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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晓江，1978年考入江西大学。现在他是南昌大学教授，校报主编，在生命社会学科方面是国内知名专家。他在给我寄来一堆他出版的代表作时，随信告诉了我他那年参加高考的一份难忘经历： ……我挤在一辆破旧的井冈山牌货车的边缘上，手紧紧地抓住车厢板，极力屏住呼吸，抵挡着阵阵刺鼻的臊味。 在铅山县参加高考后，我好不容易硬挤上一辆回武夷山垦殖场的车子，谁知它装了一只橡皮做的大氨水袋，车上人多，路又颠簸不平，不一会，氨水溢出，满车冲鼻刺目的气味。我透过盈眶的泪水木然地盯着路旁一排排往后飞奔的小树，心情沮丧到了极点。 年初，我和姐夫的妹妹郑红返回了阔别10年的南昌。我这个被戏称“山里的猴子”对变化不算太大的城市突然有了一些说不清的依恋。郑红和同学整日陪我在平整的马路上东逛西跑，晚上则去看《地道战》、《地雷战》等老电影。这种生活比起我在山中出门就攀坡，晚上早早上床睡觉的生活有天壤之别。郑红的母亲在饭桌上边给我夹菜边盯着我说：“你就一辈子呆在山里吗？”这话像箭般直刺我的心脏，就是这一瞬间，我突然下决心：是应该从山里蹦出来，改变改变了！ 这时恢复高考的消息传来了。回到西坑分场后，我凭着几本《复习资料》和1977年高考全国各省的考题汇编，开始紧张的考前复习。白天我到茶场去工作，区分茶叶的等级，照看整个茶叶制作工艺的过程；晚上就着昏暗的灯光苦苦攻读。 摆在我面前的困难太多了，似乎难以克服。我在农村中学读书，物理课讲农业机械；化学课讲农药的使用；数学课教大家怎么拨算盘；而语文课的教材是一本《毛主席语录》。我的知识实在是可怜得很。况且高考必试科目的地理、历史我压根儿未学过。没办法，拼了。我不停地把各门课程的内容分写在小纸条上，吃饭时背，走路时默，上厕所也拿着一大叠纸条。3个月过去了，武夷山垦殖场参加高考的五六十名知青和总场中学应届毕业的八十余名学生同赴铅山县正式考试。 天气炎热异常，挥汗如雨，许多题目我简直不知如何下手。语文考卷竟然没有作文题，只有一道什么‘改写’题。上面印了一大段文字，要求改写成另一篇文章。我的妈呀！我从未听说过什么叫‘改写’，应该用原文里的话写？还是纯粹用自己的话写？连这一点我都搞不清楚。踌躇半天，只好提笔硬着头皮写吧。每考完一场，众多的考生便围着送他们来的老师激动地议论着考试内容。人头攒动，教师侃侃而谈，我站在人群的最后面，踮着脚吃力地捕捉教师和那些趾高气扬的应届生说的一字一句。我的天哪！好像每一题的答案都与我写的不一样。越听越沮丧，越听浑身越乏力。 坐在这该死的氨水车——大家沿途这么诅咒着，总算回到武夷山垦殖场，再换乘手扶拖拉机，傍晚时分，我进了西坑分场。不愿惊动任何人，我轻手轻脚地回到房间取了内衣，来到平日我常去的溪流边，衣服也没脱，纵身一跃，扑嗵一声，全身没入水中，憋着气，直到肺部要炸开，再探头出水，猛地吐出满腹浊水，定睛遥望溪水对面的崇山峻岭，叹了一口气：这一辈子就呆在这儿吧！ 天蒙蒙亮，我又起床坐在溪水边发呆。山上的薄雾还未全散，一丝丝，一缕缕，或飘浮在山腰，或缠绕于翠竹绿树，不时传来几声犬吠，山里小镇的清晨十分静谧,人们还在睡梦中。吃过早饭，我一心一意去做茶叶了。 一个月后，知青们晚饭后照例坐在分场总机房前的木椅上聊天，高考的场景似乎已被遗忘了，我也极力去忘却它。 天渐渐暗了，阵阵凉风迎面袭来，我们仍天南海北地扯着，话务员在里面喊：“高书记，电话！”与我们在一起聊天的分场书记高得福起身进去，一会儿出来对我说：“你考中了大学。”大伙全都愣住了，我有些晕眩，到今天我仍无法用文字来表达当时复杂的心情。 第二天，我到场部打听消息。办公大楼前已贴出大红喜报，我的名字赫然列在红榜第一名。