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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11月12、13、14三日,北京的天气骤然变冷,西北风使刚刚享受建国五十周年大庆的北京人顿时感到严冬的来临。但在著名的北京国际会议中心的17号展厅里，你想象不出那儿有多热闹，说人山人海一点不夸张，原来，洋人的洋大学跑到北京来招生了!“洋大学”到中国抢学子——热闹非凡,喜气洋洋。 北京的各大主流媒体摆出一副像过年的架式纷纷为洋人们宣传。 去过之后的我，几天没有缓过气来。不知为什么,我作为一个中国人太感到伤心了,我看到洋人们满脸喜气洋洋的情景,看到自己的同胞对洋学堂表现出的那副媚样与渴望相,当时我真想在大厅内大喊几声:同胞们,我们是中国人,为什么我们费尽心血把自己的子女从小学培养到初中,又从初中培养到高中,最后竟把孩子送到国外去上洋人的大学?你们过去培养孩子所花费的一切一切的心血难道最后就这么简单地白白地拱手送给了洋人们? 可悲是，当洋人们笑眯眯地向我们的同胞伸手要去30万、50万人民币时(其实一个少年到国外上好一点的大学一般费用都要在六七十万人民币以上),我们的同胞还要向洋人们三鞠躬,并口中喃喃着刚刚学会的一句“Thank you!”(谢谢) 那天我没有在那个“国际教育展”上大声呐喊,因为我确实底气不足。其实应该说是我们的国家底气不足。因为中国有那么多想上大学的人,都被无情的大学门挡在了外面。 据说就是因为我们的大学太少。因为大学每年招生名额太少,仅为应届高中毕业生的10.05% (至2000年),所以教育部门已经下狠心要在今后3年左右时间内达到国际平均水平的15%。等于说每年还有85%的孩子绝对是在大学门外拼命想方设法往大学门里挤。然而不好挤呀，大学招生满足不了广大的求知者,社会就业的激烈竞争又让人感到没大学本科以上文凭就等于下等公民的现实,使得家长和孩子们拼死也要圆大学这个梦——没有圆上大学的梦,就根本谈不上圆未来理想和前程之梦。美国人的梦是淘金式的发大财之梦，中国人最集中和最突出的梦想就是上大学。没有大学梦,就等于一生死定,一生不会有太大的出息。高考的竞争太激烈，中国的大学“独木桥”让孩子们感到太可怕,家长们也害怕得要命。你除非全身心投入到帮助和辅导孩子的3年高中(其实大部分家长为了孩子将来能上大学,从小学、初中便开始狠抓了),否则你就劳而无获。可是许多家长自己正处在事业和生意上的高峰,哪有那么多时间和精力放在孩子身上?或者说即使有精力、有时间,孩子未必就能闯得过中国高考的“独木桥”,于是这些家长就苦苦地寻求着中国独木桥以外的大学路。此时此刻,洋人们看准了机会,笑眯眯地向他们走来了—— 最典型的要算英国绅士了。各国都把矛头指向了美国人,其实世界上最厉害的还是英国人,别看它现在很衰弱似的,但实际上它的骨子里从来没有停止过野心。在它的眼里,这个世界从来就是英国人的。美国人牛吧?可美洲大陆还不是英国人最早发现和拓荒的!中国人不是现在把香港收回了吗?那天交接仪式上布莱尔首相也参加了,在全世界面前他们交还了一块领土,可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仪式临结束时布莱尔有意朝中国总理眨了一眼,这一眼很神秘,带着一股并非失败者倒有几分胜利者的微笑。就在参加交接仪式之前，布莱尔在国内一次重要的会议上特意召来了一批教育官员,明确地告诉他们:我们大英帝国已经结束了在华的领土管辖,可是那儿仍有我们巨大的天地,那就是市场，它就像我们的先辈开着远航船到世界各地去开拓新大陆一样具有永远有利于我们大英帝国的意义。