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11月，正值世界金融风暴发生后不久，我在西欧讲学。有一次，一位欧洲的经济学家问我：在西欧国家，一般只要年经济增长率保持在2%-3%，就业市场基本上是稳定的，不会出现多大的失业问题，为什么中国经济增长率一定要保持在9%-10%以上才不会产生失业严重化的现象；如果经济增长率降到7%-8%以下，失业问题就会相当突出，原因何在？他提出的这个问题引起我的思考。我认为，对当前中国面临的就业压力，应当作较深层次的分析，主要应当从体制和结构两个方面来解释。

　　对于当前中国的就业压力，首先要从体制上探讨深层次的原因：

　　第一，中国与西欧国家在体制上的一个巨大区别，就是西欧国家早已不存在城乡二元体制，而中国至今仍存在城乡二元体制。城乡二元体制是指：城乡由于体制不同而割裂开来，城乡在社会经济生活方面存在着因体制不同而造成的巨大差别。如果处于传统的计划体制下，城乡人力流动受到严格限制，那么不管农村中的劳动力多么想到城市中来工作，也难以如愿。但从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进展，尽管城乡二元体制未被取消，但城乡之间的人力流动却放松了，于是就出现农民工进城浪潮。农民工进城，不仅是为了增加收入，而且还为了在城市生活，得到与城市居民一样的待遇，所以只要职业比较稳定，就把家属接进城市。这样，农村劳动力的供给就是源源不断的，而城市对劳动力的需求却是有限的，就业压力就难以缓解。加之，农民在中国人口中的比重大，数量多，一些外出务工的农村劳动力在城市中找到了工作，就会吸引更多的同乡进城，所以就业压力的存在肯定是长期的。西欧国家没有这样的情况，这是因为不仅那里不存在城乡二元体制，而且通过长时间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农民在全国人口中的比重已经很小了。换句话说，西欧国家要解决的主要是新增劳动力(即劳动力增量)问题，而当前中国要解决的不仅是新增劳动力(劳动力增量)问题，还有劳动力存量(即从农村分流出的、进城找工作的劳动力问题)。

　　第二，由于中国依然处于从计划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过渡的阶段，国有企业在国民经济中仍占着举足轻重的位置。民营企业是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陆续发展起来的。在企业规模方面，国有企业主要是特大型的和大型企业，它们的技术装备好，资本雄厚，甚至在某些行业成为垄断性企业，但国有企业属于资本密集型企业，吸纳的劳动力是有限的。民营企业绝大多数是中小型企业，其中很多是劳动密集型企业，吸纳的劳动力多。但是，民营企业在许多方面(如税收、融资、政府采购等)尚未受到公平待遇，在经济中处于弱势。一旦经济发生动荡，首先受到冲击的是民营企业。这样更加加剧了劳动力市场上供大于求的状况。而在西欧国家，虽然也有国有企业，但数量不多，在经济中起作用的主要是私营企业，只要经济有所增长(哪怕经济增长率只有2%-3%)，只要人均GDP增加了，私营企业，包括大量小企业，就会进一步发展，增雇劳动力。

　　第三，中国是一个耕地面积有限，人均耕地面积很小的大国。如果不从农村分流出大批劳动力，在农村生育率大于零的条件下，人均耕地会更少。为了提高农业的单位面积产量，走规模经营的道路和农业集约化的道路是大势所趋，因此土地流转势在必行。土地流转的后果之一是农业中实际从事生产的劳动力数量会下降，于是又会推动农民进城务工。这种情况在西欧国家是不存在的，因为那里的农民人数已经不多了，农民有自己的家庭农场，面积适中，需要家庭成员全力经营，才能得到好收成，他们不急于进城，也不愿丢掉土地去做工。西欧国家的政府看到了这些，所以近年来一直实行农业支持政策，对农产品价格采取保持性措施，防止农民因农产品价格下跌而受到损失。此外，西欧国家的农村金融业比较发达，不动产抵押贷款制度较为完善，农民如果想在城市中创业，可以通过抵押贷款取得资金，实现在城市中创业的愿望。

　　第四，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的几十年间，西欧国家的社会保障制度已逐渐完善，无论城市居民还是农民都能享受到较好的社会保障待遇。进城的农民同城市居民一样，有相同的社会保障待遇。即使他们所在的企业倒闭了，他们失业了，由于有了社会保障，他们一般不会返回农村。当前中国的情况与之不同。城乡社会保障改革刚刚起步，至今仍处在初始阶段，因此，失业的农民工只好返回农村；如果农村的承包土地已经流转出去而又没有相应的社会保障待遇，他们便成为无地无业无社会保障的“三无”农民。这是最令人担忧之处。