全垦殖场近80人考文科，只有我一人考取。 一个多月的沮丧之情一扫而光。10月份，我出山赴学校报到，搭上一辆装毛竹的车子。坐在毛竹堆上，我用力抓住竹子，说：“现在的命金贵了”。以前我们从未想到珍惜这条命，不知为何，人一有了稍好的前程，连带着对生命的态度都变了…… 郑晓江没有告诉我他走出大山时对生命的这种重新认识是不是后来成为了他重点研究生命价值取向学科的一个支点，但可以肯定，那次高考成功使这个“山里的猴子”改变了一生命运。王学文，1978年考生，现为黑龙江农垦红兴隆管理局教育中心干部、高级教师。我们来看看他的“大学圆梦”—— 1977年初冬第一场雪后，村上小关校长告诉我：邓小平出山了，恢复高考，老三届都兴报名。 刚离开学校那会儿，魂牵梦绕的是想上大学。随着时光流逝，上大学已经成了一个遥远的梦。走出校门已11年了，人生能有几个11年？家庭出身不好，社会关系复杂，使我丧失了当兵、招工、推荐上大学的机会。随着娶妻生子、柴米油盐，我已经成了地地道道的农民，大学梦早已破灭。听关校长一说，头脑中的记忆鲜活起来。我抵不住大学梦的诱惑，扔下捆了一半的苞米秸子，借5毛钱报了名。但回家没敢和妻说，怕她不批准。 初试在公社举行。感谢我学生时代的老师，教给我的知识仍深深烙在我的脑海里。作文题目是《旧貌变新颜》，我提笔就写：“踏着松花江边初冬的第一场雪，我复员回到了阔别五年的家乡。”真是意到笔随，一气呵成。监考教师一个劲地看我的手，我莫名其妙。原来10个手指有8个缠着胶布。 通知我参加复试是在半个月后，关校长到我家告诉我，12月20日到呼兰县城参加统考，并说我那篇作文在全县3000考生中考了第一，已经印发给各学校。公社文教助理到处打听这个复员兵，说以前咋就没发现呢？ 妻对我说：“你有本事就去考呗，啥事扯过你的后腿？将来出息了别把俺娘俩蹬了就行。”其实她最心疼的是初考时生产队里扣了我90个工分，足足相当于春天9个工。 妻把队里刚分的豆油和亚麻籽油装了两桶,我驮到离家15里的火车站，卖了作考试费用。为了区别二者，我在两个桶上分别贴了标签。在小胡同里溜达，见人就问：要豆油和亚麻籽油吗？就像电影里地下工作者接头对暗号一样。一中年男子叫我到他家去，他把窝头切成片，分别放在两种油里炸，和他妻子反复品尝，一致认定我搞错了。夫妇俩对我的辩解不予采纳，还教育我中年人要诚实。我妥协了，将错就错，亚麻籽油当成了豆油卖。 那一桶豆油成交顺利，一个戴大口罩的男子让我给他送到家去。我乐颠颠地跟在他屁股后走了老远，一抬头却发现到了派出所门口。原来那老客是乔装打扮的治安员。结果豆油没收，理由是：粮油没完成统购计划前一律禁止交易。我心里直后悔，只怪自己粗心大意。 统考那天，我揣着妻给我烙的发面饼，早5点动身，冒着零下30度的严寒，奔向60里外的县城。等到考场时，人已经成了“白毛女”。考生中，有十六七岁的娃娃，也有比我还老相的孩子爸妈，有一个女的直扯衣襟也遮不住隆起的腹部。我掏出钢笔，写不出字，冻了。我一边随手把笔放在身后的炉筒上烘烤，一边慢慢审题。等要动笔时，发现坏了：钢笔烤成了弯弓，一写字直转。监考老师忍不住笑，把他的笔借给我。我向他笑笑，表示谢意，谁知这监考老师竟是那天买油的中年男人!我急忙低下头答我的试卷。 作文题目是《每当我唱起东方红》，我想不落俗套，就写成了一韵到底的散文诗。 中午在跃进饭店吃饭。把冻硬的发面饼掰碎，泡上饭店免费的老汤，再对点酱油、醋和辣椒末什么的，吃起来有滋有味的。望着泛着油花的汤盆和“为人民服务”的牌子，感到这家饭店确是为工农兵服务的。心想，等考完后一定写封表扬信。等下午考完试赶到饭店时，发现汤盆和牌子一并不见了。服务员抱怨说供不起了，考试的人太多了。 接下来要解决晚上的栖身问题。住旅店两块钱一宿，超出财力。我找到“四海”大车店，睡通炕，不要被子，一宿三毛钱，正合我意。