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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中国人的梦东方人爱做梦，西方人也爱做梦。但东方人和西方人做的梦完全不一样。 2500年前,正是中华民族战火四起时,在鲁国,一位失去父亲的17岁天才少年又痛失母亲之后,擦干泪水,怀着“学也,禄在其中”的信念,四方求师,不耻下问,终于后来“三十而立”。中年之后的这位先生,在求仕的道路上屡次失败后,便开始了周游列国,时达14年之久,当他饱受艰辛、倍致窘迫,处处碰壁而终不得志后,有一天他仰天长叹,忽见头顶有一异样之物自由飞翔在蓝天白云间,便对其弟子感叹道：“鸟,我知道它会飞,可是会飞的还常被人射下来。鱼,我知道它会游水,可是会游水的还会被人们钓起来。兽,我知道它会走,可是会走的还常落了网。只有一样东西,人们不会控制它,它爱在云里来就来,它爱在风里去就去,它爱上天就上天,这就是龙……你们要做就做龙。” 在凄哀与绝望中“望子成龙”的士大夫，告别人世时留下的这一遗训成了千古不朽的民族信仰。 这位一生雄心勃勃,却落得弘愿未遂者,就是名列世界十大思想家之首的孔丘孔仲尼。由于他一生追求“学而优则仕”,且“忠君尊王”,以仁为怀,故被后人奉尊为中华民族的大圣贤而流芳至今,虽在他死后2000余年间有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和毛泽东的“批林批孔”两次罹难,但毕竟在2500多年的历史长河中,仅仅是小波小澜而已。大圣人留下的“惟此为大,读书是上”，和“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及“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这古老而经典的“圣训”,时至今日仍被亿万国人所崇尚,而我们也到处可见孜孜不倦地在寒窗之下苦读ABC,以求一张大学文凭的狂飚与战争般的赶考热…… 从鲁国这位骑马周游四方的圣贤诞生到今日,东方民族这块本是闪闪发光的大地上衍生的龙子龙孙们举目远眺时,却发现反被一个仅仅只有250来年历史的西方大国气焰嚣张地远远甩在后面。 那个国家是谁?难道还有比“学而优则仕”更“优”的梦在激荡着那个奇异的民族?是的,确有这样一个梦。这是一个西方人的梦。它的时间仅有250多年,比东方泱泱大国的历史少了20倍,比东方圣人的诞生时间晚了10倍。 这个梦是从英吉利海峡的普利茅斯港出发的,它乘着“五月花号”的小帆船,经过数月的惊涛骇浪,在初冬的一个早晨,抵达一块叫“詹姆斯顿”的北美狭长地带,并开始在那儿插上一面米字旗。后来这面米字旗改成了星条旗,于是诞生了一个新的合众国,英文简写为USA。从此,“五月花号”的小帆船虽然永远不再启航,但成千上万的“六月花号”、“七月花号”及包括沉没的泰坦尼克号在内的无数帆船与铁船都涌至那块狭长地带,由于越来越多的帆船与铁船涌来,狭长地带不得不渐渐扩张,再扩张,直到可以称霸全球的今天……这就是被现代人类治国专家们长期崇尚、那个在世界任何地方都想大声说话的国家的人们无比骄傲的“美国梦”。 “更多更好,永无止境……”起初代表这个简单思想的“美国梦”,后来在《独立宣言》中便化作了这样一些庄严的语句:一切人生而平等,生存、自由、追求幸福是“天赋人权”。IF WE CAN DREAM IT,WE CAN DO IT——在佛罗里达宇航中心的铝合金门上,美国人铭刻下了这句话,它翻译为中文是:只要我们能梦想的，我们就能够实现。 我似乎明白了东方人与西方人在行为与观念上的差异,也似乎多少明白了这两个世界为什么在经历了近一个世纪的争斗,今天仍然时常表现出互不相让、互不理解的某些原因。 