过去我们的先辈们每到一地,以挂起国旗、推广英语为我们的目的。现在我们用不着再做那些容易引起对方反感的事了,占领市场就是不用我们在别人那儿挂起国旗但同样能获得我们想要获得的一切。中国人从我们的手中收回了香港,我们可以从他们手里再夺回比一个香港甚至几个香港更大的利益。抢占中国的教育市场,就是我们从中国人那儿可以重新占领的又一个“香港”!布莱尔说完这番话后,引起了全英国校长们的热烈回应。“市场就是money(钱),我们愿意到中国当21世纪的无冕总督。” 杀回来的洋“狼”不仅有从英吉利海峡来的,也有从北美洲、澳洲、新西兰来的,甚至小小的泰国“狼”也来了。1999年,仅北京一地就举办过两次洋“狼”抢占中国教育领地的大规模“战事”。春天那次在北京国际展览中心举办的“国际高等教育展”，战况空前激烈,来自英、美、德、法、加、澳、新、瑞等“16国联军”，同时在中国首都吹响了进军号。 2000年春节刚过，“洋鬼子”们又蜂拥而上，2月26日在北京国贸大厦举行的首场“国际高等教育巡回展”，开馆仅一个小时，就有上万人拥入展厅，其火爆的场面超过以往。据说今年上半年就有三四场这样的“洋大学摆摊”活动，其规模和出场频率也超过以往。面对如此疯狂的“洋鬼子”的大举进攻，中国人没有任何的抵抗,相反几万人带着笑容、带着美钞连同自己心爱的子女们一起去拥抱这些“洋鬼子”，场面令人感叹。 当我在现场听到和看到的中国人在“洋鬼子”面前表现出的“特别的爱”时,顿然有种“大国寡民”之感。 在那个人山人海的场面上,我首先感受到的是今天的中国在“16国联军”面前,没有了当年的“义和团”勇士,倒是出现很多别样的风景线。 有位男士在著名的“天坛红桥市场”做事，他在英国“侵略者”面前涨红着脸说:我早盼着你们来了!这不,我已经积蓄了十年的心血钱,只等你们过来“招兵买马”，看看我这孩子行不行?要行,能给个大学上,钱是小事——他拿出一张信用卡,在英国人面前晃动了几下，“侵略者”的蓝眼睛顿时射出光芒。 另一位是某国家机关的女公务员。四十多岁,风韵依然，她身边十几岁的女儿也长得出水芙蓉一般。在加拿大“侵略者”面前,女公务员一副兴奋不已的样子:你们哈利法克斯的女子学院我早听人说了,我的孩子愿意去，如果不反对,我也愿意陪她一起去。那满脸毛茸茸的北美家伙,心领神会地张开热情的双臂,将这位女士拥抱在自己的怀里:太欢迎了,漂亮的中国女士!这时，在场很多中国人的脸上充满了羡慕之情,至于“侵略者”们，无不欢欣鼓舞。 中国人拥有自己尊严的今天,“洋鬼子”们确实改变了以往提刀拿枪进入中国领地的方式,而是带着诱人的笑容出现在中国大地上,这种新的战略战术在很大程度上使现在的中国人无形中丧失了民族警惕,成了鱼饵上的猎物。据国家出国留学生服务中心介绍,我国目前每年公派的拿学位的留学生已经很少了,而作为访问学者出国的近年也只在2000人左右，自费出国留学则逐年递增,每年约有2～3万人,按每年每人最低费用计算,这个市场规模每年约有4亿美元左右的文章可做，这里指的是成人出国留学，而少年留学则远比上面这个市场还大。其一,生源众多。目前在国内“望子成龙”无望的约有2000多万适龄青年学生,他们中约有30%的人是城市学生。这部分人中,能出得起钱或者出不起钱却想尽办法也要到国外留学的约占1/3,共计200万人左右。当然由于签证等原因不可能使这部分人都能如愿出国留学,但近3年来少年出国留学的人数连续以40%左右的速度增长，预计2000年接近5万人左右。有位准备把高中的女儿送往新西兰留学的女士算过一笔账:女儿读完高一后到新西兰,5年半后大学毕业,孩子的各种费用至少在60万人民币以上，而到新西兰留学是比较便宜的,到英国、美国留学的费用要比到新西兰贵出50%左右。