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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小波生前对我国的个人尊严问题深有感触，他举例说：“人走在街上感到内急，就不得不上公共厕所……一进去就觉得自己的尊严一点都没了。”
个人有没有尊严、或者说个人在今天所能感觉到自己是“有尊严的”之程度及频度要比过去高，依然是很个人的问题，不过我们可以告慰小波的是，现在让人感到自己没有尊严的场合，最起码在数量上显著地较往年减少，尤其是文中提到的“满眼黄白之物”的北京公厕已大为改观，而且必将随着申奥活动的深入而迈上新的台阶。
可是，我的朋友老杜就很不赞同我的上述判断。他的理论依据是，王小波在同一篇文章里还指出：“人有无尊严，有一个简单的判据，是看他被当作一个人还是一个东西来对待。”他的实践活动是：在另一些见不到“黄白之物”的公共场所的厕所里面，人、至少他本人还是强烈地感觉到自己是被当做一个“东西”来看待的。
老杜的个人背景资料是这样的：哲学系研究生毕业，当一个中级公务员，工作需要，有不少场面上的事要他出面应酬，因而也经常需要出入于一些消费场所的厕所——应该是洗手间。尽管目的完全一致，不过“我上趟厕所”和“我去去洗手间”在行为上还是很不一样的，例如，“饭前便后要洗手”虽然已是成功实施多年的普及性幼儿教育，但是，那种没有尊严的公厕多半也没有洗手设施，即使有，多半也是没有水的。
有尊严的洗手间，除了“正名”之外，从洗手盆、冷热水自动水龙头直到让你湿淋淋的双手如沐春风的自动烘干机，无不邀请或暗示你伸出双手。厕所和洗手间的问题千头万绪，归根结蒂，最为重大的区别就在于：上洗手间是真的要洗手的。而老杜的问题恰恰就出在这里。
其实，这样说未免有点刻薄，因为谁都知道，老杜是一个爱干净的人。准确地说，有尊严的洗手间通常有专人服务，而让老杜感到紧张和没尊严的，不是洗手而是这个人。
老杜说：你知道，洗手池边上，大都摆着一个盘子，里面是五块十块的钞票，摆明了，要你给小费。我自认不是一个小气鬼，也算是见过世面的男人，上理发馆，我给小费，上门送比萨饼的，也给，可是上洗手间多不一样啊，大便小便，都是我自己努力的结果，自己冲水，自个儿给自个儿洗个手，左手为右手服务，凭什么要给别人小费？再说，我从不用卫生纸，我环保，我用手绢；再说，那种洗手间里的水龙头都是自动感应的，开关都用不着别人代劳。你说，凭什么？这不公平。我是人，一个刚刚完成了正常排泄活动的人，而不是一个必须为此付出小费的“东西”。
老杜这人内向，而且除了我，这种话绝对不会对外人说。我一度真的有点担心老杜写在脸上的忿忿不平有可能对他的日常工作和日常排泄形成一种负面的心理障碍。关于障碍，以“反弗洛伊德的弗洛伊德信徒”著称的英国作家兼心理治疗师亚当·菲立普很有研究，他认为：“障碍是欲望的线索，没有障碍的欲望是无法想象的。”弗洛伊德本人则相信“挡在一个人和他所看到的物体之间的东西”乃是恋物症的成因。尽管这些理论有助于我了解到收小费的那个人作为“洗手的线索”就是横在老杜和洗手盆之间的一道障碍，不过我怎么也无法说服自己相信照这样发展下去老杜终有一天会患上“洗手强迫症”，或者说，那个人就是老杜患上这种恋物的成因。
直到有一天我读到美联社的一则电讯，大喜过望之下立即给老杜e去：“一项对美国五个城市使用公厕习惯的调查发现，纽约人是最少在使用公厕后洗手的。纽约人不仅不爱睡，而且懒得洗手。美国微生物学会四年前已曾赞助进行一项研究，观察居民是否经常在厕所洗手，研究人员站在如厕者身旁，假装不停梳头或化妆，其实却是观察人们是否洗手。他们发现，大约1/3的美国人如厕后不洗手，四年前，在纽约两个火车站如厕的纽约人中，六成使用后会洗手，但现在仅得四成九。微生物学会于是赞助一项‘清洁双手运动’，教育人们洗手的重要性，以防伤风、肚泻和其他传染病蔓延。”
虽然美国微生物学会选择的那些纽约公厕里并不都存在收小费的问题，但后来发生的事证明我的担心是多余的，老杜是个明白人，而且还是学哲学的，我不敢肯定美联社的电讯使他获得了某种灵感，不过维特根斯坦的那句话肯定对他有所启发：“要解决你在生活中看到的问题，就是采行一种会使那问题消失的生活方式”——老杜最终没有为障碍所困，更没有因而把“饭前便后”弄成“便前饭后”，他还是选择了便后夺路而逃，再也不洗手了。但对于自己的这一新生活方式，老杜总结道：“还是没尊严。”
更多精彩文章请看《三联生活周刊》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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