东方人以追求圣贤与完备自己的学问为自己所实现的人生之梦； 西方人以追求无限的个人自由与幸福为自己所实现的人生之梦。 两种梦带着两种完全不同的意识,不同的观念,不同的信仰,甚至不同的文化背景与政治…… 我由此终于明白了上面的问题而不用去解释为什么同是年少或年青的孩子们在一起比较时,我们中国的孩子在计算和学问上总能拿冠夺王,而在实践和创新上美国的孩子总是优先争胜。 东方人总是以自己悠久而辉煌的历史自豪； 西方人则把实现今天和明天的美满幸福当作自己的生活准则。 其实，西方人追求的“梦”的实质，是一种精神的张力,这种张力产生出了这样的制度:多党议会、民主国体、崇尚自由——当然都是资产阶级的。这种精神张力下的人中便诞生了林肯式的政治家、卡内基式的经济学家和比尔·盖茨式的科学实业家，同时也滋生出了“猫王”式的摇滚巨星、无法抑制的艾滋病蔓延和狂轰滥炸南斯拉夫的称霸嘴脸。 中国人的“学而优则仕”之梦,带给后来几千年的历史是什么呢?当然有很多进步与无数伟人的出现,但同时带给我们这个古老民族更多的是制度的死板、国体的专制,思想的封闭,还有其它许多许多…… 说来也巧,那天在南京采访,朋友们说你写中国高考问题,就不能不到我们南京的夫子庙那个“大考场”看一看。 到了夫子庙，我抬头只见一座四角飞檐、走马腾龙的大阁中央闪出四个金光大字:江南贡院。中国“第一古考场”就在眼前！正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 走了几十所现代学校和高考的考场,我一直在寻觅中国古代的考场是什么样?并想由此把中国这个世界上最大的考试国和考试历史最为悠久的今古考试作一比较,以期求得某种关联。我始终认为今天中国的高考之所以到了白热化程度,不会没有一点历史的相关因素。结果如何呢? 在现存最大的中国古“考场”里,我发现了历史的许多相似之处—— 公元1368年，一位名叫朱元璋的农民领袖，举着起义大旗，横扫黄河两岸，推翻了元朝统治，重建起以汉族地主阶级为主体的明王朝。朱元璋在历代封建皇帝中，可算得上一位明君，为使明王朝江山长治久安，他把选拔人才放在头等大事之上，并在定国大策中说：“为天下者，譬如作大厦，非一木所成，必聚材而后成。天下非一人独理，必选贤而后治。故为国得宝，不如荐贤。” 朱元璋之前，中国封建社会已走过近千余年，前五百年，治国选官，都是以自下而上的选拔和自上而下的赏赐为主要途径。从尧舜禹夏商周的原始社会起，推举和“传子”几乎是整个中国古代社会统治的基本模式。当然这过程中也有一些是通过比考选拔出的用人先例。《周礼·地官·乡大夫》中便有这样记载：“三年则大比(考试)，考其德行道艺而兴贤能者(即考试选拔德才兼备者)”。秦汉封建王朝的建立,这种原始选拔人才的方式有了一定改进，但基本形式依旧如故，更加强调了礼贤养士风气，所以这段历史上出现过像“窃符救赵”、“千金市骨”、“完璧归赵”、“毛遂自荐”、“悬梁刺股”等许多经典故事。但真正采用考试方式选官取士则始于公元607年的隋朝大业三年。隋炀帝一纸诏令：“文武有职事者，以孝悌有闻、德行敦厚、节义可称、操履清洁、强毅正直、执宪不挠、学业优敏、文才秀美、才堪将略、膂力骁壮十科举人。”第一次提出了“科举”二字，这也为中国封建社会“试策”取士治国掀开了值得记载的辉煌一页。从此，科举考试，金榜题名、“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这等令普天下读书人目眩眼亮的词汇，便一直流芳延至20世纪。虽然科举录用人才制度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毕竟给那些无官无禄的平民子弟提供了可以登高攀峰的金梯。 科举考试极其复杂，有乡试、会试、殿试，各朝代的叫法也不尽相同。以明朝为例，乡试系由南北直隶和各布政司举行的地方考试，3年一次。