也就是说,每一位少年留学生在国外每年的费用约在15万—2万美元,如此一算,现在中国少年留学出国的市场约10个亿美元。“洋鬼子们”对市场的认识远比我们深刻与熟悉得多,这十几亿美元的市场生意做起来非常容易,要比做“空中客车”、“摩托罗拉”等飞机、手机生意麻烦少多了。不跟政府做生意,就不会有太多的政治上的麻烦。一位美国某理工学院驻北京办事处的CQ小姐用中文清楚地告诉我:她的表哥是做电子商务的,但同中国进行一笔两千万美元的通讯设备生意时,前后花了3年时间,最后还是没有做成,因为这中间不是因为美国国会在审议中国最惠国待遇时设置麻烦,就是美国总统又在台湾问题上搞些名堂,最后生意好不容易做成时,轰炸我驻南斯拉夫大使馆事件又出来了，然而她做引进中国中学生留学的事顺手得令她感到欣喜不已。她说他们学院在北京刚刚进驻,1998、1999两年就收到了极其良好的效果,招生计划成倍的完成。学院仅中国市场就可以每年获得大笔收益。 当我请她谈谈为什么中国家长们疯狂般地愿意将自己未成年的孩子送往国外留学时,CQ小姐解释得非常清楚:大概有三种情况:一是他们的家长认为在国内孩子上大学太难了,即使上了大学,以后就业还是个问题。研究生、博士生和洋大学的文凭,是以后中国就业市场的基本要求。与其现在费心费力把孩子塞进国内的大学,还不如从现在起就为孩子的未来就业着想,走在国家的前面送其出国留学，这样既可以避开国内“千军万马走独木桥”的高考搏杀,又可为孩子将来就业时有个更好的起点。这些家长从另一个角度算了一笔账:在国内上大学,就得从初中抓起,6年中学下来,花在孩子身上的各种学费、培训费、生活费一年下来也是好几万元。问题是这几万元还常常是在打水漂呢!孩子一旦中考成绩差了,就得找一所好中学、找一所重点中学,分数不够,还得贴进几万元?6年中学读下来,高考一旦落榜,又得复读,一年复读费还不花掉一两万?就算孩子后来能上大学,4年大学下来也得小10万元。毕业了,你再看看就业市场,人家要不要你普通大学的普通本科生?如果勉勉强强找个工作,当爹当妈的还得给孩子每月贴钱。如此算下来,二三十万元贴进去了,什么都没落着，那还不如现在勒紧裤腰带,多花点钱,求个踏实和省心,更求个保险。这些家长还把自己为儿女上重点中学、参加高考和上大学期间所花费的精力也计算在里头。特别是自己工作和事业比较忙的人更有体会,孩子6年中学期间,家长所花费的精力与心力远不是金钱所能计算得出的。这部分家长代表着出国少年留学生中的多数，他们因此会感觉花几十万元钱“物有所值”。另一部分的家长则怀有“还愿”之心。比如广州一位女士说,她本人是中国的一所名牌大学本科毕业生,但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出国留学，而留学是她的一个梦,特别是看到目前中国的环境保护、社会治安、生活方式同发达国家差距很大,所以她把期望寄托在孩子身上。“如果孩子能在国外发展,一方面也对国家是个贡献,至少少了一个就业竞争的对象。而我希望孩子在国外完成学业后,能够在国外找到一份适合他的工作,这样我也可以常到他那儿去看看,有机会直接接触外面的世界,也算圆了我自己的出国梦。当然,为了孩子有个高起点,比我本人还愿还要重要的多。”第三种情况是,部分家长已经把子女出国留学当作一种长远投资行为。有位在北京某外商投资公司工作的先生就非常直接地说,他希望儿子到美国最著名的中学去上高中,将来希望他考上哈佛或者麻省理工大学。“现在我花几十万元送孩子出国,很大程度上看做是一种投资。