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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当当——！”这钟声是全世界60亿人共同庆贺新千年到来的标志。 “当，当当——！”这钟声是中国人迎接新千年第一个龙年的象征。 我们今天活着的人都庆幸自己成为跨越千禧之年的见证人。我的这部“中国高考报告”正是在这样的日子里进行写作的，它跟着我一起度过了鞭炮与歌声编织成的世纪欢度日。 我注意到在这世纪之交的时刻，世界上正在悄然发生一场空前绝后的世界大战，中国同样是参战国之一，而且表现得特别活跃与主动。 这是一场无硝烟的大战。它的武器是“知本”和网络，而不是原子弹与坦克。不用说，我们的对手是太平洋彼岸的世界第一霸，但是他们此次与我们交手不必像二战期间希特勒向苏联进军时采用飞机大炮加闪电式战术，美国人笑嘻嘻地带着礼物向我们走来：这就是他们通过原全球电脑芯片头号公司的英特尔公司联合全球最大的电脑软件霸主微软公司，一起投资5亿美元在包括中国在内的全世界20个发展中国家进行一项旨在培养一线教师的“未来教育计划”，其计划的大体内容是用1000天时间培训40万名一线教师。推出这项庞大计划的“战略家们”说得很清楚，其目的就是为了“使今天的教师和学生为明天的要求做准备”。明天是什么？当那个英特尔公司的中国教育事务总代理周红旗拿着装满皮箱的美金兴奋得高喊“资金数目令人吃惊”时，不知大家是否明白了一个铁的事实：中华民族已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21世纪的世界大战其实已经悄然拉开帷幕…… 这是一场不同以往任何历史时期曾发生过的战争。美国的战略家们从20世纪中叶的二次大战尾声时期便着手开始了，当时他们和苏联共同进军法西斯老巢的柏林时，苏联人忙于搬走希特勒留下的机械设备，美国人则组成了一支精干的取名为“阿尔索斯”的突击队，这支突击队的任务是专门到欧洲战场上搜寻并抢救各类高级技术人才，然后安全地运往美国本土——当然，这中间德国的工程师和科学家是首选对象。后来50年的事实证明，美国人的这一招远远超过苏联人搬走机械设备的几十倍工效，他们正是从科学和经济两大方面围剿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大国，并最终达到彻底击败和瓦解它的目标。 现在，美国集中力量对付的是中国。此次发动的对华战争采用的是微笑战术——首先他们在中国开办的大公司给我们“送”来很多高薪就业机会，几乎绝大部分的大学高才生全都收到了他们的麾下。当他们慢慢感觉到中国政府已经采取同样办法来留住自己培养的人才时，美国人又送来大礼——微软公司将免费赠送每位一线教师由微软公司自己制造的OFFICE2000专业版和名为ENCARTA的百科全书。“这只是微软帮助每所学校建立一个联网学习社区的承诺中的一小部分。”微软总裁鲍默尔说：未来的孩子和今天在校就读的学生，他们将伴随互联网一起成长，互联网是他们学习、生活和感知的最重要部分，也就是说，帮助了今天的学生和未来的孩子进入互联网，那么以后的世界，人们将永远不会忘记微软和英特尔了，而记住了微软和英特尔，就等于记住了美国。 难道你就没有嗅到美国人送来的大礼中早已包裹着浓烈的战争火药味，只是它有点像毛泽东说的“糖衣炮弹”而已。 