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在周恩来诞辰100周年之际编辑出版了《周恩来邓颖超通信选集》(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1月出版，费虹寰、赵春生、刘春秀著)。这本通信选集共搜集了他们来往的74封书信，既有他们对革命和建设事业的不懈探索，也有对理想与信念的孜孜追求；既有彼此同志式的关心与叮嘱，也有夫妻间的情感交流；既有对新朋故旧的关照，也有对长者晚辈的亲情，是深入了解、研究和学习两位政治伟人的极其宝贵的历史文献。

　　周恩来和邓颖超的通信反映出这对革命家夫妻纯美优雅的精神世界。他们的感情天地充满了蓬勃的精神和旺盛的生命力。周恩来的书信温柔蕴藉，看似平淡的叙述中充满诚恳和关爱；邓颖超的书信热烈奔放，滚烫的倾诉中流露出坚定和昂扬。这些书信呈现给我们的不是符号化、脸谱化的面目，而是真实可感、血肉丰满的心灵图景。下文即摘自该书。

　　来：
　　你走了三天了。我可想你得太！
　　这回分别不比往回，并非惜别深深，而是思恋殷殷！这回我们是在愈益热爱中分别的，何况在我还有歉意缭绕心头呢！我真想你得太！
　　你走了，似乎把我的心情和精神亦带走了！我人在延安，心则向往着重庆，有时感觉在分享你与两岩内外故人相聚之欢呢！
　　你走了，好像把舞场的闹热气氛亦带走了！昨晚的舞厅却是冷淡而减色呢。钟声未响十点，男女舞星都散场回窑了。“怎么散得这样早？”我问。“快垮台了！”三元答。“今天人不多吗？”超复问。“顶多不过二十对。”“女的少极啦。”我心里想，走了一个跳舞男星，就这样减色了么？——一笑。
　　但当舞厅音乐奏起来的时候，还是那些照旧的调子——《西宫怨》、《梅花三弄》……当音乐声声送入我的耳里的时候，亦还照旧觉得那些跳舞的快乐的人们中有个你在。然而当情感透过了理智，环顾眼前的现实，才意味到你已离开了延安，于是我便惘然了！你如何慰远人之念呢？
　　你走了，兄姊和妹子们都很关心我，频来慰我的寂寥。大姊、小崔、瑞华，尤其是小浦、云臻、彭总诸人。感谢她、他的友爱情谊，然而却不能减释我对你的想恋！你一有可能与机便，还是争取飞回来吧！我热烈地欢迎你！
　　你走了，渝办寄来各件，已处理，你可勿念。
　　你到渝后，所见所闻，欢乐趣讯，望你尽可能地告我一些，以使我亦得分享其乐。愿望渝机来时，得在你读我信之先，先得你给我的信，想你不致令我失望吧？
　　你到渝后不久，正届妈妈的四周年忌——十一月十八日。你如有暇便，望一扫二老之墓，代我献上一些鲜花，聊寄我的哀思啊。你事忙，不一定限于是日。
　　你到渝后，如果有信给朋友，你如愿如约给我传的话，我真心愿意做一个和平贤淑的使者——现代的“红娘”，你以为如何？
　　深深地吻你！轻轻吻你！
　　　　　　　　　　　　　　　　　　　　你的超
　　　　　　　　　　　　　　　一九四四.十一.十二延安
　　　　　　　　　　　　　　　　代我致意一切相识的朋友！

　　古今中外，咏叹离别之情的诗文多得不计其数。

　　可是，邓颖超既不是诗人也不是艺术家，她的满怀离愁别绪无法通过华美的辞藻和生动的意象表现出来。于是，在她给前往重庆谈判的丈夫周恩来所写的家信中，一句“你走了三天了，我可想你得太！”便赫然在目了。它朴素而真实，没有丝毫的矫揉造作，也没有半点的无病呻吟，这短短的呼喊，就像是从邓颖超的心底中发出的，使人的心灵为之震撼。

