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初春，春寒料峭。位于北京西郊一座俄式别墅小院，看上去虽不起眼，但在它的四周却有3米多高的砖砌围墙，墙上还架着1米多高的电网。院墙内的树木已长到十几米高，把院内占地约700 0平方米的三层楼房和后小院平房遮盖得严严实实。

　　这座高墙围绕的什仿院，白天黑夜大门紧闭。黑漆大门的中间有个碗大的方洞，用一块小板子闸着，问清来由后方可进入。

　　小院里驻扎着两个排和一个炊事班。部队住在前院的别墅里，后院住着11位被监护的“黑帮”。

　　刚从江苏入伍来到首都警卫部队连执行监护任务的新战士茅飞和他监护的对象打了个照面--他个子不高，但身板挺直，一看就是个经过战火洗礼而训练有素的军人。

　　1969年4月，中共“九大”在北京举行。4月28日，茅飞上哨后，听到一号监房里传出低沉的声音在问：“党的九大结束了吗？”

　　“已经结束了。”茅飞回答。

　　“政治报告公布了吗？”

　　“广播电台正播着呢。”

　　“能开小窗吗？我要听广播。”

　　茅飞给他打开房门上的小方洞，播音员正在播林彪的政治报告：“……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率领广大群众，按照毛主席指出的方向，继续进行着伟大的斗争。从1957年反对资产阶级右派的斗争，到1959年庐山会议揭露彭德怀反党集团的斗争……”

　　“唉，林副主席又在批评我了！”机灵的小战士一下子想起来了：他是彭德怀！

　　彭德怀自庐山会议以后，先是在北京挂甲屯吴家花园被软禁了6年，直到1965年秋，经毛泽东提议，中共中央批准任命他为大三线建设的副总指挥，迁住到四川成都市永兴巷7号宅院。一年多后，来自北京的几十名红卫兵奉中央文革小组戚本禹之命，将彭德怀揪到北京进行没完没了的批斗。后来，在周恩来的过问下，彭德怀和罗瑞卿、黄克诚、万里等另外10位老革命家一起，被监护到了这里。

　　“你是哪里人？”彭德怀问。

　　“江苏省大丰县的。”茅飞答。

　　彭德怀眯缝着眼睛打量一番，缓缓地点点头说：“江苏，那是块好地方哟。你们这些年轻人这个时候来当兵，可享福了，我当兵的那年代……”他没有把话说下去。

　　茅飞看到彭总监护室非常简陋：一张不足一米宽的小床，床上铺着比战士们使用的破旧很多的被褥。还有一张办公桌、一张木椅、一只彭总自己的小皮箱。办公桌上放着吃饭用的三只碗、一双筷子、一个热水瓶和脸盆，以及洗漱用具。

　　彭总的伙食也和战士们一样，即每天0.45元，每月13.50元。他的基本生活很有规律，每顿是一饭一菜一汤。大多是吃窝窝头，炒肉丝、炒白菜和小米稀粥或玉米糊糊。

　　发工资的日子，监护连的事务长拿着工资表来到彭总的监房里叫他签字，茅飞清楚地看见彭总每月的工资总数是530元。

　　“你需要买什么日用品吗？”事务长问。

　　“不要！”彭总头也不抬地回答。

　　“生活的营养品呢？”

　　“也不需要。”

　　“剩下的钱……”

　　“还按老规矩，除了我每月的生活费和药费，其余的统统交党费。”

　　茅飞顿觉鼻头一阵发酸，泪水差点夺眶而出。他知道彭总每月交党费，都是三、四百元以上，而彭总洗脸、擦身、洗脚用的是同一条毛巾，同一只脸盆。那身补了又补的衬衣裤，他始终舍不得换，一有空就拿出针钱缝补。

　　彭德怀每次洗脸都要洗头，他的洗脸水和室内的用水，一年四季都是冷水。他室内始终保持着一脸盆水，反正往返都是倒掉旧的换盆新的。彭总整理床铺的格式也和战士们一样，被子叠得方方正正，干干净净。

　　洗漱、叠被完毕，彭总照例报告：“我要解个大便。”

　　“等一等”哨兵回答。

　　彭总哪里知道，关押他们的这座什仿院的后院，只有一个坐式抽水马桶，被监护的人员都是在起床后才能大小便，大家只能轮流着去。

　　吃完早饭后，彭总就坐回到办公桌前，举着一副放大镜看书报。当时，每天发给他们一份《人民日报》。他每天认真地看完报纸后，就反复阅读《毛泽东选集》，上面用红蓝铅笔、钢笔和圆珠笔画满了道道，还记了不少密密麻麻的笔记。

　　看书累了，他喜欢在屋内活动一下身子。在十几平方米的室内时而踱来踱去，时而大步走动。

　　按照规定，彭总和其他监护对象每天上午和下午各放一次风，每次时间一般在15分钟左右。放风时，彭总由带班员或哨兵领到屋后的一块空地，并在地上给他画一个大约一间屋子大小的圈子。彭总只能在圈内走动走动，不能迈出圈外半步。

