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分子》：你都收到过哪里的学校邀请？
安金鹏：北京的也有，全国哪儿的都有。他们写信，有的时候是邮件、打电话。主要是前些年，九几年，2000年初都有。人家在学我所谓的“事迹”，可是我自己不是这样。即使现在也有，你查的话，哪个中学又学我的事迹了，学了以后还要写读后感。学生写读后感的时候从网上查，就查到我的澄清了，就觉得这个事很荒谬，觉得有落差，但是，读后感还得写。所以，这种荒唐事很多。
《知识分子》：他提到你家境很贫困，父母非常艰辛，包括你爷爷去世，父亲得癌症，里面很多的细节。我想知道，这些完全是他自己编？
安金鹏：生活的细节我也不想澄清了，我觉得很没意思。比如他写我不穿袜子，我说我穿，这有什么意思呢？他里面写的一些主要的事，他写我爷爷是1994年去世，可是我上初中和高中的时候，家里没有人去世。像他写我爸爸得癌症，我爸爸没得过癌症，一直身体很好。我父母身体都很好。我爷爷是2004年去世的，我奶奶还在。我从小是在我外公、外婆家长大的。我外公、外婆全都是我上小学的时候去世的，所以他写的这个我上中学的时候有人去世了，有人生病，根本就没有这么回事。
《知识分子》：有一个细节，他写因为你上学的事情，母亲和父亲吵架，说要卖驴，后来母亲瞒着父亲把驴卖了，结果父亲一气之下就生病了？
安金鹏：没有这个事。我小时候家里确实有驴，也买卖过几次驴，但跟我上学没什么关系，是正常的交易。我不记得我父母因为我上学的事吵过架，倒是因为他写我的文章，我跟他们吵过架。因为我不让他们接受这种所谓的采访。但是有人挺客气的问这问那，他们又不会拒绝。过于细的生活，我也不想澄清了，因为可以这样说，这篇文章就是文学作品。
《知识分子》：除了经济状况，他说你学习的很大的动力来自于母亲这么辛苦的劳动挣钱。
安金鹏：这个完全不是，学习动力也好，科研也好，跟我家庭的经济情况和父母完全没有关系。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要扯上关系。我中学的时候其实也很贪玩，成绩也不是总那么好，也挺偏科的。文科很差，语文、英语、政治全都很差。数学到高中的时候还可以。平时考试，如果只看数学的话，经常得满分，竞赛成绩也还可以。但是，这种学习的动力是因为兴趣，不是因为一边学，一边想着家里穷，这完全没关系。
《知识分子》：作为一个数学家，你觉得这么多年，包括中学时候学习，后来做研究，动力是什么？
安金鹏：不同阶段也不完全一样，像中学的时候做竞赛，主要是兴趣。除了兴趣之外，就是如果竞赛考得好，可以不参加高考，能保送，这也是中学的时候学数学竞赛的动力。当然，主要是有兴趣，觉得数学这个东西挺有意思。现在做数学，心思能平静下来。我虽然没做过别的工作，我做别的工作可能也不太适合（我会有一种比较浮躁的感觉）。做数学，想数学问题的过程，我还是挺享受这种感觉，也就是这样，也没有什么总在提醒自己的动力的东西。
《知识分子》：那可以说完全推翻了他文章里写的了。
安金鹏：主要是他这篇文章塑造出来的一个人物形象，这个人物的基本事实、性格跟我是完全不一样的。
《知识分子》：那么多人传播这篇文章是不是说明其中契合了某种社会心理，你怎么去看待这个现象？
安金鹏：我觉得放在那个时代也可以理解，即使是现在也可以理解，因为他写的确实很感人。它要强调的就是努力成才，回报家人。然后确实是让很多读者有共鸣。不一定是数学，可能是其他的任何事，就是所谓的成功（怎么去获得），比如说，我这个形象完全也可以安到一个体育人的身上。它可能更重要的还是刻画了一个努力成才的人，而且这种努力是有很感人的一个动力在里面：父母非常辛苦，一家人相依为命的感觉。我如果跳出来看的话，我觉得是这样。
《知识分子》：那为什么这些中学现在还邀请你去讲，你觉得他们是出于一种什么样的考虑？
安金鹏：他们想鼓励自己的学生努力学习，克服困难——文章的主人公克服了那么大的困难，你们的困难没有他大吧，你们可以学习一下那个主人公，他们可能是从这个角度（考虑）。但是，从我自己来说，我不觉得我克服了什么困难。困难肯定是有的，但不是他写的这种。
《知识分子》：你现在是职业的数学家，你周围的同事都是搞研究的，做数学的，你了解到的他们的成长跟文章里写的这种成长是不是有类似的地方？
安金鹏：我觉得至少做数学不是这样，其他行业有可能。做数学不会你怎么努力去“头悬梁，椎刺骨”就行。我觉得做数学的不会有这样的人，不会为了回报自己的家人，因为经济困难才努力。这种成功有可能有，我不否认，但是它可能是其他经济回报更高的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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