良好的初衷如果不能通过合理的程序落实，结果只会适得其反。
抄袭现象屡禁不绝，每一个学界人士都是潜在的受害者。这些深耕学界多年的学者，又有哪一位不对抄袭与剽窃深恶痛绝呢？但是，他们如今却站出来，维护一个非亲非故的抄袭者的权益，因为维护程序正义比惩治一两个抄袭者更重要。
在很多富有正义感而又单纯的人眼中，只有结果正义才是最重要的。他们觉得只要“坏人”能够得到惩戒，就算程序上有瑕疵也无所谓。但他们不知道的是，没有程序正义，我们根本无法确认谁是“好人”，谁又是“坏人”，在不受限制的权力面前，缺乏申辩能力的个人根本不可能证明自己的清白。今天，我们觉得于艳茹抄袭证据确凿，但如果以此为由，剥夺她为自己辩护的正当权利，那么以后如何避免其他可能清白受冤的人遭受同样的待遇呢？谁也没有资格在倾听完各方的声音之前，就妄自对别人命运作出裁决。
今天，法院的判决结果保护的不止是抄袭者于艳茹，而是每一个可能遭受强势一方不公对待的个体。那些法学家们捍卫的也不是几条具体的规章制度，而是程序正义本身的权威与尊严。只有看到事件表象之下的这些事实，我们才能明白这一判决究竟有着怎样重要的意义，真正理解法院和学者们的良苦用心，最终让这一案件成为学术界程序正义的里程碑，发挥更多积极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