在不少人糊里糊涂地在这“糖衣炮弹”中当了汉奸和牺牲品时，中国政府的决策者是清醒的，看一看我们近期陆续推出的与美国人抢占人才战略相对应的教育改革措施，就会有一种欣慰—— 大规模的高校扩招； 旧教材和旧专业的革新； 教学与后勤的分离； 高考也将实行春夏两季进行； 加强青年学生思想与道德教育…… 千万不要小看了这些举措，它来之不易，又来得如此迅猛。我们还记得在前年北京大学建校一百周年时，国内不少有识之士曾感叹改革步履艰难的中国教育是中国改革的“最后堡垒”。堡垒本来就是最难突破的，而要突破最后的堡垒其难度更可想而知。 然而曾几何时，我们从教育部那儿发出的一声声震动山河的教育改革大举措中，激动地看到阻碍中国历史进程的“最后堡垒”，在利斧破竹中，频频呈现满天希望的星光…… 历史就该这样阔步向前！ 但阔步向前并不意味我们的步伐错乱与盲目。一个不可逆转的国情将在很长时间内一直横亘在我们面前，这就是中国特色的人口众多、经济相对落后及体制的陈旧。这些“特色”体现在教育问题上，便是我们的大学之门仍然拥挤不堪，门外的大批求知者，将远远超过进门人数的几倍；允许你进了大学，你和你家又交不起学费不得不放弃学籍；入了大学门苦读三年五载后仍找不到工作，或者根本学非所用；等等，等等。 于是，又有许多新老问题重新摆在了我们面前—— 考大学真是惟一选择？ “考大学当然是我们这一代人的惟一选择！”在一所重点中学里，我当场请一个班级的45名高中生对此问题举手表达自己的意见，共有44名同学举手并肯定地这样回答。有一位女孩子没举手，后来我问她的内心想法，她说：我当然也认为考大学是自己人生的最好选择，但因为我的成绩不如大家，所以不敢举手。她说她的同学们则与她想的绝对不一样，“他们的成绩都不错，而且按照我们学校以往的高考录取率，他们都有希望考上大学。对他们来说，考大学当然是惟一的选择。” 我终于明白：那些凡是有能力和成绩好的孩子都把上大学作为自己的惟一人生选择。而那些成绩不怎么样的孩子才感觉惟一选择可能把自己逼上绝路，所以才准备了第二、第三选择。另一类孩子自知根本考不上大学，他们从一开始就没有把人生的坐标放在考大学之上——这是一种彻底的放弃。可见，除了彻底的放弃者外，天下的学子和他们的父母都把命运的第一选择放在了考大学之上。 这是中国人特有的人生坐标系。决定这个坐标系的有传统的“学而优则仕”的思想意识，更多的则是现代社会的生存与就业的压力，当然也包含了某种理念与追求。 有人让我相信，别听一些瞎胡扯，凡是进高中的学生和他们的家长，没有一个从骨子里不想上大学，除非他们力不从心或者另有原委，即便是这样，所有的人都抱定只要有一线希望就努力加倍地去圆他们心灵深处的大学梦。也正是这种从骨子里和心灵深处涌动与迸发的大学追求，才真正使得中国的高考战火越燃越烈。 我有理由相信这样的分析判断，也有理由认为中国人的这种追求本身就极富价值，正是它的存在，才使我们的大学龙门变得异常神圣和庄严。 然而在听到这种声音的同时，我还听到了另一种被人称为“挑战中国大学”的声音。这是由我们的同行、上海作家协会副主席、《萌芽》杂志主编赵长天先生和他的儿子赵延父子共同发出的。 赵长天主持进行的“新概念作文大赛”在1999年响遍大江南北，这不是一个普通的作文比赛，它能使获奖的小作者可以免试直接进入中国的最高学府北京大学！仅一篇作文就能进北大？这使得《萌芽》杂志领导的这场“挑战高考”的作文大赛格外引人注目。问题还不仅如此，正当许多家长和学生纷纷对不用考试就能进入北大的作文比赛产生浓厚兴趣时，赵长天主编又“现身说法”，把自己儿子的成长经历端到了前台，响亮地提出了“为什么一定要上大学”的质问。在全国人民空前热衷于把30%以上的家庭储蓄准备投入子女的教育、国家大张旗鼓地进行大学扩招时，赵长天父子的这一呐喊，听起来可谓振聋发聩。 