因为在国内,即使我花很大功夫把他培养成大学教授,他以后的年收入也只有几万元,甚至更少，但在国外就不一样,名牌大学毕业生和高学历的人才,其收入是相当高的。不是有报道说一位中国留学生在美国呆了10年,回国时带回了200万美金,等于1700万人民币!我不期望我的孩子也能挣那么多钱,减一半行不行呢?也就是说可以达到我现在送他出国留学投资的十多倍收益!当然任何一种投资都是有风险的,送孩子出国留学也同样。一般来说,孩子大学毕业后只要能在国外站住脚,他的生活和收入绝对不会比我们差,也就是说我的投资绝对不会贬值。当然谁也保证不了孩子可能会失败。即使是这样,我们当父母的也算对得起孩子了,用不着有什么后悔。”这位家长如此说。 不能不说CQ小姐非常到位地分析了中国家长们的种种心态。少年出国的决定因素主要来自家长们的决定,很少是孩子自己的决策,因为这里面有个根本的问题,即经济条件。家长根据自己的经济状况,掌握着、权衡着孩子的命运。那么,家长们的心愿真的能够实现吗? 当然。大千世界,只要人们想到的就有可能做到,总能找出这样的事例。我本人在新加坡国立大学参加一个华人国际文学研讨会时就碰到过这样一位女士。那天她正为在国立大学上学的孩子送点东西,闲谈中说到她孩子的事。她是哈尔滨人,孩子在国内读书时成绩平平,可孩子好胜心特强,因为成绩上不去对孩子的心理打击很大,性格开朗的孩子变得非常忧郁。中考后,孩子没有考上重点中学。为了让她能够上个好学校,家里花了两万元托人进了个“重点”，但因为成绩跟不上,孩子每天显得非常痛苦。于是这位女士和丈夫商量,决定把原来的40多万元买房子的钱拿出来给孩子申请到新加坡留学。开始孩子先来,后来当母亲的她也来了,一方面照顾孩子生活,一边打工挣钱,3年下来,她孩子在这儿上学由于受环境影响,心境恢复了,学习成绩快步上扬,成了班上的优秀学生,考大学时也非常顺利。“我们现在全家人都在新加坡,我和先生都有工作可做,孩子上大学的愿望也实现了,我们也购了一套大房子。新加坡使我们全家人原来的愿望都实现了!”这位女士非常幸福地告诉我:“如果当初我们只考虑在哈尔滨买房子,孩子要是上不了大学，等于留给了孩子一张纸上画的饼，她想吃也吃不着。现在呢,我们把孩子送到这儿读大学,等于留给她了一张捕鱼的网,即使我们没有为她买好一所房子,她也照样可以用这张网捕鱼生存发财嘛!” 现今住在北京亚运村“贵族”公寓里的张恒先生夫妇,今年才50多岁,可他们已经在前两年把已有30多年工龄的两份国家公务员工作辞退了,因为现在他们用不着在乎那1000多块一个月的工资了。张恒与夫人过去在单位里一直是“贫困户”，因为别人有高学历、高职称,他们是高中生、中专生,所以什么都吃亏。为了让下一代不再吃这份亏,夫妇俩在孩子上小学时就开始积蓄心血钱,家里几乎没有像样的家具,后来他们把孩子送到澳大利亚读高中、读大学，3年前孩子大学毕业后当了澳大利亚一家大公司驻京的中国总代理,年薪近百万元。房子、车子、妻子样样齐全,还特意给父母买了一套100多平方米的大房子。苦尽甘来的张恒夫妇每每谈起他们当年的“英明决策”和现在孝顺的孩子时,总是充满了自豪和得意。 也许正是这种出洋也能望子成龙或者出洋学子更易成龙的巨大诱惑,加上国内应试教育和高考竞争的巨大压力,使得广大中学生(甚至是小学生)的家长们对上大学前就把孩子送去出国留学的热忱越来越高,使现在出国留学生的年龄向趋于小龄化的态势发展起来。据广东高招办负责人介绍,前几年广东每年自费出国留学的人数最多不超过200人,1998年达到6000多人,其中中小学生留学占了一半以上。预计2000年广东全省仅“少年留学”将达到上万人之多!北京、上海的情况相同,每年都是成倍成倍的增长。一位从事中国留学生预测调查的澳大利亚专家估计:到2005年时,中国每年中小学留学生将超过100000人。 