我坐在炕上角落里看书。电压不足，灯火一明一暗，一会儿眼睛看字就重影，屋里充满了烟味、汗味和泡豆饼的酸味，拌和着车老板粗重的鼾声和守夜人低俗的小调，叫人有一种喘不过气来的感觉。炕很热，很舒服。不一会儿有活物在动，开始局部偷袭，后来全面进攻，重点集中在隐私处。不挠，又痒又疼；挠破了，火辣辣的，更痒更疼。划火柴一照，老臭们忙不迭地往墙缝里钻。听说臭虫喜欢对血型，莫非我的前任也是O型血？我换个地方，学车老板的样子，把衣服脱得精光，用绳子捆了吊在高处。刚有点睡意朦胧，起早赶路的将铁桶、马勺又磕得“梆梆”响。第二天照镜子，眼圈都是黑的。硬撑着考完第四科，不敢再住店，连夜落荒而逃。 文教助理送来通知书时，我正在马圈里起粪。助理很为我鸣不平，说比你分数低的都进了本科，你才走了个大专。我说邓公没忘了咱，够意思了。再说这学咋个上法，我还得和孩子他妈好好合计合计呢。 去学校报到的头天晚上，我和妻子相对而坐，恍如梦中，妻说了很多话，我一个劲地答应，记住了，又没记住。儿子睡了，梦里带着笑。女儿给我数白头发，女儿说：“爸，我也要等长出白发才能上大学吗？ 我把女儿紧紧地抱在怀里，说：不会了，永远不会了。 王秀文，1967届高中生，1977年考生，现为中央某部驻外高级经济师。 他知道我在写这部“高考报告”，所以打电话告诉我没有他的那段经历，这篇作品“将是残缺”的。如此危言耸听，我便如约去采访。 王秀文确实与众不同，因为他是有过“劣迹”的那一类人。“文革”中他一度红过，还当过某市“兵团”司令呢！但很快又被另一“革命造反派”打倒，从此再不愿扛造反大旗，一心想搞点小“技术革新”。然而也许他的骨子里就有一种不安分的骚动意识，1973年开始他的命运便急转直下，先是在“批林批孔”运动中被视为“孔老三”——他公然说“孔子的教育思想是中华民族文化与道德信仰的基石”。1975年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中又被打成反革命分子，关押在牢里10个月，后因身体不好保外就医。粉碎“四人帮”后，他总算可以回家了。1977年高考消息下来，王秀文兴奋不已，在家大叫大喊了几天，说这回自己总算有了出头之日。但到市招生处报名时，竟然没有人敢接待他，他急了，骂人家是小“四人帮”。招生办的人说你才是“四人帮”爪牙。王秀文搞糊涂了，后来有人悄悄告诉他：你是内定还没有搞清问题的“516”分子。王秀文一听傻眼了，追梦10余年的高考看来与自己永远无缘了。于是他伤心地出走了很长时间，他到了新疆沙漠深处的一个戈壁滩农场，想与这儿的荒芜与严寒苦度一生。他学骑马，学放牧，也学喝烈性酒，甚至去追逐从内地逃过去的野女人。他变野了，连头发都不理。突然有一天农场来了一位浙江的生意人，收皮羊毛的浙江人带了一台小半导体，王秀文寂寞了很久，就借来听了一个上午，他听着听着，眼泪就掉了出来，然后就一下子不省人事……生意人吓得赶紧将他送到附近医院，还好，人家说他过度激动。醒来的王秀文说：我马上就要回老家参加考试，我可以考大学了，广播里说像我这样所谓有“政治问题”的人也可以参加高考，入学条件一律平等！浙江那个收羊皮的生意人很痛快地说：今晚我请客。这一夜，王秀文喝得酩酊大醉…… 他回到老家，把家人吓了一跳，因为人家都以为他在新疆“自杀”了。“死人”现在竟然复活，还要吵着考大学！1978年某市招生办都知道这事，也知道王秀文这位“野人”。 参加高考的日子仅有10来天时间，王秀文从一个老师手中借来一叠复习资料，把自己反锁在一间租来的小房里，他对家人和老师说：“你们这段时间谁也不要打扰我，只要在考试前一天来叫我就行。” 家人已经习惯他的“神经”了，以为他又犯病了，故除了每天送点东西从他窗口扔进外，并没有再多管他的事。老师们也偷偷地笑这个真真假假的“王疯子”是不是又疯了。