赵长天的儿子赵延初中时上的是华东师范大学一附中，真正的市重点中学，赵延父母当年都是这所中学的优等生，可儿子在初三之前成绩从没有好过倒数第十名。到了初三，赵延开始知道用功了，每天做作业至半夜以后，成绩明显上升，“中考”时仅差一分不能直升本校高中。照父亲赵天长的身份，再出些并不多的钱进个重点高中应该不成问题，在上海这个高考录取率最高的城市，进了重点高中再想上大学绝对不成问题。然而问题到了赵氏父子手里，却成了另一种情况： “爸，我以后不想考大学了，所以……” “所以连高中也不想上了？” “嗯，你同意吗？” 赵延把难题踢到了父亲这边。如果换了另一位父亲听到这样的话，即使不怒发冲冠，也会拔拳相揍了。但赵长天没有，他沉思稍许后，认真地回答了儿子：“我尊重你自己的选择。” 儿子当时非常吃惊，但很快又自信地朝父亲感激地点点头。知父莫如子，老爸是个明白人，赵延正是对这一点心中有数，才敢向父亲“口出胡言”。 “什么，侬哪能连儿子不想上大学都让着他呀？”像全中国普天下的百姓一样，赵延本人决定不上大学倒没有引起同学和老师的反响，而他父亲、身为上海作家协会副主席的赵长天，却在那一阵子受到很多同事和朋友的强烈反对和谴责。“不管怎么说，只要有一点希望，大学还是要考的，何况现在都到21世纪了，不上大学就意味着没有了进入新世纪的入门券，你当家长的不对孩子负责还有谁对他负责？千万别顺着孩子……” 赵长天当时的压力真不小，而他竟然顶住了。 “我就是不高兴读高中。上初中都要每天学习做题到深夜12点以后，到了高中怎么办？还不天天不睡觉？所以我不愿读这样的书。”儿子赵延说。 “我当时的想法就是，你愿意考大学，我们作为父母当然支持，但你没有这个愿望，觉得自己不愿意受高中三年的做题之苦，那你爱干什么就干什么吧！儿子当时16岁了，我觉得他自己应该有选择的能力和权利了。”赵长天说。 这对父子之所以受到人们的关注，是因为儿子在没有上大学后出现的变化，用父亲的话说是：“我特别特别的开心”，不用像其他家长那样整天为孩子的作业和成绩紧张与忙碌；不用像其他家长一次又一次到学校参加家长会接受“战争动员”；更不用像其他家长面对儿子高考可能的成功或失败犯心脏病。让赵长天最开心的还有儿子后来不仅改掉了许多毛病，比如由仅仅爱好武侠小说，拓展到在中专学校里能当语文课代表了；学习成绩从后10名上升到了前10名；怯生人的口吃也没有了，并且当上了文学社的“头儿”；所学的海关专业使他在毕业后参加工作很顺利，两年多来的工作实践中他同样表现得心情愉快和积极努力。 “你对爸爸的最大要求是什么？” “当我最需要他的时候他在我身边。” 在一次电台做节目时，儿子这样回答主持人，赵长天听后“特别特别开心”。为此赵长天对现在的考大学风有了自己一番鸿论：“现在重视考大学相比‘文革’时的白卷英雄是一种进步，想念书再往前走一步，允许和尊重个人选择适合自己的路，谁都不会受歧视。” 允许和尊重个人选择——这话对今天的中国千千万万家长们来说，是不是太重要了？是不是太值得学生及老师从观念上补上这一课？ 人类的文明进步表现在什么地方？科学与知识当然是一类重要的明显标志，但就个人而言，是不是体现在自己的权利和理念真正被社会、被他人所尊重更为重要？然而看看我们现在的学生家长及老师们是怎么对待自己的子女与学生的：考不上大学你就是猪狗都不如！你是世界上最笨最笨的人，以后考不上大学你只能去扫大街！还有比这更难听的话。于是孩子们从进入小学门的第一天起，在家长和老师们的这般灌输下，从小就知道了不上大学就意味着自己是“笨得不如猪狗”，以后就只能去“扫大街”。他们因此自觉自愿地成为考试机器，自觉自愿地放弃了本该属于自己的应当被人尊重的选择人生命运的权利。 