100000人是个什么概念?100000人就是近百亿美元的市场!难怪老美、老英、老澳甚至现在连泰国这样的小国都面带笑容地频频向中国的下一代及他们的家长招手。21世纪到来之时,我们中华民族又一次面临一个“狼来了”的时代! 说“狼来了”似乎是个刺激的词眼,因为狼是残忍的,吃起人来张牙舞爪。其实现在的“洋鬼子”装成的狼,早已不像当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天津时的样子了。现在的“狼”都是笑眯眯的,像是充满温情的救世主。然而,狼毕竟是狼，它的本性中有吃人的一面,也具有为了吃人而设下种种陷阱的狼子野心…… 请看陷阱之一:“汉奸”当道,中介混杂,受骗又受累。 自古以来,“洋鬼子”想直接敲开中国的门非常之难，但又几乎每次行动都能成功，其奥秘何在?这就是“洋鬼子”太会利用中国的“汉奸”了。当年香港、澳门被侵占,就是由于有汉奸从中做手脚。100多年过去了，“洋鬼子”们收敛了许多,从形式与内容方面对中华民族的掠夺已经大大改变了,但其侵略实质却并没有改变。再看看今天铺天盖地的“外资”企业或者“合资”企业，及某某国、某某集团驻华办事处,你会发现:真正直接在帮助外国公司或老板掠夺中国资源与资金的常常不是那些黄头发蓝眼睛的“洋鬼子”,而是和我们的人种一样的中国“汉奸”。上面提到的美国某理工大学的C Q小姐就这样说:“几年前,我们大学校长都不知道中国还有那么多人要上大学，后来到我们那儿上大学的中国留学生告诉我们,投资中国教育是最大的对华贸易,所以我们就开始把注意力放到你们这个神秘的东方国家。开始我们做留学生生意时很不理想,主要是我们不懂得与中国的学生家长们打交道。我们美国人的孩子家长和你们中国学生的家长在观念上很不一样。比如开始有人问我们:在孩子留学期间,能不能解决家长的陪读问题?我们觉得很奇怪,便问:你孩子留学已经花费了一大笔钱,为什么还要花更大的一笔家长陪读费呢?孩子能上高中、上大学,就证明已经完全可以独立了,为什么家长还要成天跟在他们后面呢?于是我们就告诉那些家长:上我们大学和大学下面办的中学都没有成人陪读设置。后来有位在我们那儿留学的中国学生说,CQ小姐你们太傻了,中国学生的家长与你们美国学生家长在对待子女问题上是完全不一样的,你们美国人把儿女关在自己家里会被看作侵犯人权,而我们中国人一旦把自己的儿女往外面赶的话就有可能被视作虐待。再说,你们学校干吗有钱不赚?把中国的学生拉到你们学校赚进的是一笔可观收入,如果再允许他们的家长到你们那儿陪读,他们就得要房住、要消费,你们不又可以从他们身上赚很多很多钱吗?你们赚了双份钱,中国的家长们还会念你们是“照顾”了他们，这是多好的事你们为何不干?我们把这位中国学生的话跟校长一说,大家的眼睛都亮了好几倍:是啊,真弄不懂中国人是怎样一种消费观念的?我们不懂,也无法理解。后来我们的校长决定:应该让中国人当我们学校在华开展工作的主要管理力量,收效证明,这样非常OK!”中国“汉奸”对本国的国情熟门熟路,干起来当然总是“OK”。但既然是“汉奸”，它就有让人讨厌的地方。 这几年随着出国留学的人数骤增,各种以此为业的“中介”服务机构应运而生。据北京1999年夏天开展的“清理出国留学非法机构”专项活动的负责人说,仅北京1998年一年,这类非法“中介”机构一下冒出几十个，他们大部分没有国家教育部颁发的有效营业证,仅凭外国教育机构一纸“委托”书，就在北京或者其它城市“开张招生”。这类“汉奸”一般都长着几个心眼,先是从“洋鬼子”那儿要一笔可观的“开办费”，同时签订一份每招收一名学生的“比例提成协议”。