他确实疯了，一连几天没有人见他从里面出来过，偶尔在夜深人静时，听到他在高声地说“疯话”。9天过去了，谁也没有把他考不考大学当回事，照旧各忙各的。就在大考的前一天晚上，王秀文神出鬼没地从里面走了出来，他学着“范进中举”的样儿，摇摇晃晃地走到附近居民家，一边喊着“哈哈，中了，中了”，一边做出一副醉样，惹得一帮小孩跟在他后面喊他“疯子”、“疯子”。而王秀文则越加得意，有个小孩使坏，在他半闭着眼往前走时，用木椅绊了他一下，王秀文跌倒在地，孩子和过路的行人乐得哈哈大笑。这时有人过来取笑：王秀才，人家明天都要上考了，你是不是真去当一回范进大人呀？王秀文大惊，忙问：今天多少号了？人家有板有眼地告诉他几月几日。 “呜呼哀哉——我差点要误大事了！”王“疯子”一下子正常了，他赶紧反身，直奔自己的家…… 第二天，考场上人头攒动。这时已经出名的王“疯子”到了考场，负责看门的人一见“疯子”来了，大喝一声：你来干什么？走远一点！ 王秀文跺着脚：哎哟我的师傅，我哪疯了！你不信看看我的准考证嘛！ 看门的看了看准考证，没错。但再瞅瞅王秀文，他疑心了，叫来招生办的人问：这“疯子”怎么也有准考证？ 招生办的人笑了：他是有点疯，不过不是精神病的那种疯，而是思想上有点那个，哈哈哈…… 噢噢，明白明白。看门的回头重重地用拳头砸了一下王秀文的肩膀：小子，好好考，别再装疯卖傻！ 王秀文就这样走进了考场。4门考课，王秀文都是第一个出来。有人问他考得怎么样？他总是学着范进的样连说“中了中了，哈哈，肯定中了。” 这家伙准又疯了。人们在背后朝他指指点点。 考试结束，又过了一段时间，与王秀文同进考场的人一个个相继接到了入学通知书，唯独他没有。 王秀文这回沉默不语了。有人拿他开心：疯子，这回“中了”没有啊？ 呸，你们都给我滚！王秀文怒气冲天地拾起地上的砖头和石块，见人就扔，吓得周围人都大惊失色：疯子又疯了，别再去惹他了。 王秀文后来听说自己的数学考了7分，他大怒，跑到招生办就满楼嚷嚷，吵着要看卷。大楼里的人一看是他来了，一边说着“疯子来了”、“疯子来了”，一边赶紧纷纷关上门。王秀文更火了，见门就踢。最后他查到了自己的卷子，发现真的出现了大错：他的数学分数应该是77分，抄分的人不小心抄成了7分，整整给他少算了70分！ “对不起对不起，实在对不起。因为这次考生中数学交白卷的不是一个两个，能考7分也不算少了，所以险些误你的大事。”招生办的老师，一万个道歉。 这回王“疯子”很有风度地说了一声：“没关系，反正能‘中了’就行。” 好事多磨的王秀文终于如愿以偿地走进了一所名牌大学，后来又当了研究生，如今正在海外四处“疯”着。 像王秀文这样的“疯人”获得上大学的机会，可以说它象征着中国封闭了多少年后真正走向改革开放。但中国又是个人口众多、教育落后的大国，能上大学的毕竟是极少数人，1980年统计，我们的文盲仍有一两亿之多，绝大多数的青壮年只具初、高中文化。什么时候上大学成了所有青年和所有家庭的最高愿望？当然是改革开放带来的结果。当“科学的春天”之风吹拂神州大地时，当徐迟的《哥德巴赫猜想》把陈景润这样埋头搞科研的知识分子奉为民族英雄和时代象征时，当邓公一句“科学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发表时，当北大方正、中关村电脑城里一群又一群知识经济下的百万富翁诞生时，当党政机关、中外企业甚至个体民营老板的招工牌上第一条件就是文凭，上大学越来越成为人们自我生存与争取有所发展的必备条件时，每一个中国家长、每一个到了就业年龄的青年和正在准备踏上社会的学生都清楚地意识到：没有相应过硬的学历和文凭，个人或家庭的生存形态将面临不可抗拒的挑战与威胁。 大学和学历，随着中国改革开放与国力增强，以及知识经济与科学发展的进步而不断升值、不断升温，甚至已经到了没有一张过硬的文凭就难以跨进就业之门，更不容谈命运大有可为的严峻时代。 