　　“一日不见，如三秋兮”，三日不见，又当如何？邓颖超任满腔的思念在纸上流淌，那种细微的幽怨，那种殷切的挂念，那种心灵对心灵的理解于是也就在我们的眼前铺展开来了。

　　周恩来和邓颖超是一对有着特殊婚恋观和价值观的职业革命家，他们的爱情和婚姻有着鲜明的阶级特性、时代特性和职业特性。在他们的一生中，尤其在艰难困苦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他们的离别就像一日三餐一般平常，这平常中又蕴藏着很多耐人寻味的人生意蕴，引起人们美好的遐想和由衷的感叹。

　　周恩来和邓颖超的一生都是在革命的道路上奋斗着，为了革命的利益，服从革命的需要一直都是他们分别的原因。

　　1925年8月8日，是周恩来和邓颖超结婚的日子，他们没有仪式、没有满座的高朋，有的只是久别重逢后的欣喜和温馨美好的新婚之夜……第二天一早，周恩来就走了，他此时正在忙于指挥省港大罢工，邓颖超也离开了新婚的小家，到广东区委上班去了。也许这聚少离多的生活在一开始就已注定？

　　1927年4月，中国大地上风云突变。原本正在进行合作的国共两大政党，因为蒋介石的叛卖活动突然交恶。国民党右派蒋介石指挥军队向手无寸铁的共产党和工农群众大开杀戒，中国大地顿成人间地狱。

　　这时的周恩来正在上海中共中央机关工作，他是1926年12月被调到上海，担任中共中央组织部秘书兼中央军委委员，1927年2月，任中共上海区委军委书记。在上海短短的3个多月时间里，他成功地组织和领导了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革命工作的需要使周恩来和邓颖超不得不暂时分离。正当革命形势迅速发展的时候，蒋介石动手了——

　　此时的邓颖超正在羊城广州一家德国人开办的医院里经历了一场刻骨铭心的难产。

　　邓颖超肚子里的孩子体重超过了正常标准，三天三夜她都生不下来。当时的妇产医院还不能施行剖腹产手术，只能用产钳。孩子头颅受到严重损伤，生下后不幸夭折。邓颖超内心极度痛苦。

　　这是她和周恩来的第二个孩子。他们的第一个孩子在周恩来大革命时期随队东征时，被邓颖超私自做主打掉了。那时她心中所想的完全是工作和革命，总是觉得过一段时间再要小孩子也不迟。后来，邓颖超来到汕头见到周恩来，把偷偷打胎的经过告诉了他的丈夫。周恩来听后勃然大怒。新婚后，他从来没有发过这样大的火：

　　“你怎么会把生孩子和革命工作完全对立起来？！形而上学嘛！孩子不是个人的私有财产，他属于国家，属于社会。你有什么权利把他随随便便扼杀？而且随随便便糟蹋自己的身体。这完全是不负责任的态度嘛！身体是革命的资本，不专属于你自己，要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必要时，我们随时准备为革命流血牺牲，可是决不允许随随便便糟蹋自己的身体。你要怎么处理，也该来信和我商量一下。怎么竟自作主张，这样轻率！”

　　经周恩来这一顿批评，邓颖超知道自己做错了事，不住地道歉。

　　可是这一次分娩竟然又是这样不走运，同时还赶上了一个血雨腥风的时节，周恩来也不在身边。邓颖超此时多么需要丈夫的安慰和爱抚啊！

　　她也许不知道，蒋介石已经悬赏20万银元捕杀周恩来。周恩来虽然在严重的政治变故当口一直忙于转移干部和组织反击，但他仍然记挂着在广州生孩子的妻子。他想，上海“四·一二”事件绝对不是孤立的，广州也一定不安全。于是，他给广州军委机关发了密电，要小超速离广州到上海来。

　　当时的广州在军阀陈济棠的统治之下，4月15日，也开始了大规模搜捕和屠杀共产党人，位于南华银行二楼的中共广东区委军委机关遭到搜查。幸亏一位同志十分机警，搜查前刚好把才收到的周恩来给邓颖超的电报交给一位工友，让他务必交给邓颖超。

