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律师谷雨（化名）在给女儿选择小学时，从开始就没考虑普通的公办学校。他把女儿送到了北京郊区的一所民办国际学校，打算让她在这里读完高中，然后出国留学(微博)。
“等到孩子读高中时，就不学国内的课程而是国外的高中课程了，所以孩子不可能在国内参加高考(微博)”，谷雨说。
谷雨如此选择是出于对国内教育现状的失望。“原因很简单：这里周末不给学生安排作业，也不允许学生家长(微博)给老师送礼”，他说。
越来越多的高收入家长在做和谷雨一样的选择，这里每个学年的学费要十几万元，现在涨到了二十多万元，“我女儿上学时一个年级只有两个班，现在有的年级已经有六个班”，谷雨说。在中国人出国留学热潮的带动下，中学阶段的国际学校和中外合作办学的国际课程项目的数量都在快速增长。
全国“两会”临近，民进中央和九三学社均宣布将在“两会”提出教育供给侧改革提案。民进中央建议，促进高中和大学教育多样化发展，落实学校办学自主权，探索多种办学模式，办好具有现代化水平和国际品质的中国教育，努力把高端教育需求留在国内。
什么助推了国际学校发展？
“我感受到了女儿在这里学习的快乐，这里没有那么多作业压得孩子喘不过气来”，谷雨说，“这所学校要求每个孩子选择3个兴趣班，我女儿选了葫芦丝、京剧和钢琴”。这是很多家长选择让孩子就读国际学校的原因之一。
公开数据显示，截至2014年，在中国大陆注册的国际学校（包括开设国际课程的公立学校）由22家激增至338家，就读学生人数达到18.4万多人，上涨了25倍。
“我国以往的人才培养机制是一个封闭系统，学生12年寒窗苦读通过中考(微博)、高考，从小学、中学一直读到大学”，清华(微博)附中国际部副校长马成说。
“这个封闭系统如今受到了两股力量的冲击，一是随着人们经济水平提高、支付能力增强，大家对优质教育资源的渴求越来越强烈，所以出国留学人数越来越多，这股趋势慢慢从大学伸向中学，甚至向低龄移民(微博)蔓延”，马成说。
《中国留学发展报告（2013）》数据显示，2011-2012学年，我国留美本科生增长率为31%，占我国留美学生的38.4%，留美本科生已经接近留美研究生人数。据美国国土安全局的统计数据显示，2005-2006学年，中国仅有65名中学生持因私护照赴美读中学，2012-2013学年，美国私立高中有23795名中国学生，7年时间增加了366倍多。
民进中央在今年全国“两会”重点推荐提案《关于深化教育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提案》中就提出，“高端教育需求外溢严重，留学低龄化趋势日趋显著”，反映了我国教育领域供给侧产品质量不高、结构不合理的问题。
“另一个冲击传统教育生态的因素是户籍制度，北京市小学生中大约有40%是非京籍学生，深圳市非本地户籍学生的比例可能更高，这些孩子不能在北京市参加高考，但又在这里生活、学习了十几年，离不开北京，通过在国际学校读高中然后出国，给他们提供了一个选择”，马成说，“供给明显不足，需求非常旺盛”。
21世纪经济报道得到的一份调研数据显示，截至2012年10月，上海市33所开设国际课程的高中共招收中国籍学生6113名，接近于当时上海普通高中在校学生总数的4%。这些学生中，公办高中招收的学生，绝大部分未达到相应学校的中招录取线。但在部分实验性示范性高中，已经出现了统招生转读国际课程的例子。少数民办国际学校的门槛也越来越高，入学分数超过区示范性高中录取线的学生数量不断增长。
盈利冲动和公平之忧
因为越来越多的家长选择让孩子就读国际学校，这类学校的学费也水涨船高。谷雨说，他孩子就读的学校的学费已经由十几万元涨到了二十多万元，但高学费并未成为中国学生选择国际学校的障碍。“我女儿上学时一个年级只有两个班，现在有的年级已经有六个班”，谷雨说。2015年5月胡润研究院发布的《2014海外教育特别报告》显示，80%的中国富豪计划将子女送到国外接受教育，这一比例全球最高。
这意味着投资国际学校是一个高回报行为。广发证券一份研究报告称，当前国际学校还处于起步阶段，国际学校数目未达到饱和，市场容量有待挖掘，需求大于供给的情况未来几年不会发生重大变化。目前老牌国际学校和新进入者都能在这个市场中分得自己的一杯羹。