这就是今天的中国学生，在我们多数家庭里成长着的孩子。 “文革”10年使包括我本人在内的无数人成为了“被耽误的一代”，这是人人都痛恨的政治灾难所致，在几千年的人类历史进程中也是极少见的，它多少带有“不可抗拒性”。然而今天的高考指挥棒的挥动是不是又导致了另一种残酷，迫使我们的孩子正在成为“被剥夺选择个人权利的一代”？ 谁能回答这个问题？ 谁又能不承认这个结论？ 普遍的情形是孩子们已经麻木了，即便他们隐隐约约知道些自己的这种权利，但看在父母含辛茹苦的份上也不想开口了。不是没有孩子站出来像赵延那样面对可以理解他的父亲表明心迹，只是现实中这样的事例太少了，赵延敢说是因为他的父亲理解他，并尊重和支持了儿子的选择。如果换一个父亲或母亲，赵延的结局可能就不是现在这般很开心的现实。 我在某学校采访时，得知那里前年有个落榜生因为不愿再考大学了，父亲在他回家后先是狠狠地揍了他一顿，然后告诉儿子：不考大学可以，你要是留在家里，你就去死，要不你就给我滚得远远的。 儿子欲哭无泪，用什么话恳求父亲尊重他想做一名摄影师的选择都没有用，最后儿子只好关上门割腕自尽…… “我们学校这10年中已经出现多起不考大学而被家长逼死或逼走的事件，弄得我们老师压力都特别大。你想，如果不帮助孩子考上大学，一旦有个三长两短，我们当老师的不也成了间接杀手吗?”这个学校的一位老师黑着脸对我说。 在采访这类“高考报告”时，我的感觉总是最痛苦的。 其实人人都知道这个理：社会是由各种人组成的，大学生或者知识分子是一个社会的塔尖，没有塔底、塔座，也就不可能组成一个完整的高塔。 问题是“知本”时代和文凭社会逼得人人都忘却了这些理，通常的劳动者光荣，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的话只有在每年的“五一节”那一天才有人出来喊几句，剩余的364天里我们听到和见到的全都是“知本”与网络名词，以及由“知本”和网络名词构成的一夜之间便可富甲天下的美梦和花环。 “知本”和网络肯定是我们已经进入新世纪最重要的事情，但需要指出的是，像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大学的门还很有限，即使按照国家制定的在10年之后我们的大学入学率将从现在的9%左右上升到15%左右，仍有85%左右的适龄青年不能跨进大学“龙门”，过度地强调人人考大学显然只能让更多人在有限的“龙门”前殉葬而死。我们发现即使像美国这样的教育大国，不选择上大学的人仍占多数。我们现在不是很多人疯狂地想做“比尔·盖茨二世”吗？不知有谁想起过比尔·盖茨这位电脑天才也是半途放弃大学而选择了自己喜欢的职业！ 想上大学肯定没有错，但理智地选择个人成才的人生之路必然收益更可观，并且绝对没有错。 新世纪开端之际，我们应该在国人中大力提倡一件事：让孩子们有选择自己人生的权利。 “知本”和网络很重要，但通过做考试机器所获得的一张文凭，并不能真正进入“知本”阶层和网络世界。 新世纪里，也许没有任何一件事可以比尊重个人的选择和意愿显得更为重要，因为它更符合文明进程的内涵，也更体现个性创造的特征。 考上了大学又怎样？ “考上了大学当然好。”这同样是个不用质疑的回答。 但值得我们置疑的是中国人现在对“考上了大学当然好”的“好”字中，有多少是可以使一个人能在今后漫长的人生奋斗中体现出自身的实际价值?在我们民族与当今世界列强抗衡时凸现自己的能力、体现民族精神的意志? 考上大学当然好，好在有张找工作的文凭；好在能于社会的生存空间里被人承认自己是个知识分子；考上大学好在有饭吃，好在有前途。 