　　那天刚拂晓的时候，大批军警包围了中山大学。中共中山大学党支部委员、中共广东区委妇委委员陈铁军舍命爬过墙头，侥幸逃脱，将事变发生的消息告诉了医院中的邓颖超。此时，邓颖超也刚刚收到了工友送来的周恩来的密电。

　　形势危急，怎么办？幸亏在这家德国医院的医生王德馨和护士韩日修仗义帮忙，邓颖超和母亲杨振德才躲过军警的严密搜捕。在王大夫和韩护士的巧妙安排下，她们乘医院到香港购买药品的小火轮，前往香港后辗转来到上海。她和母亲杨振德通过秘密的登报找人的办法，才和周恩来取得了联系。此时已经是5月1日了。

　　周恩来将邓颖超安排在一家日本福民医院里检查，结果出来了，令周恩来和邓颖超痛悔万分——由于邓颖超生孩子时过度紧张疲劳，产后又没有休息好，她的子宫没有收缩，很可能今后不能再怀孕了……

　　为了革命事业，周恩来和邓颖超永远失去了做父亲和母亲的机会，这一损失是不能弥补的，可是想到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实现理想所付出的代价，他们就不再痛苦了，重逢的喜悦充溢在两人彼此的心胸，虽然形势严酷，但心中却依旧甜蜜幸福。

　　这时候，中国共产党在武汉刚刚开过了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周恩来虽然没有出席，但他仍被选举为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5月22日，刚刚来到武汉的周恩来列席了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在25日的常委会议上，周恩来任军人部长，并决定他必要时参加常委会议。29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定周恩来代理张国焘的中央常委职务，参加中共中央核心领导。从此以后，在长达半个世纪的时间内，周恩来一直是中共中央的主要领导人之一。

　　斗争的形势瞬息万变，7月，武汉的汪精卫也背叛了革命，给困境中的共产党又一次致命打击。在节节招架之后，中国共产党人决定以革命的武装方式来反抗国民党右派的疯狂屠杀，为死难的烈士和工农大众报仇。

　　7月下旬，周恩来准备秘密从武汉来到南昌。刚刚重逢两个多月、历经劫难的这对革命夫妻，又要面临着新的分离了。

　　关于当时的情况，邓颖超有过这样的记载，其中既有当时的紧迫形势的描述，还有心理活动。她写道：

　　“(周恩来)要离开武汉的时候，在晚饭前后才告诉我，他当晚就要动身去九江。去干啥，呆多久，什么也没有讲。我对保密已成习惯，什么也没有问。当时，大敌当前，大家都满腔仇恨。我们只是在无言中紧紧地握手告别。这次分别后，不知何日相会？在白色恐怖的岁月里，无论是同志间、夫妻间，每次的生离，实意味着死别呀！后来还是看了国民党的报纸，才知道发生了南昌起义。”

　　南昌起义在国民党的围追堵截中失败了，身染重病的周恩来在聂荣臻、叶挺和杨石魂的护送下，乘一叶小舟飘到香港养病。他的病很重，当他在昏迷中苏醒过来的时候，他马上就问身边照顾他生活的范桂霞：“你认识不认识邓颖超？”

　　“我当然认识邓姐姐”，范桂霞迅速回答说。范桂霞是中山大学学生，参加过“新学生社”，担任过妇女解放协会执行委员。中山大学斜对面便是广东区委，她经常到那里找邓颖超寻求工作上的帮助和指导。

　　“你知道邓颖超现在在哪里？”周恩来关心地问。

　　“我听说，她已到了上海。”

　　“你没有骗我？”周恩来认真问范桂霞。

　　“我怎么会骗您？”范桂霞摇摇头，认认真真回答。

　　这下周恩来才彻底放心了，他沉沉地睡去了……

　　大革命失败后，周恩来和邓颖超开始了在上海的地下斗争和生活。随着形势的不断恶化，上海也成了不可久留之地了，周恩来和邓颖超分别于1931年底和1932年4月来到了中央苏区。

　　在苏区，由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领导，直接导致了红军第五次反“围剿”的惨重失败，十万红军不得不西行踏上漫漫长途。没有人知道前方和目的地在哪里？连周恩来这位中革军委副主席和红军总政委都不知道博古和李德在地图上的红铅笔要指向哪里？