以上市公司枫叶教育为例，其在国内九个城市拥有四十所学校，这些城市中包括大连、武汉、镇江、洛阳、鄂尔多斯、平顶山这些二三线城市，但在刚刚过去的一个学年，枫叶集团的学费增长了8780万元。
也是在这个学年，枫叶集团新开办了7所学校。国际学校也越来越成为受地方政府欢迎的座上宾。比如截至2014年7月，广西高中阶段中外合作办学项目数量已达8个，每年录取学生人数达到300人的规模。贵阳、昆明等西部城市也批准设立了多所国际学校。
高中阶段中外合作办学的快速发展也引发教育公平的讨论。2015年全国“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上海教科院副院长胡卫呼吁，政府应要求公办高中逐步退出国际课程班竞争，回归教育公共服务职能。事实上，2014年北京市教委即透露，将加强对公办高中国际班招生的规范管理，不再审批新的高中中外合作办学项目。
“从本质上来说，公办高中开设国际学校的确有违教育公平，公办高中退出国际课程在一些教育界人士中已形成共识，只是执行起来会有快有慢”，清华附中国际部副校长马成说。
上海市2013年规定公办高中举办国际课程不额外收费，改由政府专项、学校自筹等多种方式解决费用问题。但上述上海市政策研究人士认为，这个规定也存在争议，“国际课程班的学生享受了额外的教育服务，且不用交费，他们占用了太多公共教育资源，对其他学生不公平”。
如何把高端需求留在国内？
既要保证教育资源的均衡，也要满足日益增长的需求，那么，在收紧公办高中开设国际课程的同时，鼓励民办国际学校的发展将是一种可替代的选择。未来高端需求的满足将由民办国际学校承担。
宁波市2015年10月出台《关于进一步鼓励民间资本进入教育领域的实施意见》，提出积极支持民间资本参与引进国际著名院校，举办多样化特色化普通高中、服务外籍学生学习的国际学校等。
海南省的政协委员提出了“发展国际教育吸引长居旅客”的建议，亦有全国政协委员呼吁建立国家“科教特区”，以学习国外先进办学模式，开办国际学校、发展中外合作办学。
而在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微博)看来，推进教育供给侧改革，把高端教育需求留在国内的核心措施，是推动政府放权。“推动政府放权的关键又体现在两点：改革高考制度和扩大大学自主办学权”。
“现行的高考和招生制度一定意义上导致了基础教育成为应试教育。这也是很多家长选择将孩子送到国外读书的原因”，他说。
另外，熊丙奇认为，目前的高考制度下，学生选择读国际学校，只能是出国留学，这相当于说关闭了这些学生在国内升学的通道，其实可以考虑让那些就读国际课程的学生参加国内高考或能就读国内高校。而随着高考和招生制度改革，高中教育可以更加个性化、多元化了，届时可能会有更多的学生将不再选择国际学校。
“可以将现在公办高中开设的课程分为四种：服务于学生高中毕业的课程、服务于高考的课程、服务于国内高校自主招生的课程，和服务于国际化的国际课程，以更好地服务学生的教育需求。”
还有一点，就是尽量消除户籍壁垒的影响。看到谷雨的女儿在北京这所民办国际学校中的成长，他的一个亲戚也想把孩子从青岛的一所公办小学中转学到这里，但却被告知这不可行。“那个孩子是青岛户籍，也是青岛学籍，不是北京户籍和学籍”，谷雨说。
上海市的政策相对更为开放，其2015年高中国际课程班和中外合作办学学校招生计划显示，21所学校招生总计划为1681人，其中非上海生源计划为490人。
上海市对国际课程实行分类管理。上海市《关于开展普通高中国际课程试点工作的通知》规定，公办普通高中国际课程班实行自主招生，但学生须参加上海市中考并达到相应的录取线方可录取。民办学校的招生要求相对宽松，但也须参加中考或其他测试并达到相应的录取线。
“有校长对生源担忧。如果设定的录取门槛过高，甚至达到了区重点高中的录取线。这可能会影响国际课程班的报考人数，无人问津，国际课程班还有什么意义呢？”上述上海市国际课程政策研究人士认为。
他甚至认为，“国际课程班不应该把优秀的学生过早地送上出国的轨道上，应该瞄准中考中端和后端的学生，为他们提供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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