　　从结构方面着手分析，当前中国的就业压力之所以形成并且不容易在短期内消除，大体上有三个结构方面的原因：

　　第一，产业结构。这是指三次产业在GDP中所占比例的变化。西欧国家从工业化开始，经历了200多年，最终形成了这样的产业结构，即在GDP中，第一产业通常只占百分之几，第二产业占到百分之二十多，第三产业则占到百分之七十以上。服务业成为最大的产业，它吸收了大量就业者，包括自行创业的中小型服务业企业的业主们。而中国至今仍然处于工业化中期，第三产业发展较缓慢，大约只占GDP的40%左右。第二产业则仍是劳动力求进入的主要行业。与西欧国家相比，中国服务业发展的相对滞后，是就业压力形成的一个重要原因。需要探讨的是：为什么中国的服务业发展较缓慢？可以从城市化速度慢和城乡居民大多数收入偏少来分析。由于城市化速度慢，农民人数多，而且农民的收入偏少，因此对服务业产品的需求只可能缓慢增加。那么，为什么城市化进程缓慢呢？为什么农民的收入偏少呢？这又同城乡二元体制的存在有直接的关系。由此可以作出判断：产业结构问题在现阶段的中国是同城乡二元体制的存在联系在一起的；离开了体制原因，说明不了产业结构问题。

　　第二，技术结构。技术结构是指不同层次的技术在所有各种技术中所占的比例大小，以及它们之间的比例关系。技术结构在就业问题上表现为各个不同层次的技术所使用的劳动力人数在劳动力总量中所占比例的大小。在中国长期存在劳动力供大于求的条件下，应当根据国情来适时调整技术结构。具体地说，要因时因地制宜，把劳动密集型企业、资本密集型企业、知识－技术密集型企业三者很好地结合起来而不能有所偏废：一方面，要发展资本密集型企业和知识－技术密集型企业，这样才能建立强大的工业基础，加速实现中国工业的现代化；另一方面，仍要继续发展劳动密集型企业，以缓解经济中劳动力供大于求的矛盾。使中国迅速成为工业强国，以及在中国着重缓解就业压力，是两个不能互相替代的政策目标。然而，在现实经济中，最容易受到冲击的和最缺少融资手段的正是劳动密集型企业，它们规模小，资金薄弱，而且技术水平低。因此，受冲击后，劳动密集型企业倒闭的多，亏损的多，社会失业问题很快就突出了。这是现阶段中国经济的特点。政府部门关注劳动密集型企业，给它们以支持、帮助，是符合中国国情的做法。

　　第三，劳动者技能结构。在西欧国家，熟练技工在就业的工人总数中大体上占到30%-35%，而在中国，熟练技工在就业的工人总数中据估计只占5%-6%。中国不但熟练技工不足，而且一般技工也不足。因此，在不少城市的劳动力供求市场上，“人找事”和“事找人”两种情况是并存的。不仅如此，熟练技工的短缺还直接影响到中国的产业升级、技术进步和自主创新。除了劳动者的技术水平不适合劳动者需求方的要求而外，劳动者的专业同样存在结构性问题，即某些专业供不应求，另一些专业却供大于求。尽管从总量上说劳动力市场上仍是供大于求，但如果采取适当的措施，能使一些求职者提高技术水平，并使未来的求职者在事业上更符合市场的要求，那就会使就业压力有所减轻。

　　根据对当前造成就业压力的体制性原因和结构性原因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以下两个重要的论点：

　　一是，对解决中国的就业问题应当有长期的思想准备，就业压力决不是短期内就能消除的。短期的增加就业的措施，例如政府增加基础设施建设投资，以保证经济增长率不下滑；政府降低存款准备金率和贷款利率，以改善企业的处境；政府要求企业保证不裁员；政府支持失业人员和求职人员自行创业，等等，都是有一定效果的，但更重要的，或者说，从长期来看，改革城乡二元体制和实现城乡社会保障统筹才能缓解城乡就业压力，而扶植民营企业、尤其是民营劳动密集型企业的发展，支持服务业的扩大，加强职业技术教育，才能使更多的求职者找到适合自己的工作岗位。也就是说，长期就业问题的解决要从体制改革和结构调整两方面着手。短期的增加就业的措施和长期解决就业问题的体制改革、结构调整措施的并用，是真正有效的就业政策。什么是积极就业改革？短期措施和长期措施的结合，就是适合中国国情的积极就业政策。

　　二是，考虑到中国的国情，包括农民人数众多和就业压力长期存在等情况，中国的城市化程度到了本世纪中期，也不可能像西欧国家那样达到90%以上的程度，即中国的农民不可能减少到百分之几。主要原因在于中国农民人数众多，如果现有农民的大多数都进城了，无论城里的劳动密集型企业怎么发展都吸纳不了这样多的人就业。可以初步估算一下，从现在起，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0周年(2049年)，还有40年。假定城市化增长率为每年0.8个百分点，那么40年之内可以将中国的城市化程度从现有的40%多提高到接近80%，可以设想这是一个多么艰难的任务，就业压力会多大？保守一点，假定城市化届时达到70%左右，就业压力仍然是相当大的。怎么办？长期就业对策的另一设想是：通过农村土地流转和集约化经营，以及通过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农村(包括林区)可以吸收更多的人就业。合作农场和林场、家庭农场和林场，都有可能成为农民创业的园地。这样，他们生活舒适安定，收入较丰，社会保障同城市居民一样，他们就不一定进入城市等找工作了。

　　(作者厉以宁为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北京大学民营经济研究院院长、光华管理学院名誉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