明朝乡试最早主要以南京的国子监为第一考场，后明都迁至北京，故南京的考场就改称为“江南贡院”，且始终是全国最大的乡试考场，直至清末废除科举之日。府、县秀才可参加乡试，录取者称举人。 会试是由礼部主持的国家级考试，能进这一级考试者便是俗称的举人。殿试是由皇帝亲自主持的最高级考试，状元就是从这一级考试中诞生。殿试的名次分一、二、三甲。一甲三人：头名是状元，二名是榜眼，三名叫探花，其余称作进士。有道“连中三元”，即为乡试第一名，又获会试第一名，再获殿试第一名。其实这“连中三元”者太少了，在明代仅有黄观、商辂俩状元中得。“状元”是科举考试金字塔的塔尖，也是旧时读书人的最高境界，自唐高祖武德五年(622年)的第一位状元孙伏迦起，至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最后一名状元刘春霖止，在长达1280余年的漫长岁月里，中国先后产生过有名可查的文武状元约1400来名。 “十年寒窗无人晓，一朝成名天下闻”。科举时代，谁能中得状元，不仅是所有天下读书人敬仰的塔尖儿人物，更重要的是一般状元都由皇帝亲自封爵颁禄，一旦成为状元，不管你以前家贫如洗，或者沾有什么污垢之名，皇帝的封爵即刻可使你门第升天，苦尽甘来。从旧式的科举考试程序看，能获得状元称号也实属不易，虽然旧制度中常有买卖禄位，一些失意文人又编了许多像“陈世美”这样被人贬骂的忘恩负义的坏状元，但百姓心目中还有像吕蒙这样的刻苦攻读、终成大器的好状元。无论如何，状元作为读书人考试能获得的最高境界，已成为一种“考试文化”深植于民族与民心，要不今天我们怎把考进北大、清华等名校甚至在当地考得最好的学生总美誉为“状元”呢？ 我虽不知自古以来的状元是否真有滥竽充数者，但我从小知道自己的老家有两位考上状元的人非常了不起。一位是咸丰六年考上状元的翁同和，他做了两朝清皇帝的老师，中国最早举起开放门户大旗的就是他，他鼓动光绪皇帝与腐朽没落的慈禧太后斗争，100多年前揭竿而起的那场惊心动魄的“百日维新运动”，使这位状元先生永垂青史。康有为称翁同和是“维新第一师”。另一位便是光绪二十年考上状元的张謇，从这位“不敢惊天动地，但求经天纬地；不敢指望立竿见影，疗治古国千年沉疴，但求播种九幽之下，策效百岁之遥”的实业救国、教育救国者身上，我感觉到了状元的力量与智慧，状元的胸怀与追求。也许正是从他们身上，自古人们对那些不甘落后，不畏艰难，努力苦学，勇于进取并获得最大成功者的“状元”们总是给予褒奖。 天下读书人以当状元为荣，本身并不为过，问题是状元的产生过程让人感到心惊，又让人感到恐惧。 南京的“江南贡院”始建于南宋乾道四年(1168年)，最初仅供县、府学子考试用。朱元璋定都南京后，此处集乡试、会试于一地。到清代，江南贡院发展更快，尤其是康熙年间，苏皖分建两省，而两省政治、军事仍旧一体，乡试也沿袭明制，故此地一直成为全国云集学子考试的最大场所。我虽未能看到古考场“江南贡院”当年恢宏的原貌，但当我见到这座位于金陵东南隅风水宝地的古考场遗址和博物馆时，仍心潮澎湃，因为仅清朝267年间，江南贡院里就诞生了58位大状元，江南才子唐伯虎、画坛怪杰郑板桥、《西游记》作者吴承恩、《儒林外史》作者吴敬梓和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陈独秀先生等等都曾在此处挥汗考中秀才、举人和进士。 在江南贡院这座“科举考城”中，最为壮观、占地面积最大、令人看后最为毛骨悚然的要算“号舍”了。所谓“号舍”，既是考生考试的地方，又是考试期间考生们吃住的场所。江南贡院这个大考场有“号舍”多达20644间之多！那号舍外墙高约八尺，门高六尺，宽刚好一人之身多些。每排号舍长短不等，多则为百间，少则也有几十间，前排与后排之间相隔不足一米，因此整个考场就像一排排猪圈鸟笼式的建筑，旧称“号巷”。号巷门口设有水缸和号灯，供考生夜间行路和白天饮水使用。