紫色的毛衣外系着黑丝巾，高筒皮靴、精致皮包、时尚发形散发着都市女孩儿的韵味。流利的英语、礼貌的谈吐体现了清华女生的气质。程莉，一个上海姑娘，硕士毕业后与四川省汶川县签订了工作协议，义无反顾地将自己事业的起点选在了西部灾区。

　　首次离家 放弃保研赴云南

　　程莉生在上海，长在上海，却对农村有着深厚的感情。6年前，她就曾放弃复旦大学的保研机会，远赴云南边远山区做了一名志愿者。

　　程莉出生在一个普通的家庭，身为家中独女的她虽被父母视为掌上明珠，但是从小就很自立。她不仅学习成绩优异，还表现出超凡的组织和管理能力，中学时代获得过上海市“三好学生”、优秀学生干部等荣誉称号。并以优异成绩考入复旦大学经济学专业。

　　经济学专业是复旦大学就业最好的专业之一，8次获得“复旦大学人民奖学金”的资历也使程莉得到保送本校继续攻读硕士研究生的名额。无论工作还是深造，摆在程莉面前的都是优越而轻松的选择。然而，那一年，程莉做出了一个非同寻常的决定，参加首届全国大学生西部志愿者计划，到云南省永胜县金官镇财政所志愿服务一年。

　　别人都想方设法留在上海工作，她为什么反其道而行之？程莉说：“我很早就确立了服务社会的理想。只了解身边的社会，只了解大城市是远远不够的，广大农村更需要人们去探索。可是我除了旅游外从未去过。”

　　带着探索农村经济与社会的渴望，程莉只身来到国家级贫困县云南永胜县。程莉所在的金官镇处于边远山区，她去后是财政所唯一住宿的女生。一床、一桌、一凳、一灯是宿舍的全部家当，猪油渣、姜泡菜是食堂的两大主菜，露天厕所、镇街头的公共浴室是最“高档”的卫生设施。她为了采集农村税费改革所必需的数据，经常深入农民家庭调查，与农民同吃、同住。在志愿服务后期，她患上了胃结石，曾因为营养不良、血压低而晕倒，但她依然坚持到最后。

　　“从没吃过苦的女孩子怎么熬过来的？”这是程莉经常被问到的问题。

　　“当一个人认定一件事时，就能忽略外界环境的苦和累。”程莉的回答十分简洁。

　　在镇医院打针时，医生忘记了给她做皮试，好在收费人员及时提醒。程莉对这件事印象深刻：“农村真正欠缺的是软件而不是硬件。人的素质不能提升是中国农村不能改变现状的重要原因。”说到此处，程莉变得神情严肃，目光坚定。“这是我去农村工作一年所获得的结论之一。”

　　再赴西部 不坐机关去汶川

　　震后的满目疮痍强烈撼动着程莉的心灵，和灾区人民同甘共苦的渴望情怀使她再次离家远赴汶川。

　　从云南回到上海，程莉报考了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研究生，成绩依然优秀，领导力依然突出，她担任了学院研究生会主席，作为奥运会志愿者服务于国际广播中心，处理突发事件。

　　“5·12”大地震后举国同悲，也强烈地震撼着象牙塔中程莉的心灵。去灾区工作、为灾区同胞做点什么的想法在她的心中悄悄萌动。经过努力，程莉参加了国家发改委组织的一次灾后重建的大规模基础调研项目，深入灾区调研10天。

　　“我至今还清晰地记得，那个雨天，我第一次走进汶川。折成几截的百花大桥，映秀小学唯一挺立的旗杆，镇中心大片大片的废墟，瓦砾中的巨石，地面上巨大的裂缝……大地震造成的破坏比想象中还要令人震惊。”

　　那些亲人突然离去的家庭，失去子女而丧失人生希望的母亲，风烛残年的老人和嗷嗷待哺的孩童，失去所有财产还背负着巨额贷款的灾民……这一切撞击着这个上海女孩的心灵；而灾区干部群众所表现出的乐观与自强、坚韧与执著，又令她心生敬佩。一位农民老大爷一边流着眼泪哭诉他失去了最乖巧成绩最好的孙女，一边又不断展示他要靠自己重建“农家乐”的规划。

　　一位当地干部问程莉：“我们现在很需要人，你这样清华大学毕业的上海女生愿意来吗？”程莉没有立即回答，内心却日益升腾起一股强烈的愿望：我要和他们战斗在一起！

　　回到清华后，与灾区人民并肩战斗的渴望一直萦绕在程莉的心头。当程莉从学校得知四川省选调生的招考通知时，她毫不犹豫地报考了汶川县。

　　2008年12月和2009年1月，程莉两赴成都考试，最终以排名第一的成绩被录取。她没有等国家发改委和上海市公务员的面试结果，直接与汶川县签订了就业协议。

　　对于这样的选择，许多人感到吃惊，是一时冲动吗？是特立独行吗？程莉说：“我不在乎东西部差异、城乡差异，我要做的首先是放下名牌大学和上海人的架子，尊重当地干部群众的观念和工作方式，同时也得保持我的个性，不能在基层随波逐流，丧失自我。”

　　“清华毕业典礼的时间与我去汶川的报到时间只差两天，我恐怕没时间回上海了，会直接从北京去四川。”这个上海女孩儿第二次离家，抛弃了大城市的繁华与优裕，选择了西部的贫瘠和艰苦，但是她相信自己的选择是正确的，因为她将在那里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