之后便开始招兵买马,聘得一大批“小汉奸”，再把这些“伪军”派往各个学校、机关单位,进行疯狂的宣传游说,为那些本来正在为“中考”、“高考”烦透心的学生和家长们送去香喷喷的“比萨饼”。于是在这些大小“汉奸”们半拉半推的情况下,一些学生家长就开始为自己的孩子报名、交钱。当然,什么事还不知道时就得把第一笔1万～2万元钱先送到这些当“中介”的“汉奸”们手中。“亏啥?你孩子在国内学校能做的就是一台‘考试机器',人家外国学校就是不一样,对孩子从不施压,让他们在自由环境中成长。这样的孩子思维活跃,创造发明和自立的能力强。再说,你儿子高中3年下来,外语能力还抵不上国内的教授水平?”“汉奸”们的嘴上都涂了一层厚厚的糖，孩子们的家长大多数是连国门都没出过的门外汉,听“汉奸”们这么一说,就不再犹豫了。 交了钱就是上了套、进了陷阱。 这几年教育部和有关部门接到对“中介”机构的投诉越来越多,投诉最多的内容便是“汉奸”们的行骗与说假话。骗是可以明断明了的,但说假话就不好识别了。有位家长听了“汉奸”介绍英国伦敦附近的某某学校“历史悠久,名师辈出,风光迷人,条件上乘”等宣传词,在孩子初中毕业后就送到了那儿。结果发现,此校离伦敦并非“附近”，其历史也并不悠久,只有几年办学时间。最让中国家长生气的是学校对学生的“自由”简直到了放任和根本不管的程度,这一点连在国内一直高呼要“解放”的孩子本人都认为英国学校“散漫得不像一所学校”。没有专人辅导学业,没有专人管理宿舍,上课的教师对时间的“珍惜”以每秒钟计算,你在他下课之后哪怕多问一句话,人家也会说一声“No”而转身离去,更没有补课一说。于是孩子的外语始终上不去,而老师对中文又不通,上起课来打哈哈的占了多半时间。一年半下来,孩子坚决要求回国。无奈,家长掏了三四十万元钱等于让孩子出国旅游了一次,而且只到过一个地方——那就是不用做作业的学校。这样的孩子不只一两个,他们回来后只好重新就读原来的年级,但那时再走进教室时,发现自己完全是“大学生”了——同学们都比他(她)小一两岁。 家长们气得找“中介”的“汉奸们”评理。“汉奸”却说:你不是想让孩子出国吗?出国就得花钱!什么“中介”费高?这怨得了我们吗?当初你愿出我们愿接,两厢情愿的事,你吃后悔药也没用。那边的学校没人管?人家那叫自我式教育,开放式管理,你们和孩子不是烦透了中国的应试教育吗?怎么,给你们自由你们又受不了啦?这能怨我们什么呀?要不给你们再换所学校,这次最好说好了,不要轻易回国,至少也得等上完大学再说嘛!怎么样?再交钱吧!不交?啊,你们不交后面有人交呢!让开让开! “汉奸”们的这副嘴脸,让人不气死也会噎死。 现在国内不少单位看到“中介”少年留学可以赚大钱,于是纷纷打着各种旗号当起“汉奸”来。有的已经从非法变成了正式。像1999年底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披露的一起《赴澳留学出国班坑苦学生》的报道中指出的那个“中介”，就是吉林长春市解放路的一所正规学校搞的。1996年,这所学校的初中部向社会散发了宣传单,声称该校初中部与澳大利亚某私立学校联合开办“中澳语言学校”，为学生将来就读澳大利亚高中做准备。除了这样的宣传攻势外,该校校长在家长会上还信誓旦旦地说:3万元读完这个“澳校”后,再花10万元到澳大利亚读完高中。一时间家长们趋之若鹜,孩子们跃跃欲试,先后共有105名学生每人交了3万元后开始上学。这个学校的“出国班”还曾风靡一时,因为家长们都坚信:这是个公立学校办的。公立学校办的就跟国家办的没有区别。然而区别后来就出来了,因为这个“公立”学校做了一件本不该它做的“中介”。