号舍三面是密不通气的墙，只有朝南一面是出入处和考试见得的光亮。号内有一块能掀起的木制的桌案和一张坐凳，考生晚上睡觉时就把桌案翻下作床铺，有的就干脆躺在上面。所有考生自跨进一步后，从此一直到考完才能离开号舍，吃喝拉撒全在其中。相传有一位才华横溢、文采超群的考生，因为没有占据好一些的号座，只得坐于巷尾的“粪号”，结果几天下来，被粪桶熏得昏头转向，无法考试，还差点闹出人命。有史料记载，由于号舍管理杂乱，常有考生被蛇咬死。有的考生受不了号舍之苦，用烛签自刺身亡或悬梁自尽。至于考场的一条条规矩，更是名目繁多，且严厉之极，是我们现代人闻所未闻。 负凳提篮浑似丐，过堂唱号真似囚。 袜穿帽破全身旧，襟解怀开遍体搜。 未遇难题先忐忑，频呼掌管敢迟留！ 文光未向阶前吐，臭气先从号底收。 这是清嘉庆年间文士缪仙所记述乡试感受的一首长诗中的片段，读后仿佛能亲身感受旧考场上那种“三场辛苦磨成鬼，功名两字误煞人”的辛酸场景以及能获得“一路连科”的来之不易。江南乡试，各科应试学子多达2万余人，但能够录取的只有100多名，其比例仅为200∶1，相比我们现在的高考成功率难上几十倍，多数久困场屋，备尝艰辛的学子，最后只能名落孙山，折桂无望。但科举考试毕竟又是读书人通向光宗耀祖、改变命运之路，同时也是证明个人才学实力的机会，所以像《范进中举》中描写的一直考到七八十岁的人不足为怪。郑板桥从23岁考上秀才到40岁中举人，前后历经17年之久，比我们现在考博士要艰辛得多。而许多名流学士还连秀才进士都没有考取，当然有人本来就对八股文不感兴趣，旧科举考试的艰难可见一斑。 当历史车轮滚滚而至20世纪初，满清政府的腐朽统治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一日，光绪皇帝收到一份湖广总督张之洞的奏折，上书：“科举一日不废，即学校一日不能兴，士子永远无实在之学问，国家永无救时之人才，中国永远不能富强，即永远不能争衡各国……”奏折后来到了慈禧手中，这位已入暮年的老太婆自知无力抵抗时局变化，便顺水推舟，于光绪三十一年八月初四即1905年9月2日，诏书全国：“……著即自丙午科(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为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考亦即停止。”此诏书一经传下，预示中国长达1300余年的科举考试制度宣告结束。1903年江南贡院乡试后得头元的刘春霖，因此也成为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位状元爷。 科举废除之日，像北京清华、京师和上海马相伯创建的“江南第一学府”复旦等现代学校已经开始建起。尤其是中国近代教育奠基人蔡元培出任孙中山领导的中华民国首任教育部长后，中国的教育便进入了第一个全盛阶段。“一地方若是没有一个大学，把学问的人团聚在一处，一面研究高等技术，一面推行教育事业，便永没有发展教育的希望。”蔡元培“兼容并包”的大学教育思想，几乎成为了后来以北京大学为代表的中国近现代大学的办学灵魂。“大学学生当以研究学术为天职，不当以大学为升官发财之阶梯”。他的这些思想与观念，整整影响了百年中国知识分子以学问为天职的勤学精神和对政治与物质不屑一顾的清高。中国的大学在这些具有全新思想的先导者们的奠基下，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崛起，并为20世纪中国诞生大批政治家、社会学家，特别是自然科学家准备了温床。但在前半个世纪，大学门一直朝有钱人敞开，穷人不可能或者说极少可以跨进去。 1949年，毛泽东在天安门一声“中国人民从此站立起来了”，宣告了一个新的历史纪元的诞生。