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选自《国际学校圈》的博客，点击查看博客原文

　　诺亚•穆斯勒第一次参加州级标准化考试是在宾夕法尼亚州哮泉市的泉湾(Spring Cove)小学，当时他在读三年级。他的妈妈凯瑟琳•穆斯勒说那是一次痛苦的经历。在资优班里，他是个优秀的学生。但是穆斯勒说：“在考试的前一晚他在我的怀里边哭边说：‘妈妈，我还没准备好。有些要考的内容是没教过的。’”

　　四年级时，他在考试前的一整个星期里都坐立不安。“这种不安体现在生理上，”他的妈妈说，“他会头疼和胃疼，跟我说不想去上学。”诺亚的睡眠也不好，他在床上辗转反侧一个小时之后会溜到楼下，让妈妈躺在他旁边，直到他睡着。

　　五年级时，这种焦虑已经延长到了考试前的一整个月。“甚至在考完试之后，他都无法放松。他还会思考那些他担心做错了的题。”穆斯勒说。

　　所以今年，穆斯勒通过“宗教和伦理”豁免，让诺亚脱离了宾夕法尼亚州的学校评估体系。光是得知3月份不用参加考试这一点，就已经让诺亚在上学时状态更好。

　　“他现在没有压力了，”他的妈妈说道。当他不能立刻掌握一个概念时，他可以毫不畏惧地说出来了。“他又对科学和数学课充满期待了，”穆斯勒说，“他想成为一名化学或核工程师。”

　　穆斯勒理解诺亚的痛苦；其实更让她费解的是另一个儿子雅各布。

　　雅各布读八年级(相当于中国的初二——译注)，对于同样的考试却完全不觉得紧张。他虽然也在资优班里，但这带给他的是自信而不是恐惧。“你会觉得他毫不在乎，”穆斯勒对此感到惊讶，“而诺亚既恐慌又紧张。”不过，为了让两兄弟一致，她也会让雅各布免除考试。

　　应付重大考试的压力从未如此强大，也从没有对一个孩子未来的学业意味着这么多。随着越来越多的学区追求“成绩责任制”(accountability)，标准化考试的数量激增。面对大学入学的成就测试时的压力正逐级向下渗透，所以就连三年级的学生都感觉自己在受到考验。学生们也体会到了功课并不重要，标准化考试才是更真实的衡量。当然，你完成了家庭作业，也写了一篇很棒的历史报告——但是只有考试才能说明你真正有多聪明。评论家们指出这种应试教育催生出了睡眠不足、劳累过度、境遇悲惨的孩子们。

　　但是有些孩子的确在竞争和压力环境下发挥得更好。为什么雅各布能够承受压力，但诺亚却做不到？这种差异会使我们如何看待重大考试？一个新兴的研究领域，以及一项来自台湾的开拓性研究——已为我们提供了一些线索。

　　和任何形式的人类行为一样，我们对于竞争压力的反应是一系列复杂因素影响的结果——我们的成长环境、技能和经历，以及我们在胚胎期就形成的荷尔蒙。还有一个遗传因素——一个叫作COMT的特殊基因，能从很大程度上解释为什么有的孩子总是忧心忡忡，有的孩子表现镇定，借用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遗传学家大卫•高曼(David Goldman)那句经典的描述，一些更容易成为“忧士”(worrier)，而另一些更像是“勇士”(warrior)。

　　《怪物史莱克》的“勇士”史莱克和“忧士”Donkey

　　理解孩子们的焦虑倾向以及如何处理，就能够帮助他们克服。焦虑比我们假设的更加复杂，也比我们想象中更容易掌控。和长期的焦虑不同，短期焦虑其实有助于人们的表现，而且如果这样看待的话，就可以改变它的效应。即使对于那些从遗传角度容易焦虑的人来说，解决的办法不一定是减少竞争——而是增加竞争。不过要用正确的方式。

　　在台湾，每年5月有超过20万的九年级学生要参加“国民中学学生基本学力测验”。这不是一次普通的考试，这个分数将决定学生会被哪所高中录取——或者能不能入读高中。只有39%的学生能过关，剩下的就只能去职业学校或后备的私立学校。从本质上来说，这次考试决定着台湾学生的未来。