　　中央专案小组每隔一段时间就要提审彭总一次。将彭总和负责监护的哨兵一起带走。这一次，正好茅飞值勤。轿车驶到五棵松后，一直向北，开到四季青公社的一个农村小院。

　　茅飞想跟着彭总进审讯室，被一名长得白白净净的专案人员挡住。彭总被带进一间很大的房子里。专案组的人坐在椅子上，面前摆放着一张咖啡色的油漆办公桌。彭总坐在特制的约半米长的木凳上，凳子用黑漆刷得油光闪亮而且较高，彭总坐在上面好像是半坐半站。

　　每次审讯，彭总总要和专案组的人发生争吵，往往气得面红耳赤。回来的路上，茅飞小声对彭总说：“有话好好说么，何必跟他们吵呢？”

　　彭总叹了口气说道：“他们都是不讲理的。想当初，他们在我手下工作时，温顺得比绵羊还老实，现在看我无职无权落了难，都想落井下石，墙倒众人推嘛，我就是态度再好，他们也不会替我说一句公道话的。”

　　转眼到了盛夏，骄阳似火。彭总的监护房里就像一个蒸茏。他身上患有皮肤病，每次洗澡后，他都要浑身涂上药膏。背上够不着，茅飞就进来帮他涂，还常劝他给中央写个报告，请求住院治疗。

　　彭总总是这样说：“不麻烦组织了，我身体还能挺，实在熬不下去时再说吧。比起死难的烈士们，我还是幸运儿呢！”

　　夏天的衣服不够穿，他就把那件破了的圆领汗衫补了又补。说心里话，负责监护他的哨兵们最不愿他缝补衣服。每次缝补衣服时，按要求哨兵必须紧靠着他，预防他自杀。

　　一次，彭总发高烧达到40度，嘴唇起泡，浑身发烫，哨兵马上报告连长，连长立即请示中央专案组。最后报请周恩来总理批准后，茅飞和另外两名战士将彭总送进301医院治疗，住在西楼将军楼204室。

　　经过紧张的三天抢救，彭总才清醒过来。

　　“我在哪里？”彭总问茅飞。

　　“在全军总医院为你治病呢。”茅飞俯下身子对他说。

　　彭总嘴角露出笑容：“谢谢你们！”

　　“是周总理批准让你来的。”

　　彭总点点头：“周总理是个好人，是大好人哪！”

　　过了一会，彭总问茅飞：“今天几号了？”

　　茅飞看了一下日历回答：“今天是1969年8月11日。”

　　茅飞和彭总正聊着，专案组的人突然来到病房，他们看了彭总的气色和病历，马上通知哨兵让彭总出院。其中一个高个子的还说：“放心吧，他死不了！”

　　彭总一听，愤怒地吼道：“是的！我不会死的！我向马克思报了几次到，马克思都不收我，让我回来了！我不能戴着这顶‘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死掉！这顶帽子不摘，我是死不瞑目的！”

　　这天天气特别闷热，彭总由哨兵搀扶着上了红旗轿车，重新回到监护小院。

　　司务长拿着工资表让彭总签字，司务长说：“你大病一场，这个月是否买点西瓜、水果保养一下身体。”

　　彭总摇摇头：“不用了，还按老规矩办。除了伙食费、看病的医药费，其余全部交党费。我永远不能忘记我是一名共产党员！”

　　“那你也该考虑一下你的身体呀！”茅飞忍不住插了一句。

　　彭总望着他们，脸上微露笑容：“我知道你们是好意，但你们知道吗？这些年来我不能为党和人民工作，而人民却给了我很多很多，我不能再加重人民的负担了。这样做，我心里会好受些。你们就按我的话去做吧。”

　　有一天，彭总抽一个机会对茅飞说：“你关心我，这个情我领了。但是我劝你还是和我划清界限，不然你会受连累的。我的侄女经常表示想来看望我，我没有答应。我怎么能连累你们呢？我不怕死，死对我来说早已是家常便饭了。现在的问题是许多事没有搞清楚，我要活下去，我要见毛主席！”

　　“他们不会让你见的！”茅飞气愤地说。

　　彭总的神色暗淡了。他叹了口气，摇摇头说：“我失去的机会太多了。我知道，我的毛病就是性子太直，爱讲老实话，被小人利用，离间了我和毛主席的关系。我也知道，我见毛主席的可能性不大，他太忙，不会把我的请求记在心上。但是我还是把希望寄托在他身上，他毕竟是我们伟大的领袖。历史是最无情的，我相信历史会对我作出公正的评价。如果我见了毛主席，也会对他说明这一点的。”

　　打这以后，彭总每次在被提审的时候，都向中央专案小组的人要求重新工作，要求见见毛主席和周总理。有时候他还激动地喊道：“我身体还可以干几年，你们为什么不让我工作？我还可以为党再工作几年啊！”

　　在黄永胜的指使下，“彭德怀专案组”写了一份《关于反党头目，里通外国分子彭德怀罪行的审查综合报告》，说什么“彭德怀一贯反党反毛主席，里通外国，罪行累累，证据确凿。在被审查期间，态度不老实，时常出尔反尔。我们建议：撤销彭德怀党内外一切职务，永远开除党籍，判处无期徒刑，终身剥夺公民权利。”

　　1974年11月29日15时35分，彭德怀与世长辞，结束了他76年的顽强生命。(摘自《传记文学》柳守忠／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