劳动人民翻身当家做了主人，平民百姓才开始以公平竞争获得上大学的机会，当然也有不少人因为工作和劳动的突出表现而被直接送进了大学，他们毕业后在各条战线上成了骨干和管理者，这使得大学真正意义上成了人民的高等学府。然而由于国家底子薄，广大劳动人民的文化程度很低，一般能读上小学、初中的就很不错了，在建国后的前十几年间，大学仍是百姓可望而不可及的梦想。通过十几年的社会主义建设，人民的生活水平提高和受教育的普及，一批解放前后出生的普通百姓的孩子开始有机会向大学门进军。可就在这时，一场10年之久的政治与文化的“浩劫”，将中国人上大学的梦彻底打碎了，甚至连大学都被迫停办而关门，这是中国教育有史以来最为痛苦的一次民心摧残，它所产生的负面影响，使连笔者在内的无数适龄学子失去了基本的接受教育的权利，并在一个相当长的阶段里处在人生前途的黑幕之中，这种痛苦，并由此带来的沉沦与丧失只有亲历者才会有切肤之痛。 后来我们这一代人曾经有过重上大学的可能，偏偏又出了一个“白卷先生”。十年浩劫和“白卷先生”给本来已经落后的中国又添了重重的一层冰霜，中国人久碎的梦何时复圆？苍天在问，百姓在问，更有众多青年学子在问。 1977年8月，复出不久的邓小平自告奋勇挑起了主管教育的工作，在那个炎热的夏天，他心中装着一件早想透又没来得及说出的大事，于是便在人民大会堂，亲自召来40多位教育界的著名人士及官员，其中引人注目的有周培源、苏步青、张文佑、童第周、于光远、王大珩等毕生从事科学与教育的专家。虽说那时“两个凡是”仍高高地悬在人们头顶，但因为此会是邓小平同志亲自主持，所以有人说这个会倒有点像“神仙会”，大家畅所欲言，难得这么痛快。 8月6日下午，有一位被邓小平邀请来的教授先生大概受到这个会议的气氛影响，竟然激动地站起来面对邓小平慷慨陈词：请中央领导尽快采取坚决措施，迅速改变现行的大学招生办法，切实保证新生的质量。因为大学招生是保证大学教育的第一关，其作用就像工厂的原料检验一样，不合格的原材料就生产不出合格的产品。可是这些年来，我们招收的大学生有的只有小学文化，我们这些大学教授只能为他们补中学甚至小学的文化课，大学成了什么？什么都不是，还谈什么教育成果？这种情况不改实在是不行了！查教授，你说，你继续说下去。坐在沙发上的邓小平重重地抽了一口烟，探出半个身子，示意那个被他称为“查教授”的老先生往下说，“你们都注意他的意见，这个建议很重要哩！”查教授提提神，继续他刚才的慷慨陈词。这时人们发现邓小平不时在笔记本上记录着。与会人士抑制不住心头的激动，因为他们知道一件大家早已想说又想做却不敢打破束缚的大事情就要诞生了。 果然，等查教授发言完毕，邓小平询问了一下身边管教育的刘西尧部长有关具体细节后，当机立断：好，就这么办。招生会议重新开，高考从今年就立即恢复！ 高考立即恢复！立即恢复高考！湖北大学的查全性教授是最高兴的一个，全国人民也跟他一样兴奋不已。 这消息应该说是1976年10月结束“十年浩劫”后，在中国老百姓中引起的第一个最大反响。尽管那时国家的整个机体仍处在僵硬状态，但恢复高考则如冬眠的肌体中的血脉开始涌动，正是这根血脉的涌动，神州大地像春天般见到了第一枝青绿…… 1977年，新中国教育史上出现两大奇观：44天连续不停的教育工作会议；第一次在冬季进行大学招生。 似乎恢复高考招生的一切枷锁都已解除，突然有人提出：中国虽然是个考试大国，但积压了整整10年的考生一起拥进考场，谁也没有组织过呀？首先需要一大笔经费，其次印考卷需要大量纸张啊，这两样事现在想来根本不可能成为问题，甚至可能是考试主持部门赚大钱的好机会呢！当时不行，全国上下一片穷。问题因此上交到了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的结果是，中央决定：关于参加考试的经费问题就不要增加群众负担了，每个考生收五毛钱即可，其余由国家负担；印考卷没纸，就先调印《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纸印考卷。 