大学像一道无形的命运与身份的分水岭。大学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必须。 谁拒绝了大学，谁就拒绝了挑战；谁放弃了大学，谁就意味着放弃了选择。 此时此刻，问中国的百姓什么是你生活中最大的愿望？他和她准会告诉你，是孩子的教育，是培养孩子上大学。 西方人一直不理解为什么中国人把钱都存在银行里？我们的国家决策者也费尽心思想通过各种手段来“拉动内需”，但从来就没有真正成功过，为什么？因为中国人的心里有个情结，就是赚了钱为孩子上学，存足了钱还是为了孩子上学，没有钱的也要存钱同样是为了孩子上学。据最新的上海一项调查表明：百姓手头的钱其中46%作为“教育储备金”，不去进行其它投资正是为了供儿女上大学。另一项调查表明，家庭经济越不富裕的家长们把钱用于子女教育反而占手头资产的70%以上。 中国目前个人手头的存款和现金达十万亿元之巨，也就是说中国人准备了近5万亿元左右的钱是为了子女上大学。 5万亿钱像头猛虎，如果一下冲出来，可以摧毁整个国民经济，可以摧垮整个市场体系，可以让江山摇摇欲坠，但善良的中国老百姓却温情地将它紧紧地握在手里，以无比宽宏的胸怀，一点一滴地、细水长流地交给他们的子女，让他们去努力读书,读到他们认为可以体面地进入能够获得良好生存条件的大学…… 12亿人几乎都这么想着，这么做着，因此中国人在20世纪后20多年间对大学的理解与苛求比任何时候更明细，比任何时候更疯狂，比任何时候更迷恋，竞争也就自然而然地显露出来，甚至渗透到了每一个家庭。 有一次，青少年问题专家孙云晓先生给我们讲了下面一件事：黑龙江某煤矿城市，有一个姓宋的矿工家庭，全家5口人，仅靠几百元收入勉强度日，宋家有两儿一女,老大老二都是男儿，一个15岁，一个13岁，都在读初中，女儿最小，读小学五年级。这个经济贫困家庭的父母感到欣慰的是3个孩子学习成绩都在各自的班上名列前茅。可在1996年9月的一天下午，老二和老三突然失踪了，家人找遍了孩子可能去的地方，依然没有踪迹，于是只好报警。公安人员费尽辛苦，最后发现老大有些不对劲，列为可疑。父母坚决否认，说老大是个好孩子，从不招是非。学校老师和同学都出来证明这家的老大是好学生。但公安人员的审讯却出人意料：老大承认是他亲手活埋了自己的弟弟和妹妹。一个15岁的少年如此残忍地杀害同胞弟妹，谁听了都会毛骨悚然。原来这孩子经常听他父亲说：咱家穷，只能供一个孩子上大学，你们兄妹谁考上了我就供谁，考不上的就下来干苦力活，供上大学的读书。老大比老二老三早懂事呀，心想兄妹三人成绩都不错，要是有两人能考上了大学，就得有一个不能上，而老大想自己的成绩可能不如老二老三，这样上大学的希望不等于完了吗？他越想越觉得最好的办法就是除掉竞争对手。主意已定，老大从从容容地设下计谋，诱骗弟弟和妹妹上山，假装玩挖坑埋人的游戏，便将老二老三活埋致死……谁都不愿听这样的悲惨故事，但它实实在在发生在我们今天的社会。人们说这孩子太自私、太冷酷，也有人说他父亲不该在孩子面前说那样的话误导。可不管如何解释，在这个孩子心目中，他有一种强烈的上大学的欲望，为此，他选择了他认为自己目前能做到的惟一也是最好的办法。悲剧的出现我们该怪谁？怪这孩子？怪他父亲？有一点是清楚的，除了我们不知道年龄尚小的老二、老三是否明白上大学对他们的重要之外，杀害弟弟妹妹的老大与父亲心中是极明白的。父亲因为自己的贫困和无能在为孩子惋叹，老大是从父亲的话中体味着自己的未来可能失去上大学的恐惧，正是父亲的惋叹和儿子的恐惧，导致了这场悲剧产生的直接原因。 大学，在这个矿工的家庭是一场噩梦，它毁灭了全家的幸福，也绝了这个家的根。当然像这样的事例是极少数的，也不可能成为社会主流，然而大学梦对多数中国人而言，它是一座高山，一座险峰，有人通过这种攀越来证明自身的价值，有人则把大学作为自身价值取向的始发点、动力源。 