在这3年之中,105名学生由于渐渐明白过来,他们的家长帮孩子们另想办法离开了这个“出国班”，剩下28名学生坚定地留了下来,等候3年后的“澳大利亚留学梦”。据学生家长说,这期间学校曾不断涨学费,很多家长就是因不满意才退学的。3年苦盼总算出了头。但学校以“情况有了变化”6个字,开口要那些继续想把孩子送往澳大利亚的家长“再出39万元,才能到澳读书”。事到如今,也为了孩子“前程”，家长们只得有苦往自己的肚子里咽。1999年5月,第一批10个学生总算拿到了签证,但后面的学生则被告知“无期”。家长们这回不干了。澳方学校一看不对头,连忙来人与家长“对话”，许诺3个月内办妥孩子们的入学签证。可3个月过去了,签证一事仍遥遥无期。被骗的家长们终于将这个“公立”学校和澳大利亚某学校送上了法庭。然而即使法院判定错在“中介”，可孩子们的学业有谁能赔偿呢?据说这个“出国班”的学业完全没有按照国内统一大纲教学,把语文、政治、历史几乎都砍掉了,当1999年高中升学考试时,这些出国留学梦破碎了的孩子们又无法参加当年的高中考试,他们花了3年时间、花了几万元学费,最后连张初中毕业证书都没有拿到。 教训可谓再深刻不过。 陷阱之二:算钱有误,负债累累,国内国外两头不好过。在某“中介”机构采访时,有位王女士一开口就眼泪鼻涕一把流，她哭着求这个“中介”机构的人“再帮帮忙”。机构人员都不理睬她,于是她开始骂人,说你们这些黑心肠,当初见一个人你们就把出国留学说得天花乱坠,当你们从我们手中把孩子夺走后你们又什么都不管了，你们是强盗!是汉奸!都他妈的不是东西!“中介”的几位小姐忍不住站起来,说你怎么骂人?王女士眼睛一瞪,骂得更响亮:不骂你们这些骗子还骂谁?骗子!汉奸!卖国贼! 接下去便是一片混战。混战的结果是人多一方赢了,女士被推出了门外。 王女士因此成了我的采访对象。她说她女儿是前年去加拿大上高中的,是刚才那个中介机构办的手续。当时人家告诉她，孩子一年在加大拿上学的各种费用大约十五六万元，这个数字对她的家庭来说绝对是笔大钱,但为了孩子,她和丈夫决定把女儿送出去。临走时,她还对孩子说:我们平时再省一点,你在那儿再打点工,就可以苦过3年高中等考上大学便有奖学金了。女儿也点点头保证一定好好学习,将来报答父母。 大西洋东岸的枫叶之国是美丽的,学习条件也非常之好,可是独有一点不好:就是什么都很贵,没有很好的适应能力和语言能力,打个工都十分困难。王女士的孩子到那儿上高中后,很快发现自己的经济状况极紧:交掉学费后连饭钱都非常紧张了,更别说能添置些像样的衣服。女儿只有十五六岁,在家时连碗都从来不刷,根本不可能获得母亲计划中的每月“两百元打工钱”。为了过语言关,还不得不每月拿出300元左右的“补课费”。没有钱的女儿越紧张就越给家里打电话。这边的父母一听女儿没有钱了就更紧张,一个月光电话费就得比以前多花一千多元——“国际长途电话像只老虎,我每次都是半夜‘机’叫,可还是让这只老虎一年吃掉了一万多块钱。”王女士说,她和丈夫在国内是普通的机关干部,一个月工资加奖金,加上丈夫搞点“外快”，一年的收入就是五六万块。女儿第一年出国留学花去约18万元。其中5万元是王女士向自己的姐姐借的。第二年原想孩子在那儿可以独立挣点打工钱,后来女儿告诉她根本不可能,因为加拿大各地的“政策”都一样,她上学那儿根本不允许未成年人从事打工一类的事,再说即使你到了成年人的年龄,也未必能找到一个工可打。孩子的后援本来就不足,前方又挣不到钱,所以女儿至少一个星期向家里叫急一次：“我把所有的零花钱都积存起来,准备给你们打电话用。要是连打电话的钱都没有了,我一个人准死定在异国他乡了!”女儿的话把做母亲的王女士吓坏了。无奈,她一次又一次地向外人借钱给女儿寄去。