中国人自古讲究实惠，前些年很多人不上高中考中专，因为中专毕业后能直接找到工作，而高中毕业如考不上大学等于没上。大学专科生毕业不包分配随之出现，人们开始直奔大学本科以上的学历考试，近3年间研究生考试热火朝天，人数年年几十万几十万地往上翻。 终于这一天又到来了：考上大学后仍然没有用！ 有人说现行的大学是个最大的人生误区，这话听起来有点刺耳，其实可谓一针见血。现今的大学两类专业最吸引人，第一类是热门专业，比如金融、外语、贸易、法律、经济管理等，它让本来都很优秀的学子们拼命往这些专业挤，直到挤得这些专业爆满得不能再爆满——大学门不仅没有对此加以限制，相反极力扩大这些专业的招生名额，几年过去了，当学子们满怀喜悦拿着这些专业学士、硕士甚至博士文凭走出校门时发现，这个世界本不该让他选择他所学的专业。看一看前几年满大街开设的会计学校，害得多少女同胞一夜之间全变成了理财的会计大师，天下哪有那么多公司和单位呀？最后只好回家当“财务大臣”。现在的大学办学现象跟前几年的会计班大战十分相近。学校才不管你以后是律师多了，还是银行家多了，他们现在想的是办热门专业可以每扩招一名学生多收几万块钱！第二类是冷门专业，所谓冷门专业，就是在计划经济遗留下来的那些现在社会上根本没有什么用处的科目还留在学校里。有人问为什么不早把这些没用的专业从现在的大学里扔出去？这里面学问可大了，因为谁都知道该扔，但谁都不去真正动手，局外人不知道，这没用的专业恰恰能满足那些想上大学又成绩考得不行，或者根本没有考上但又对大学痴迷的人以及他们的家长。这一部分人以偏远山区和家庭贫困的孩子居多，当然还有些纯粹是有钱而没智商的家庭子女；后者干脆用钱买个上大学的机会，前者常常因为本地学校基础差，家庭又交不起高昂的学费，所以他们选择了谁都不愿意去的那些专业。他们虽然进了大学，但从他们走进大学的那一天起，就意味着他们的好运从此结束。4年苦读的自豪的大学生，4年后拿到的那张文凭等于一份过时的黄历。苦苦的恳求，苦苦的寻觅，没人愿意接收。这样的大学生永远找不到自己对口的工作，只能落入“高级盲流”队伍中，其命运多数很凄惨。对这些人而言，考上大学不仅没用，甚至简直就是一生的灾难。 某年7月的高考炎热日子里，有人在北京圆明园的一个水塘里发现了一具尸体，后来经验证，是具男尸，年龄在26岁左右。死者的身份不明，最后在他的衣服里找到了一封遗书，才知道他曾是“清华园”走出来的大学毕业生，他的死并不复杂，虽然是自杀，又是与学校早已无关的无业游民，但他的遗书却发人深思： ……我曾经是一个令家乡几万人骄傲的“状元”！父母为了让我上大学，几乎倾出家中的全部，我也努力了，起先报考本科专业是农业机械化专业，等我四年苦学毕业后，想尽快找份工作以报父母当年送我上大学之恩，可我失望了，每次招聘会上我从来不敢拿出自己学的专业文凭去应聘。我也回过老家，试图在“农村广阔天地”里寻找我的专业，可老家的人告诉我：早在十几年前土地都包产到户了，谁还用农业机械？后来我发誓再努力考个研究生，不是都说研究生好找工作嘛？于是我边打工边复习，过着整整两年有了上顿没下顿的日子。功夫不负我这个有心人，我终于考上了圆明园边的这所中国最著名的学府，我从此以为这一生永不再过那种有了上顿没下顿的日子。但我这回又错了，当我几年后壮志满怀地拿着硕士文凭去参加应聘时，人家一看我的专业，不屑一顾地朝我讥讽道：你这个硕士呀，还不如一个工商中专，现在无论是农村还是城市，谁还搞什么农业机械化？那是毛主席“农业学大寨”时的热门专业，现在是网络时代，网络上不用农机，只用鼠标。是啊，现在是“鼠标”称王的时代，我这个农机硕士活在这世上不是多余吗？