它们吃的不安全，我们就不可能安全

　　2000年的12月31日对养殖户老刘家是个致命的打击。老主顾们在这一天不约而同地拒绝再订他家的牛奶。从老爹那时算起，老刘家就日日下午五点骑个三轮车到这个军队大院送鲜牛奶，这让人熟悉的规律已近20年，结束的原因却出在他家那四头奶牛身上。一连几天，主顾们都感到牛奶喝着有点苦，牛奶里还有莫名其妙的羊腥味。“是往牛奶里搅羊奶了？”邻居们上上下下问着，后来，发生在一个四口之家中两人上吐下泄的事情终于激发了众人的不满。老刘满腹委屈，他四处查原因，终于发现，“我原来一直喂的是一种饼干，现在买不到了，换了新的饲料，是它引起的吧。”

　　老刘的解释没有消除人们对怪味牛奶的反感和警惕，“谁知道有没有害呢”？国家饲料质量监督检验中心的陈璐所长当然认为这个推测过于简单，他告诉记者，“更换饲料，极有可能会使奶牛体内发生新的应激，导致牛奶口味与原来有异，但没有任何证据说明这样的牛奶就有害，说不定等奶牛适应了新饲料，牛奶又会回到原来的味道。”事实上，要想用检测来确定饲料究竟是不是罪魁祸首，恐怕不太容易，“从理论上我们的检测技术都有了，但我们的实验室环境却不合格，比如维生素过去是粉状的，现在是颗粒，但是室验室里弄进了灰尘就不行出。”陈璐出言格外慎重，他特别提到，对于比利时导致总理下台的二恶英，我们甚至连检测的能力都没有。

　　我们无从知道吃的是否安全？！这沮丧的事实想想都足以让人发疯。中科院饲料研究所下属公司一位搞鱼饲料研究、销售的专家坦率地告诉记者，仅以鱼饲料为例，有些做法就说不清它的危害性。养黄鳝的一种较为通俗的方式是，在它没有性别的幼儿期往饲料中拌入避孕药，这样发生性转化的鱼儿就向着雄性发展，能快速成长，节省养殖成本。至于吃这种黄鳝长大的儿童会不会也出现异样的性征？这样的报道不是没有。

　　闹出大风波的当属欧洲的疯牛病。农业部今年1月正式下文禁止进口所有来自欧洲的肉骨粉。说实话，这么做想底气十足的必然选择是确证本国畜产品没毛病。但1998年香港人在吃内地猪肉时发生了17人中毒的事件；1999年中韩贸易大战时，韩国检测到东北某地出口的鱼体内有高残留物，一下扣了70多吨，损失惨重。朱容基总理曾两次批示，必须重视这个问题，“饲料安全就等于食品安全”这在西方流传了很久的口号终于在中国当局内部达成共识。

　　国家已经明令禁止在饲料中滥用抗生素、激素等药品。但是由于监查手段和监督系统的缺乏，1999年5月29日《饲料和饲料添加剂管理条例》实施之后，那些违禁者就迅速由明目张胆转变为半地下式的有恃无恐。2000年4月3日，国务院再次下发紧急通知，严禁在饲料中使用人用药克喘素。官方对沿海8个省市区500多家饲料企业抽检，违禁药的检出率是7.1%。1999年是19.8%。

　　作为管理者，全国饲料工业办公室把希望寄托于2001年1月启动的“饲料安全工程”。这个工程国家投入近2个亿。接受记者采访的杨振海处长经历了这个工程动议的全过程，他相信欧洲的食品安全危机对中国既是警钟又是机遇，“食品卫生受到了普遍的重视，但是人们对饲料安全的感受就不那么直接了。饲料安全事实上就是指安全的饲料产品通过饲养动物转化为人们日常食用的安全食品肉、蛋、奶、鱼和期货水产品。欧洲事件严重地影响了人们对食品安全的信任，而我们的农业正迈进一个新阶段，生活也从吃不上肉向挑肉吃转变，饲料安全就显得更为紧迫。”

　　紧迫的原因还因为饲料产业前景很好。在中国，饲料业1999年的产值是1855亿元，在38个加工业中排第16位。中国又是世界最大的猪肉生产和消费国，中国的鸡肉产量仅次于美国，中国还是世界最大的大豆及大豆产品市场，继美国之后的世界第二大豆粕及大豆油的消费国。这些第一第二的排名，只会加重饲料安全上的法码。“中国计划用5到10年的时间与西方的饲料竞争。”杨振海说。

　　让管理者们真正头疼的是行业内的混乱状况。美国的饲料产量是中国的三倍，从事饲料生产的企业是300家，这还不到中国的1/40。“饲料行业几乎是个人就可以干，都以为工艺简单，但是在添加剂一项上，安全剂量和中毒剂量相当接近，掌握不好就会出问题。”上述那位不便透露姓名的专家说。毒理学对于“足以引起中毒的剂量”的定义是指，任何一种物质所能产生的毒性作用是和生物体所接触的该物质数量成比例的。“中国在饲料生产方面一直没有建立标准，即使我们检测出问题，也无权指责他违禁了。”陈璐所长说。