于是债台就这样越筑越高,到了第3年,王女士为女儿留学一事,已经欠下20万元的债。夫妻俩到后来都紧张得不敢再去接电话,因为电话不是女儿打来要钱,就是债主催他们还钱。 有一次女儿急了:“你们怎么几天不接我的电话?是不是让我死在加拿大?”女儿说完就大哭，大哭之后又骂起来:“你们不是我的父母!是王八蛋!” 做父母的气坏了,说你怎么能这样说?我们为了你上学,已经快家破人亡了,借人家的债都快把我们家门堵住了。你怎么能这样骂父母?你是不是留学了就没了良心啊? 这边一句,那头一句,双方在国际长途电话里对骂了半天,最后是女儿“啪”的挂掉了话筒。 王女士这边有两个星期没有接到那边的电话,于是她和丈夫就有些坐不住了,打电话过去,对方没有人接，这就更着急了。王女士把电话打到那边的“监护人”那里,可人家是“临时”性的“监护”，你付工钱了吗?没有。没有你就别找我,找你女儿的学校要人吧!无奈,只好找学校要人。 学校的人说:我们也在找密斯王,你们还能提供其它什么线索吗? “狗王八蛋要你们学校干什么呀?”王女士气得用中文狠狠骂了对方一通。但又有什么用?女儿没了,还得赶紧找啊! 哪儿去找呀?又不是在国内,骑辆自行车、打个的,或者报个警,即使是国内,大海捞针一般找人也不容易。王女士心急如焚,通过各种关系买了飞机票,赶到加拿大东部城市某学校。真是无巧不成书,那天她到学校的时候,女儿也回到了学校,只是她身后跟了一位年纪很大、满脸胡须的“老外”。 “你怎么跟一个‘老外'在一起?”母亲严厉地责问女儿。 女儿瞪了母亲一眼:“你才是‘老外'!” “少废话。你说说这段时间你到哪儿去了?” “打工挣钱去了。”女儿低着头说。 “打的什么工?” “打工就打工呗。只要有钱挣就行。” “你可给我说清楚了，我们是中国人,不挣那些肮脏的钱。” 女儿从鼻孔里“哼”了一声:“什么中国人不中国人,没有钱还不如狗屎!” 母亲“噌”地站起来:“宁可当狗屎,咱们也不去挣肮脏钱!你得给我说明白了，到底这段时间干什么去了?” 女儿沉默。 “说呀!到底干什么去了?” 女儿突然咆哮起来:“你说我干什么去了?当妓女去了!你还要问什么?” 母亲愣住了,两眼发直,浑身哆嗦起来:“真的?你说实话是真的吗?” 女儿再不说话了,抱头痛哭。 这一夜,母女俩没有睡在一个房间。 第二天,王女士收拾起东西,对女儿说:我们不读书了,跟我回国。 女儿:不。我不走! 母亲:不走你留在这儿还想干见不得人的事? 女儿愤怒了:我是为了读书! 母亲也愤怒了:这个书我们不读了! 女儿:你没有权利剥夺我的受教育权! 母亲说:我是没有权利剥夺你的受教育权，但我有权教育自己的女儿。 两人不欢而散。 机场上,母亲和女儿远远遥望着,最后都是泪流满面…… “孩子现在还在加拿大上学。可因为家里供不起那么多费用,她后来把实情告诉了我们,说她不得不找个‘靠山'来维持自己的学业与生活,那个上年纪的大胡须加籍人就是她的‘靠山’。女儿说,那人每月给她一千元加币,条件是在大学毕业后必须嫁给他。女儿还不算太浑,说可以,但有一个条件:大学毕业之前,两人的关系保持一定距离……”王女士谈完她女儿的事后说:她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就是不该在没有实力雄厚的经济条件下把自己的孩子送到国外留学。另外则是太轻信“中介”机构的粗略介绍。她希望我通过文章告诫那些准备把孩子送往国外留学的家长们:千万要把那边的情况了解清楚后再做决定。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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