从此，就有了全世界有史以来最声势浩大的一次考试，参加考试的总人数达1160余万之多。1977年冬和1978年夏的几个月时间内，神州大地竟有如此庞大的考试大军一起走进考场，其本身就值得史学家们重重书一笔。中国人的大学梦在此次的大考中获得了最彻底、最淋漓尽致的渲泄。它有太多的精彩，也太令人回味。就学龄而言，应该说我正是属于这部分人中的一员，但我却没有这个福分亲历这场波澜壮阔的大考——我当时已经走进了另一所“大学”(穿绿军装的人民解放军大学校)，使我遗憾地丧失了这种机会。但今天在我的身边却有很多这样的朋友与同事，他们以自己的亲历替我们那一代人圆了历史性的一场大学梦。 这场梦做得好苦，圆梦时又突如其来，让人不知所措。“当时一个同学特别兴奋地骑车来告诉我，说要恢复高考了。我虽然早就盼望这一天，但还是一下子就惊呆了，眼泪一涌而出。我跟同学反反复复地说一句话：这下有希望了！当时那种情况，有点像在黑夜里走路，四面全是黑的，什么东西都看不见，迷路了，根本不知道往哪儿走。恢复高考这个消息，相当于前头突然冒出火光，当时没有别的念头，只想着赶快蹦到那儿去。”中国儿童剧院编剧、北京师范大学78届学生陈传敏所表达的心情正是当时数千万年轻人共同的感受。 那种感受的真实情形，其实用语言无法表达，只能是惊愕，只能是梦幻，只能是眼泪…… 肖正华，67届高中毕业生，77届考生，现为安徽某师专附中高级教师。他对我说那年恢复高考及参加高考的过程是一场“天方夜谭”： ……1977年第四季度的一个早晨，我从收音机里听到了恢复高考的喜讯，就立即把它告诉了正在喂猪的妻子，她却并没有多大的反应，更没有我那种欣喜若狂的激动。一个农村妇女关注的主要是实际：丈夫、孩子、柴米油盐…… 而我则有些措手不及，因为当时被公社抓差去写个现场会材料和编完一个短剧后，我掐指一算，离高考只有11天了，能用于复习的也只有这11个晚上了，考什么呢？理科吧！翻晒物理，冲洗化学，只觉得“雾都茫茫”，欲记还忘。改道易辙，考文科！耙地理，挖历史，抢数学；语文和政治，就考自己的“老板油”——凭自己经常为公社写点“四不像”的看家本领。总之，一切听天由命吧。 开考了，我坐在县二中第五考场27座。每场我都大刀阔斧，一口气从头杀到尾，然后再回师围歼“顽敌”。虽然时有“精逃白骨累三遭”的痛苦、“大雪满弓刀”的遗憾，但丝毫也改变不了我“不到长城非好汉”的信心和意志。为了下一场的轻松顺利，每一场我都第一个交卷，决不恋战。11年才盼来这个机会呀，人生能有几个11年呢？换成李白，不说“千年等一回”才怪哩！ 为了赶这趟考，事前我还专门向老岳父汇报了思想呢。“很好，能考上？”“能！”“那你就去考呗。”考取后，我才笑着向他解释，当时为了孩子，大的6岁，小的3岁，队里又刚分责任田，水旱地10亩，妻子拖着两个孩子怎么种呢？转着弯子好请岳母大人照看外孙子。第三场考下来，正往外走，背后有人喊我一声，回头一看却愣住了。此人头上赤贫一片，嘴边蛮荒峥嵘；身着光滑滑黄滋滋的老棉袄，没外罩，没钮扣，拦腰一带束肝断肠。“磨剪子嘞抢菜刀——”他一声吆喝，拨云破雾，让我抓住了记忆的根绊，这不是当年以平均997分(百分制)为苦恼的老同学吗？这不是“文革”中炮打江青的红卫兵吗？这不是后来下狱要判死罪的政治犯吗？原来，他刚平反释放，就马不卸鞍地赶来应考了。“什么都顾不上了，只好穿这纪念服，大煞风景，大煞风景哟！”他爽朗地笑着解释……开学那天，我在火车站等车，漫不经心的视野里出现一位高中时的女同学，她大腹便便坐车去合肥某大学报到。听说后来在开学典礼仪式上，作为“老三届”的代表发言，那理直气壮的大肚子，把懦弱、卑怯、矫饰和虚伪顶得无处藏身。她侃侃的话语，不时被台下热烈的掌声打断。想想当年我们这些迟到的大学生，人在校园，心系妻子儿女，能修完学业，顺利毕业，不知是怎么过来的。至于父子同级(儿子上小学)、夫妻同班、师生易位，种种巧合，说来话就更长了。 