　　考试的难度超乎想象；多项选择题涵盖了化学、物理、高等代数和几何学，而且考试要持续两天。“很多学生几乎每天晚上都要去上补习班，学习要考的各类科目，”台湾师范大学科学教育中心的主任张俊彦表示，“只是一两个百分点的差距就能让你从本区排名第一的高中落到第三名或第四名的学校。”

　　换句话说，这个考试对于研究“遗传学对高风险竞争的影响”是一个完美的、现实世界的实验。张俊彦和他的研究团队从最近在台湾三个地区参加了基本学力测验的779名学生中提取了血液样本，并把每个学生的基因型和测试成绩进行了配对。

　　研究者们感兴趣的是一个单个基因——COMT基因。这种基因带有一种酶的汇编代码，而这种酶会清除大脑前额皮质的多巴胺。前额皮质是主管我们做计划、做决定、期待未来的结果，以及解决冲突的区域。

　　“多巴胺会改变神经元的触发率，像涡轮增压器一样使大脑加速运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心理学和神经科学副教授西尔维娅•邦吉(Silvia Bunge)指出。当多巴胺处于一个理想水平，我们的大脑会达到最佳的工作状态。太多或太少都不行。COMT酶是通过移除多巴胺来调节神经活动和保持大脑的功能的。

　　不过问题在于：有两类不同的基因，一类能够构建出缓慢移除多巴胺的酶，而另一类构建的是快速清除多巴胺的酶。我们都带有这两类基因之一，或者是两类基因的组合。

　　在实验室实验中，受试者被安排完成一系列认知任务——计算机字谜和游戏，以及一部分智商测试——研究者们一致发现，在正常条件下，那些“慢作用酶”具有认知优势。它们有优秀的执行功能以及该功能所需要的一切“能力”：它们能够推论、解决问题、编排复杂的思维，以及更好地预见后果。它们更加专注。这种优势会随着受教育的年数增加而增长。

　　而拥有另一类基因的人的大脑就相对比较懒散。快速行动的酶移除了过多的多巴胺，导致多巴胺的整体水平很低。大脑的前额皮质也就停止工作了。

　　就这方面来说，拥有动作缓慢的酶听起来更好。不过有得也有失，因为这些“慢作用酶”会被压力触发。在没有压力的情况下，这种酶具有一种认知优势。但处在压力之下时，这一优势就会消失甚至逆转。

　　“压力会和多巴胺一起冲击前额皮质，”英属哥伦比亚大学(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发展认知神经科学的教授阿黛尔•黛蒙德(Adele Diamond)指出。一些多巴胺的冲击通常是好的，但是随压力一起而来的大量多巴胺对于那些拥有“慢作用酶”的人来说就太多了，因为这些酶无法快速移除多巴胺。“这很像用过多的汽油冲击机车引擎，前额叶皮层功能就退化了，”黛蒙德说。

　　有其他研究表明，拥有“慢作用酶”的人的平均智商更高。一个针对北京小学生的研究计算出这个差值约为10个点。但是尚不清楚如果在实验室环境以外的压力之下，他们的认知优势还是否存在。

　　台湾的研究是首个在高风险的、现实世界的环境下观察COMT基因的研究。智商优势是否会保持，还是压力会破坏表现？

　　结果是后者。拥有“慢作用酶”的台湾学生在国考[微博]中失利。他们的分数比那些拥有“快作用酶”的学生的分数平均低8%。就好像平时的一等生和二等生在考试时对调了角色。

　　“我并不反对压力。实际上，压力对一些人来说是好的，”张俊彦认为，“但是这对那些较易受到压力影响的人更加不利。”

　　到2014年，随着台湾将实行12年的义务教育制度，该地将不再要求所有的学生参加基本学力测试。这项制度将不再淘汰学生，而是把他们都留在学校。但是学业优异的学生仍将参加某种入学考试。那些最拔尖的学生仍会感到压力，需要再次指出的是，这种压力会伤害到一些人，但也会帮助到另一些人。

　　“平时表现优异的人，在压力环境下不一定同样出色，”黛蒙德说，天生具有“快作用酶”的人“实际上在压力下才能发挥最佳水平”。对于他们来说，日常环境太平庸了，不足以使他们兴奋到能激发大脑的敏锐性。他们得益于激增的多巴胺——它提升到了理想水平。他们就像是在危机中突然从电话亭里出现的超人；他们的专注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提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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