牧童对马说：“你是四足着地的兽类中最为高贵的，你理应在无忧无虑中尽享清福，要不是奸许的牡鹿，你的幸福一定会十分完美。但牡鹿从小就练就出比你更快捷的四足。他更快捷的脚步使得他比你先到达水窠。远近四周的水都被他及他的同伴喝光了，而你和你的小马驹则弃置于口渴的境地。与我为伍吧!我的智慧和指导将把你和你的同类从凄凉与屈辱的境地中解救出来。”

　　出于对牡鹿的嫉恨，马不明就理地应允了牧童，他同意让牧童套上马勒，从而丧失自由，成为牧童的奴隶。

　　寓言中的马代表着一类人，而那个牧童则代表着一个极想绝对统治这一类人的阶层或集团。爱因斯坦在《他们为何憎恨犹太人》一文中讲述了这个古老的寓言，他说在很多地方，那个牡鹿代表犹太人，是政府与人民迁怒的对象。

　　在更多地方，是马和牧童的故事。一些人打扮成先知的样子，告诉你哪里有更美好的生活，你一旦听从他的召唤，就有丧失自由的危险。

　　岂只是自由，岂止是危险，在柬埔寨，在红色高棉统治之下，你丧失的是生命。

　　纳粹德国、19世纪的俄国政府迫害犹太人，他们把犹太人看作是“不可同化的人”。波尔布特要做的是用所谓共产主义理想同化所有臣民，同化不了的人就地处死，这是他让社会纯洁的办法。

　　这种同化有时不一定采用屠杀的办法，“焚书”可能就是一种信号。统治者比害怕世界上任何其他事情更害怕具有理智上独立的人所产生的影响。他们要听话的马。

　　爱因斯坦说：“我可以明确无误地告诉你们，我们都常常扮演着类似于马的悲剧性的角色，而是总处于再次受人盅惑的危险之中说”。

　　波尔布特有他纯洁的一面，他不搞个人崇拜，但这不妨碍他和他的组织被神圣化。20世纪的政党被神圣化，就像17世纪国王被绝对神圣化一样。

　　塞缪尔·亨廷顿在《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一书中讨论了波利维亚和墨西哥的革命，他说：“革命以强大的政府代替软弱的政府。这种强大的政府是政治体制中权力集中以及更具重要意义的权力扩大这两者的产物。”用另一位学者德·茹弗耐勒在他的《论权力》一书的话：“革命的真正历史功能是更新和加强权力”。

　　通俗点儿吧，当牛作马不要紧；脖子上的礓绳不要太紧，骑在我脖子上不要紧，骑我脖子上拉屎就太过份。现在，红色高棉终于有被真实审判的可能，用爱因斯坦的话结尾，“愚昧与激情几乎完全左右着人类的命运，然而理性所结成的果实却超越世世代嘈杂喧闹的人群而获得了更为长久的生命力，一忿及此，我们颇感欣慰。”苗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