　　转移前，邓颖超正在患肺结核病，想到漫漫长途之中自己会成为部队的拖累，她曾向组织上提出要留下来，最后还是由组织上决定她随军行动。这项是走还是留的决定的影响要到后来才看得清楚，留在苏区进行游击战争的中共高级干部，许多人都在敌人的魔爪之下牺牲了，比如瞿秋白、何叔衡等等。邓颖超顽强地支撑着病体，在休养连的队伍里艰难行进着。而周恩来则随中革军委行动，两人虽同在队伍里，除了在遵义时曾短暂地相聚和有时打个照面之外，平时很难见面。

　　红军长征到毛儿盖，周恩来病倒了。

　　这次周恩来的病势十分险恶，且来势凶猛，连续几天高烧，不能进食，肝区肿大。邓颖超闻讯急急赶来，焦急地守候在丈夫的身边。她俯身看着病势沉重的周恩来，心中万分沉重。医生经检查，周恩来被确诊为阿米巴肝浓疡，急需排脓。但是当时条件无法消毒，不能开刀或穿刺。只好采取用冰块冷敷的办法，控制炎症的发展。

　　邓颖超在周恩来的担架边苦苦守候了三天三夜，终于苍天不负有心人——

　　这一天，周恩来早晨终于醒转，呻吟着嚷肚痛，然后就排出了半盆绿色的脓，就这样烧慢慢地退去了，周恩来奇迹般地在地狱门口回转了。

　　也许，就是伟大的爱情奇迹挽救了周恩来的生命！但是，邓颖超又要回到干部休养连了。几天的朝夕相处又变成了咫尺天涯，但两颗心还在不断撞击出感情的火花并不断得到升华……

　　1937年5月，为了治疗肺结核病，邓颖超在组织的安排下化名来到北平西山福寿岭平民疗养院。在这里，邓颖超的公开身份是“李知凡太太”。

　　这是一次难得的幽静的休养，可是邓颖超的心中却不时掀起阵阵波澜。时局发展得很快。华北局势瞬息万变。由西北大联合演变成的扭转时局的西安事变，正在推动中国共产党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局面逐渐形成。这种种事变中到处都有周恩来的身影浮现，都有他的智慧在闪光，邓颖超越发思念起他来了。

　　一天，邓颖超和她的新朋友胡杏芬小姐有了如下的一段对话：

　　“我的太太，你的先生是怎样一位人呢？”胡杏芬问。

　　“他呀，浓眉毛，大眼睛，高个儿，阔肩膀，聪明能干，极有才华，更有气派，并且有强烈的爱国思想。”这是邓颖超给周恩来描绘的一幅活脱脱的画像。

　　胡杏芬怎样也不可能想到，这位被“太太”深爱着的李知凡先生就是不久前在西安古城中纵横捭阖、力挽狂澜的大名鼎鼎的著名中共领袖周恩来，而眼前这位聪明温柔、大方得体的“太太”就是名闻遐迩的邓颖超。

　　1944年11月10日这次离别，是在周恩来为实现美国总统特使赫尔利调处下的国共谈判的情况下发生的。这次分别在别人的眼中与平时没有什么实质的区别，可是邓颖超这样写道：

　　“这回分别不比往回，并非惜别深深，而是思恋殷殷！这回我们是在愈益热爱中分别的，何况在我还有歉意缭绕心头呢！我真想你得太！
　　你走了，似乎把我的心情和精神亦带走了！我人在延安，心则向往着重庆。有时感觉在分享你与两岩内外故人相聚之欢呢！”

　　这种感情恐怕只有邓颖超自己才能体会，它属于私人感情的范畴。有谁知道年届40的邓颖超在经历了20多年的革命实践和人生风雨后，内心里存留下怎样的沧桑和纠结百转的情愫？

　　然而，革命尚未成功，战争还在继续。一个像邓颖超这样的革命者自然要以革命利益为重，哪里顾得上小我的悲欢离合的感受？一个革命者的价值观和人生观在此显露无疑。周恩来和邓颖超的爱，是包容在他们对民族、国家和人民的大爱之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