说到这儿，我不由得想起一位如今已是风云人物的年轻都市才女，她叫张粲。 我曾对张粲说，如果这本“中国高考报告”中少了她的内容，就是一个缺陷。她当然没有明白过来，因为那时我的书稿尚在边写作边采访的过程中。 同在一个城市，但要抓住一位驰骋在商场上的女亿万富翁可不是件容易的事。我甚至估计有可能完不成这个采访计划，因为我仅从一篇有关张粲的报道中知道了她的一些情况，其余一无所知。有趣的是无巧不成书，当我托人满北京找这个才女时，突然有一天张粲打电话告诉我：“我的公司就在你们作家协会对面呀！” 望着对面高出作协办公楼两倍的“建材大厦”，我不由定神看了看眼前这位眉清目秀的“小妹妹”，心中顿升一股“世界真的是你们的”慨叹——因为张粲说：这29层高的建材大厦就是她盖的。 她在京城盖的大楼不止一栋两栋了，仅她本人的“达因集团公司”下属就有40多家分公司，遍及高科技、保健药业和房地产业，公司员工超过3000人，在美国硅谷都有她的“公司部队”。 那天我推门进她的办公室，第一面见她时差点问她：“你们老板张粲在吗?”要不是她抢先说：“你是何老师吧？”我想我真会把上面的话说出口。张粲的形象给我感觉就是大公司的那类漂亮年轻和能干的“女秘书”，然而她恰恰是大老板。更不可思议的是，她的人生中有一段不可思议的大学经历。 张粲1982年以优异成绩考上北京大学，那时她才17岁，小姑娘一个，又长得南方姑娘的那种清秀淑雅，聪明而有才气，活泼又机灵，她当上了学生会文体部副部长，在北大能成为这个角色并不容易。1985年的国庆大游行中我们还记得北大学生经过天安门时突然向城楼打出“小平你好”的横幅吗？张粲是那次北大学生组成的2000人集体舞的总指挥。 那时的张粲，青春又单纯，充满活力又性格开朗。 突然，事隔几日，学校通知她：你的学籍已被开除，回家去吧！张粲没弄明白怎么回事，眼前的天已经塌了…… 原来，3年前，张粲在第一年高考时她报的第一志愿也是北大，因为才十六七正植青春期的她，在考试时老发无名烧，结果平时成绩很好的她没有考出好成绩，后来被当做“服从分配”分到了东北某学院。上北大是张粲的惟一选择，也是她从小向往的学府圣地，加上张粲家里确有困难，她是部队干部子女，哥哥姐姐都在外地当兵，家中祖母年迈，母亲又两眼视力不好，老父亲和整个家需要有人在身边，故部队出面请求东北某学院按休学为张粲办了退学手续。第二年张粲便以优异成绩考上了她向往的北京大学。然而按照当时的规定，第一年考上并被学校录取的学生就不能在第二年参加高考，也许因为张粲太出名了，有人将她的事告到了北大，校方便在并没有全面了解的情况下作出了开除张粲学籍的决定。 还有什么比这更残忍的打击？一个前程无量的北大优秀才女，却在一夜之间成了轰动全校的“被开除生”！ 张粲和她家人及部队方面无数次向校方提出申辩，甚至北大有很多学生自发组张粲现在的事业与她本人一样光彩夺目。织了“张粲声援团”为她力争申辩挽留，北大博士班的20多名博士生还主动联合起来集体为张粲向校方提交恳请书，多方努力之后，班主任、系领导等一些人仍铁面无情地一次又一次逼张粲退学离校。 “你们就不能让我留在这儿？我什么都不要，我只要学习、上课还不成吗？”张粲哭着恳求，甚至就差没有跪在那些人面前。 “不行就是不行！”依然是冷面。 张粲眼里的泪干了，嗓子也沙了，她像散了架似的被好心的同学们架着去“散步”。“这样的场景，只有在八宝山才有呀！”现在的张粲说。 “那时我确实想死的心都有。但我还是挺了过来，一是我太恋北大了，二是同学和一些老师对我太好了。我本来就在学校比较出名，可这件事出来后，没有哪个同学对我另眼看待，大家似乎比以前对我更好了，更包容了。正是这点，我挺了过来。我发誓要在北大读完4年课程。那些日子里，我一边坚持留在学校上课，一边不停地写上诉材料，一有空就跑教委、跑新闻单位、跑各种有用和无用的关系，尽一切可能力图恢复我的学籍。”