黄蓓佳，我的老乡，著名作家、现为江苏省作家协会专职副主席。 那年恢复高考前她在长江江心的一个小岛上插队劳动，在此之前她已经在这个长青岛上“接受再教育”4年了，而且她早已准备再继续个4年(？)、40年(？)。那时知青除了老老实实“扎根”外，还能有什么企图？没有，也不敢有。不过黄蓓佳有，因为她在1973年就已经写小说了——她现在坦言当时写小说就是为了“改变一下自己的命运”，但那是她藏在被窝里的想法。1977年夏天，黄蓓佳在岛上劳动，在扬州当老师的父亲写信告诉她一个“内部消息”：可能要恢复高考。真的呀？黄蓓佳高兴得跳了起来，她知道惟一能实现多年藏在内心的理想的机会终于来了。一切都很突然，好在“教师之家”的家庭，使她很快得到了不少复习资料。考试之前，公社和县里进行了两轮筛选，很多人在初试时被淘汰了，女生居多，所以男生们很狂。黄蓓佳外柔内刚，她发誓为女知青争口气，当然更主要的是为自己能“找回个城市户口”。初试结束后就到县城填志愿。黄蓓佳心中的理想是北大——其实当时她根本不知道自己有没有这个能力，“可我们那时好像什么顾虑都没有，想啥就填啥，至于考得上考不上是另外一码事。”于是她填的志愿是北大图书馆系。填完志愿就回到村里等候一件决定她能否正式应考的大事。这天生产队召开全体社员大会，会议只有一个内容：让社员们评议，到底让不让黄蓓佳参加高考，这实际上是对黄蓓佳的一次政治审议，当时黄蓓佳的小命就握在了这些大字不识的贫下中农手中。黄蓓佳紧张极了，因为她的家庭成分是“地主”，她知道仅凭这一条她能否获得通过就只有听天由命了。 “我记得清清楚楚，里面在开社员大会，我一个人在门外徘徊，像热锅上的蚂蚁。我感觉开会时间很长很长，其实最多也就是半小时，可我太紧张了。这时队长从里面出来，他朝我笑笑，说你去考吧！就这么一句话，我的眼泪哗地流了出来……”黄蓓佳说，她考试并没有太费苦心，考得比较顺利。只是在扬州参加高考阅卷的父亲对她有个要求：每天考完后，把答完的题写信告诉他，好让他估估分——父亲虽不在女儿身边，可心里比谁都着急。黄蓓佳说她每天在考完后竟能在考试当晚把所考内容一字不漏地再抄出来给父亲寄去。几天后，父亲来电话告诉女儿：基本没问题。有父亲这句话，女儿就放下心了，干脆从此不下地了。在等候大学录取的消息到来之前，她动手给父亲织了一件毛衣。毛衣织好时，知青朋友也欢天喜地地给她送来入学通知书：北京大学。没错。当黄蓓佳打开入学通知书看了第一眼时，激动得直发抖：她没有想到她被北大中文系录取了！这正是她梦想却又怕没把握而不敢在志愿上填写的专业啊！ “那次高考太有意思了。我们江苏共有三人考上了北大中文系，有一个同学喜欢法律，结果把他放在中文系，而毕业后又把他分配到了省政法委。我呢，上了北大中文系，结果毕业后被分配到了外事办，我不高兴，因为我想当作家，所以拼命地写啊写，结果就一直到1984年写到了江苏省作协当专业作家。” 黄蓓佳说，她到北京走进自己的“梦中情人”——北大校园时心律加大了好多好多，因为以往梦中的北大仅是个概念，就像对皇帝头上的那顶皇冠的认识一样，可进了北大校园后，黄蓓佳发现这儿太大了，她当晚写信给父亲，说北大大极了，就像我们家的县城一样大！这位江南才女入学后就忍不住又动笔写了一篇感受上大学的作文，后来这篇文章被很多报刊转载了。当时没有稿费，到了1978年才有，她因此收到了后来转载她文章的《山西青年》寄来的7元钱稿费。“7元钱就非常了不起了，是我一生中第一笔稿费呀！我用它买了一个铅笔盒，一本字典。铅笔盒伴我度过了4年北大读书时光，小字典至今我还用着……”黄蓓佳说着从书房里拿出那本已经很旧很旧的小字典给我看，她坐在沙发上久久抚摸着它，就像一下子重新回到了当年走进北大的那段难忘日子。 我知道在我们今天的作家队伍中，有相当一部分人跟黄蓓佳走过的路非常相似。他们从小就有当作家的梦，而正是恢复高考，上了大学后，才使他们真正有机会实现自己当作家的最终愿望。 