误会不解释不行，但有时候，真没法解释。

　　我就是那个有冤无处诉的倒霉蛋。

　　研究所要开个小型研讨会，人数不多，但都是有分量的专家学者。欧阳要去出席一个外事活动，主持不了，只能请副主任代劳。在最后敲定会议日程的时候，欧阳让我先把日程和代表名单给张姓副主任送一份过去，说主持会议的事情，他会自己打电话。

　　第二天，等我跟着欧阳刚回到所里，同事们争先恐后地给我描述会场上两位副主任的尴尬，不无讥讽地说，估计是趁欧阳不在，两位副主任急不可待地争权呢。说真的，这事要跟我没关系的话，我肯定跟他们一样幸灾乐祸，会上出现了两位主持人，多搞笑的场面啊，百年不遇！

　　可我，真的惊出了一身冷汗。昨天欧阳明明让我通知了张姓副主任，那位领导唱的是哪出啊？张副主任该怎么想我啊？天哪，肯定是欧阳搞错了，他电话通知的绝对不是张副主任。研讨会规模不大，主持会议不是什么大事，估计张副主任也没打电话跟欧阳确认，于是，才有了会上的“二虎夺食”。

　　欧阳犯的错不大，开的玩笑可不小，生生把我搁进去了。你去找张副主任承认个错误，就说是忙中出错，让他多担待。这是欧阳给我出的主意，这错误犯得太低级，欧阳断然不肯出面帮我解释，看看他说的，多么云淡风轻，一副置身事外的样子，早忘了自己才是那个始作俑者。

　　别无他法，我还是去找张副主任承认错误吧。

　　倪岚呀，你也不是新同志了，怎么能犯这么低级的错误呢？张副主任显然是生气了，我一番言辞恳切的忏悔并没有打动他，这位专门做思想政治工作的领导，开始长篇大论地对我进行思想教育。

　　我心里那个窝火呀，代人受过，还得打碎牙齿往肚子里咽。为了早点结束这场一对一的批斗会，我见缝插针地继续承认错误，对张副主任的说教一一点头称是，并面目凝重地表示今后一定吸取教训，决不再犯。

　　从办公室出来，我觉得自己喘气都费劲，缓了一会儿，眼泪下来了。平白无故地被修理一顿，一句辩解的话也不能说，我算是体会到哑巴吃黄连的感觉了。

　　这事之后，我每次看见张副主任，心里就直打鼓，跟条件反射似的。偶尔，对视一眼，我心里都会咯噔一下，觉得他看我的眼神都意味深长，仿佛我的存在就是在提醒他勿忘昔日之耻一般。无法，我只能回避一切跟张副主任正面接触的机会，凡事都绕道而行。

　　这两天，所里正在组织学习上级部门下达的文件精神，主讲的就是张副主任。会上，大家或带报纸仔细翻阅，或带手机锻炼拇指，谁都知道，学习需要这个形式，出席一下也就罢了。

　　但是，偏偏，张副主任点了我的名，就在我翻报纸的时候。

　　这成了我态度不端正的有力证据，张副主任说得严厉非常，工作方向把握不好还怎么进步？我瞬间成为会场的焦点，同事们在迅速毁灭手中“罪证”之后，齐刷刷地盯着我。如此多的聚光灯打在脸上，火辣辣地，我正襟危坐，低眉顺眼地盯着笔记本，除此之外，不知道怎么应对。

　　有些同志，工作态度是有问题的，不认真，就会犯一些低级错误。张副主任不依不饶，说了足足十分钟，才转到正题上来。这显然是说我呢，说辞都跟上次在他办公室里的大同小异，为的就是让我明白，有些同志其实就是特指我。

　　这次之后，张副主任总是“适时”地敲打我一番。你做得好了，他让你继续找不足，要“尽善尽美”；你做得平平淡淡，他就说年轻人怎么没有闯劲，要有创新意识。但凡有一点儿瑕疵，就等着他上纲上线吧。

　　如此这般，谁都知道我是张副主任的眼中钉。那些站好队要求进步的同事们早已对我敬而远之，我也自觉疲惫不堪，自信心严重不足，每天上班一见到张副主任就无比紧张，情绪低落，这种避无可避的精神折磨让我动了辞职的念头。

　　到现在这个地步，困扰我的已经不是那个误会，而是张副主任的智商。用脚趾头想都知道，我一个小兵怎么可能有胆量“陷害”领导呢？退一万步说，他至于这么睚眦必报吗？

　　这种领导，不伺候也罢。

　　作者 倪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