张粲回忆道：“也许正是那些日子里，我学会了到什么地方都不发怵的本事。我那时小姑娘一个，是学校的博士生们教我的，他们说你就得学会进门就跟人家说话，并用最简洁的语言，把你的故事讲给人家听。有一次到水利部，因为听说那里面有人跟当时兼任教委主任的李鹏认识，我就去了，但人家有把门的，我没有证件进不呀！于是同学们就教我，说你只管大摇大摆地往里走，有人问你找谁，你就看都不用看他一眼，对他说‘我找我爸’，你准能平安无事地进去。后来我学着还真进了水利部大院……” 我俩都笑了。 张粲说：“最让我伤心的是，有的老师明知我委屈，却就是有时不让我进教室上课，你怎么求他也没用。班上组织集体活动，这是我最想参加的，可班主任死活不让我同去，现在想起来我还深深感到心痛……还有人向我中学的班主任发难，给她处分，并在现场大会上点名，要她检查。可我老师说：‘我没错，我相信张粲是个好学生，不信咱们10年后再看。’别人后来把这话传给了我，使我坚强了许多。我一直感谢这样的老师和北大的同学们。因为当时按照上面的精神，像我这种情况不应该受到开除学籍的处分。1984年下半年，教委就已经作出了废除原来规定的在对考生进行‘服从分配’时不与本人和家庭见面的做法，作出对非志愿分配考生必须与学生本人和家长见面的新规定。所以我坚持认为学校对我的处理不公平。我第一次报的也是北大，但因为身体原因没考好，人家不征求我本人和家长意见硬把我分到东北一个我根本不感兴趣的专业上大学。我从小爱小动物一类的东西，后来常看爸爸能把一枝杜鹃嫁接成开出好多鲜艳的花儿，就想当位生物学家，第一年高考时我报的就是北大生物系。后来由于报考受了挫折，一气之下，我在第二年考了北大国政系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专业。但没有想到的是我后来的大学梦出了更大的意外，我被学校作出开除决定是在1985年3月8日，从这年的‘三八’妇女节起，我在北大便成了一个‘黑人’。但任凭有人怎样想把我赶出大学门，我就是不走，直到与班级同学一起读完4年本科全部课程，而且还一门门参加了考试……” 1986年7月，张粲以非凡的毅力，完成了学业，但她没有拿到文凭，仅得到一纸证明，证明她坚持学习，成绩合格，及各方面表现不错，不包分配等。 `张粲的情况在北大是惟一的一个，像她这样后来被许多老师和同学敬佩的“不读完大学誓不休”的才女在北大建校史上并不多见。历史的原因，使张粲这样才华出众的女大学生经历了并不公平的曲折与磨难，然而她从来就没有倒下过。靠自己优异成绩和在北大人人公认的才能与表现，她顽强地走过了青春的最好年华。在同学们欢天喜地的毕业典礼上，没有张粲的身影，那时她已经到团市委、团中央和团校去打工了——她在这些地方干的是骨干工作，却只能拿临时工一天一块多一点的工资，因为她是没有拿到文凭的大学生。 大学梦对张粲来说始终是她衡量自身价值取向的一个坐标，为此她即使在经受别的女孩子可能永无能力承受的磨难时，从没有放弃对知识的追求。后来她力争想通过考回北大研究生的方式来弥补她曾经有过的一段大学裂痕，可是客观因素阻碍了她，张粲仍然没有放弃初衷，一如既往，从打水扫地开始，从倒卖电脑做苦力生意入手，一步步在属于自己设计好的大道上走着，直到离开北大11年后，她又以出色的成绩考进了北大国际金融专业研究生班，而此时的她已经成为了资产过亿的著名民营企业家和团中央表彰的全国十大杰出青年科技人才了…… “读书永远是我的生活，大学是我毕生的内容。”张粲与我道别时说的话，道出了多数中国人对大学的那份深厚情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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