我别无选择，如果当年高三时我不考大学，也许今天我还是南方打工仔中的一员，每年能自豪地到年关的时候给家中的老父母寄回些钱去，然而现在我除了手中的一张硕士文凭外，一无所有。我不可能回到中学时代的选择了，读了大学的人只能往前走，可我的前面是什么呢？我看不见，只看得见这圆明园湖水中的那片天与月…… 像这位硕士大学生的无奈选择，每年我们在京城可以听说好几起，现在滞留在北京的大学本科以上的大学毕业生据说有五六万以上，他们无正当职业，无固定收入，无稳定家居，属于他们的只有手中的一张大学文凭…… 来年真的要取消高考？ “来年当然要取消高考！”这是一个新的同样不用置疑的理想。 笔者认为基于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首先是现行的高考制度已经进入了非改不可的地步，“考死题、死考题”是过去20多年高考中一直存在的最严重的劣病和顽症。这不仅受到无数有识之士的强烈批评，连当年在邓小平面前呼吁恢复高考的湖北大学查教授都这样认为：如果看到现在这样的高考，我宁可不主张大学招生还搞考试。查教授显然已经无法容忍他当年所倡导的高考，发展到今天全变了味。“考死知识，知识考死人”，这样的毛病自古就有，似乎是中国教育专家们的专利，说好听点是“特色”。中国的教书匠们值得尊敬，但领导他们的官员们则该好好反思了，因为正是几千年千古不变的考试模式使中国人固有的聪明与智慧天性被彻底地泯灭了，那一颗颗脑袋除了比别人会装知识外，总是缺少创造力与生命力。这样的考试早该结束，这是结论之一。 其二：能力与素质考核的发展方向注定了现行高考方式的死刑。如果从1977年恢复高考算起，在过去23年的高考历程中，中国有过无数次“高考改革”，但每一次改革的结果是“考死题、死考题”之风越衍越烈。根源在于我们始终没有摆脱应试教育的旧模式。那种文史类专业考政治、语文、数学、历史、地理、外语；理工类专业考政治、语文、数学、物理、化学、外语、生物的做法，其结果是让学生死啃教科书上规定的范围，为了所谓的“考活”教科书上规定的范围，从校内到校外，从学生到老师，从家庭到校舍，挖空心思地找难题、出难题，练难题，形成了整个教育走向是一条可怕的死胡同。在历经1983、1987、1998和1999年4次高考改革重要举措后，教育界才终于确定了今后高考改革的方向是“3＋X”模式。所谓的“3＋X”即“3”是指语文、数学、外语三门课为考生必考科目，“X”是指各大学根据自己本校的层次和特点，从物理、化学、生物、政治、历史、地理6个科目或者综合科目中自行决定一门或几门考试科目；考生则根据自己所报考的志愿参加大学(专业)所确定的科目进行复习考试。提出“3＋X”的专家们认为，这是较过去考试而重新确定的最能体现考察学生知识和能力的“最佳方案”，是从传统的以“知识立意”为主的命题转变为以“能力立意”为主的命题。“3＋X”方案可以让我们感到教育界专家们的苦心，但这个已经确定为我国今后高考的主方案刚刚发布，立即受到了包括中学教师们的异议。广西柳江中学的李泽伟校长一针见血地指出：如果“3＋X”中的“X”是1或者2的话，我们中学老师还能勉强对付，但如果“X”是综合考试，我们大部分的中学老师就没法跟上这个改革方案，因为中学的教学现在基本上是围着大学高考转的，现今来个“3＋X”方案，这“3”好办，可“X”就叫我们下面难办了，你到底是侧重历史还是地理？是侧重化学还是物理？你拿不准吧？最后只好还是回到老路——只要大学可能考到的专业知识，我在中学里就得给同学全都灌输。