　　眼下，杨振海们正计划用一到三年的时间，建立起一个包括1家国家级、12个部级、24家省级的饲料监测系统，并确立统一清晰的饲料安全化标准，通过一个饲料安全预警信息网络达到上传下达的目的。这恐怕是稍微能让人释怀一点的消息。

　　从饲养场到餐桌

　　科研机构

　　以前的饲料提供营养较少，集约化养殖越来越普遍之后，对饲料的要求也在变化。科学家们在分析出动物的营养结构及其肉质结构之后，配的饲料更强调蛋白和脂肪的成份，他们用饲料改善肉的风味，增加瘦肉率。当然国内的科研院校大多亦步亦趋地跟在国外之后，尽管也有本地化的研发，大量工作多不过是由此证明西方畜类们能吃的，中国的吃着也不会差。他们更愿意做的是，以科学的态度把经过筛选的饲料大配方推介(卖)给大型饲料厂。

　　在这个环节上，唯一让人感到难过的问题是，人不是先知先觉的。以β兴奋剂为例，由于人们的一次偶然发现，它成了促使猪儿快长、长壮、并且肉色红润不生病的一个好发明。然而五六年后，人们发现吃了这种猪的肉，那些心脏不好的人很可能就会心率过速，头晕、恶心……。但科学家们除了在耗子或者猴子身上做做试验，无法测查人体的反应，这个道理和康泰克里的PPA是一回事。

　　饲料生产厂

　　买到大配方，就需要按着配方所设定的比例调配、搅拌。按着营养要求设计的配方一方面会考虑到动物们对于维生素等元素的需要，因此油、豆粕、棉粕、鱼粉都显得必不可少；另一种不能避免的东西是一定剂量的添加剂，譬如抗生素之类。一般添加剂的作用既有防病的，也有从促生长角度考虑的，它分为维生素、矿物盐、抗生素三种。饲料厂可以准备粉状(一般用于喂猪或鸡)或者颗粒状(多是鱼料)的饲料，以及制成浓缩料(又称精料)的添加剂出售。

　　从1991年起，我国的饲料产量就稳居世界第二位，它的高潮阶段在1996年前后，由于饲料生产工艺简单，成本低廉，仅每3000元一吨的鱼饲料就可净挣1000多元，资金利用率丰厚，这个行业催生了中国首富——希望集团，跟进者自然奇多。原料属于自然资料，生产者日众导致了它的日渐匮乏和身价递增。这时要想继续挣钱，除非降低成本，饲料就只能做差点。另一个相关问题是，原料的受污染状况很难知晓，特别是鱼粉的加工，腐鱼做成的鱼粉不易被查觉，而即使知晓，眼前利益的驱动也能让人视而不见。添加剂更难严格把关，测查的仪器花费昂贵，一般县级的监查机构就未必有手段查出含量弱微的违禁品。而只要有需求，改头换面偷偷生产流入市场的也非无案可举。

　　养殖户

　　通过经销商获得的饲料在某种程度上也被称为精饲料，为节省成本，还要掺入谷类粮食，拌成全饲料喂给牲畜。中国70%都是农户养殖，甚至他们所使用的饲料也多来自自家，但营养和防病以及催生等问题使人困扰。有时候，因为无知也或者因为生活的压力，让长三年的猪在一年里就卖个好价钱，更需要买猪儿壮之类的饲料。

　　糟糕的作法产生于近三年来的恶性竞争，由于持续供大于求，肉类(主要是猪肉、鸡肉)价格节节滑落，粮猪比价甚至到了4.1:1的地步，一头商品猪一般要亏100-150元左右。大型养猪场一头猪也只卖到100元，农民卖猪寄以支持一年生活的收入更难以维续。在这种时候，借着饲料商们先赊后收的宽厚，养殖户们只有拼命多养，还是那么大的地方却挤下更多的牲口，要想既不得病又长得快，就加大抗生素的剂量。1吨喹乙醇也不过50元，1吨只许加50克的喹乙醇的饲料里再加上100克，再加上100克……“无论何种有毒物质，高剂量的毒性作用均比低剂量大”，毒理学上的这句废话看来并不是人人都懂。

　　动物和人

　　如果一亩鱼塘里非要养2000公斤的鱼，在这种高密度养殖的空间里长大的鱼会怎样呢？饲料、鱼粪，混浊的水，有限的氧气，爱生病的鱼和让鱼儿长快点的那些刺激——可能是一些技术含量不高的刺激，鱼体内的肝脏儿就可能被破坏了。这只是鱼的例子。

　　动物的短期中毒或者蓄积性中毒，在作为肉类食品上市的时候，未必能被我们简陋的检测手段查测出来，而所谓“放心肉”的提法，说明了我们的目光只停留在是不是注水上，对于残留物、抗生素的问题，人们甚至根本还没意识。

　　人吃了这些非自然手段催产的肉类食品会怎么样呢？科学界的一个有争议的提法是，“当病原菌与某种抗生素多次接触后，就会对药物的敏感性逐渐降低，产生耐药性和交叉耐药性”，也就是说如果第X代感冒药对人都没有作用的话，很可能是因为人天天吃着喂了抗生素长大的牲畜的肉……，当然这个说法还不很充分，但确实是个需要认真对待的话题，否则我们怎么会吃的越好，身体的抵抗能力却越差？记者王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