那年与黄蓓佳在北大同班同学的陈建功就是其中之一。他现在是我的兄长兼上司，是国内外很著名的作家了，还是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建功上大学之前当了10年挖煤工，过的苦日子比谁都多。1968年高中刚毕业，还在北京城里“闹革命”的他，突然有一天一个同学告诉他：京西煤矿来招工，我替你报了名，你去挖煤吧！建功就这样去了煤矿，且一挖就是10年。到矿上后，他喜欢动笔写些东西，又喜欢发表些自己的见解，所以矿工们很欣赏他，工农兵学员招生时，大伙推荐他，但一到党委那儿就没他的戏了。特别是有一天他从岩洞里挖煤出来，看到太阳刚刚升起，就猛然吟起《日出》里的一首诗句：“呵，太阳出来了，可太阳不是我们的，我们要睡了。”然后伸伸懒腰。这事被“有心人”知道了，于是他便有了攻击“红太阳”的罪名。恢复高考的消息传到他那个矿上时，建功表现得并不兴奋，因为他当时并不太了解时势的变化，只知道自己和被打成“特嫌”的父亲一样是个“反革命嫌疑”，他因此抱定当个工人作家就是自己最好的理想了，而且当时文艺界都认为作家必须是从基层生活中才能培养得出的，学院那种地方不可能出作家。母亲知道了儿子的想法便不答应了，说什么也得让儿子“赶考”一次。建功说妈我现在连最大公约数、最小公倍数都不知是什么了，怎么个考法呀？母亲说你不会找两本书看看！ “这年秋天，我便开始了一边上班一边温习功课的生活。当时我们矿的知青中大约有一半人都在温习。”陈建功回忆说：“离校近10年，我的数学已经忘了很多，但经过温习有不少也渐渐看明白了，但对最大值最小值的公式我却始终搞不明白，也不肯背。当时和我在一个工棚里住的有个叫黄博文的，他数学挺好，我就发牢骚，我说这太复杂了，我背不下来。他说建功我教你一招，你呀不要按它的公式，你就用y〖KG-*3〗’，用导数来解。他也问我，作文怎么开头好呀？我也教他一招，我说你看题目沾不沾边，如果沾边你就可以写成一封信。1977年深秋的一个清晨，天还未亮，我们矿上用一辆大卡车，将我们这些参加高考的矿工拉去考试。那时天气已经很冷了，我看见寒星还在天上闪着，山路非常崎岖，卡车似乎开了近一个小时，才到了一个特别衰败破烂的院子，这是一所学校。我们都知道，决定我们命运的时刻到了。第一门是语文，作文题目是《我在这战斗的一年里》。一出考场，黄博文就紧紧地拥抱我，他说你给我出的主意太棒了，我果然是以给我爸妈写信的形式。最有趣的是，考数学时也有两道题是最大值和最小值，我也就稀里糊涂地用y〖KG-*3〗’公式套用了一番，答案果然很快就出来了。我的数学后来居然得了95分……听说自己被北大中文系录取的时候，我正在洞里筛沙子，更确切地说，那位工友兴冲冲地跑来告诉我时，我正在仰面朝天，躺在沙子堆上晒太阳。我记得听他说完了，当时我似乎淡淡一笑。接着，我又翻了个身，我还想晒晒我的后背。那人说你怎么这样？我说着什么急？反正跑不了。直到我的后背也晒得差不多了，我才爬起来去领我的录取通知单。现在回想起来，有点儿后怕，那年我也只28岁，我的心就已如岩石般粗糙了。我的成绩平均在90分以上，总分好像是360来分，在我们班是第四名第五名的样子。最为滑稽的是我的语文得分最低，只有80多分，其中作文失掉的分最多。大概因为我将作文写的比较花哨，写成了文章，而教师判题时却是按照作文规范要求的。听说北大要录取我时，还很疑惑，特地跑到招生办询问：这个人为什么语文分数最低，而别的分都很高？招生办的人好像说的是，这个人可能是个写文章的人，简历上说还发表过作品……” 那年大考中，像陈建功这样进大学门前后有过奇特经历的不止他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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