教研专家樊云先生则对“3＋X”提出了另一个质疑：3＋X的目的是要增加应用性、能力型题目，达到考察学生的综合能力水平，这是不错的，但问题是我们中学教育的一线教师们最希望的就是要对学生的基本知识多进行些考察，而“3＋X”必将造成高考与一线教学原则完全背道而驰。听听中学老师和专家们对“3＋X”方案的不同意见，似乎叫人非常担心我们的教育改革者有极大可能弄巧成拙。但不管“3＋X”还是像北京、上海开始搞“高中——大学”直通车的新形式，高考的最终结果将朝考察学生的综合能力方向发展，这是必然无疑的。由此我们的结论也就清楚了：终有一天，那种仅靠应试死知识的高考必将消亡。我们十分高兴的是，今年以来，教育部已经采取了多项重大考试改革，其广度、深度和力度都是前所未有的，举国上下对此无不拍手称快。 其三：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使教育方式彻底得以改变，决定了现行高考必须改革。看一看昨天电视代替我们的剧院、影院和戏台，再看一看已经出现的网络代替有形的报刊、商场，不难预料未来的几年，网络教育、网络大学将替代现在的学生必须到学校去读书的模式，既然学生连上学都不用去，那些必须靠很多人在场的监督考试制度还留它何用？我们不妨畅想一下：今后我们的教育主要是以网络教育为主，学校仅仅是学生们感兴趣时需要聚集在一起讨论某一专题或者需要面对面地求教某一教授时才可能用得着的地方；上大学和选择科目，也用不着像现在匆匆忙忙的，你什么时候需要选择专业和准备入大学时，通过网络把你的需求告诉校方，校方再通过信息库处理后告诉你应该怎么考这个专业，或者建议你应该选择别的专业，因为你可能报考的专业在未来若干年内不被社会看好，而学校提供的建议是无偿的，却又是经历大量信息处理后得出的非常科学的依据；你想考大学时也用不着一定下死功夫，背记很多课本，有些专业和个人的能力，其实在你想报考的大学里已经给你记录在案，他们可能会告诉你有的专业你根本用不着再考了，你的某项综合能力远远超过了大学录取标准。当然有些能力你是不够的，但这并不要紧，校方会告诉你应该采取何种方式在什么时间内允许你去“达标”，这种“达标”考察过程像今天我们考驾驶证一样，可以是普通班，也可以是快班，或是电脑预约班，总之不会因为考试而造成你有任何心理上的巨大压力，每一次考试其实是你对自己能力的一次愉快和轻松的自我考察过程。你以为这样的大学考试对你、对社会都很合适吗？是不是等于取消了现有的考试制度？ 第四，也即最最重要的一个原因是：我们国家正在沿着邓小平所指引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阔步前进，待国家经济空前繁荣，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总有一天，我们的人口得到了最佳的控制，高校的发展规模及设置日趋合理，社会综合实力达到发达国家水平时，国家必将对所有公民全面开放大学之门，高等教育必定有一天也会像今天的9年义务制教育那样，只要是中国公民都有权利接受。那时，所有新出生的下一代都会被愉快地送进大学，成为学习知识、提高思想开拓创新精神的大学伊甸园里的一员。那时，终身教育必将完美实现。中华民族真正复兴的那一天，这一远景必将也随之到来。 结论非常明朗：中国高考终将被取消，这是我们在新世纪里完全能够实现的目标！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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