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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77年恢复高考到2000年，中国经历了23个高考的年头，当年在恢复高考中曾经因为写的作文好或者数学好而考上了像北大、清华等最高学府的学子们，今天他们大多数已经成了社会各界的主力，他们的孩子也差不多都进入了高考年龄或者已经考进了大学。23年的岁月仿佛弹指一挥间，人们发现同为高考一件事，今天与昨天的情形截然不同。当年，人们是多么期盼恢复高考，那些多年失去了上大学机会的学子们一听说可以参加高考了，就像黑暗中重新见到了太阳，就像枯萎的生命遇见了雨露。然而20多年过去了，当他们的孩子也开始考大学时，别说他们的孩子对高考感到害怕，当年在高考中出尽风头的高考佼佼者也异常迷惘和紧张，甚至比自己当年进考场的心情更加忐忑不安。 这是为什么？今天的高考竞争已经比20多年前的竞争要激烈几倍、甚至几十倍。首先是人数上的竞争，1977、1978两年虽说共有1160万人参加高考，成为世界上人数最多的一次大考，但实际上如果用适龄青年的总人数来计算，真正可以参加高考的总人数应该超过一亿多人。正是由于“文革”的特殊原因，10年停考后一下重新恢复高考，使很多人在完全没有准备的情况下彻底放弃考大学的机会，他们没有走进考场，但为那些走进考场的人让出了机会。“我们那个时候参加高考心里没有那么多压力，无非是谁考上了就能够重新走进学校读书。即使考不上，身边不是还有很多人嘛，他们没有进大学还照样有活干，有饭吃，说不定就在你上大学的那几年里，他混上了一个比你大学毕业分配还好的工作。这种情况至少延至80年代末。可自从我们的孩子也走进高考的今天，情况完全变了：你考不上大学，就意味着有可能一生的贵贱身份从此确定，你将永远难以走进时代的上层社会，最起码的例证就是你没有大学文凭便走不进红红火火的用人‘招聘市场’，而只能去清清淡淡甚至脏兮兮的‘劳务市场’。这两个市场实际上就是两种不同阶层的具体体现。还有一个情况是，那时我们参加高考虽然也下了不少苦功，但基本上是能蒙几分就蒙几分，很多人个别科目甚至交了白卷，但也进了大学门。现在行吗？肯定不行，我女儿第一次考了全市第二名，高出北大的录取分数线20多分最后却落得没有学校上——因为第一志愿的名额没挤上，另一所重点大学又不录第二志愿，这种情况在20年前怎么可能发生呢？所以说，同为高考，两代人经历的竞争完全不是一种程度。”一位两代人都考入北大的学生家长对我如此说。 是什么时候高考变得越来越激烈、越来越充满火药味？家长说不清，学生更说不清，唯独学校的老师能从他们一年又一年备战“黑色七月”中感受和体味到。 中国的7月是高考的月份(虽然刚刚实行春季招生，但主考期仍未变化)。把7月说成“黑色”，是因为如同战争一般的高考硝烟弥漫了每一年的高考日子。只有硝烟弥漫的战争才可能使晴朗的天空变成黑色，可见高考在中国人的心目中是何等沉重！ 12年寒窗，为了7、8、9三天的决战；背诵和计算堆积如山的课本与参考资料，为的也是跨越这高高的“龙门”；哺育和操心的无数个日日夜夜，为的仍是让儿女或学生能在考场上战无不胜。 7月，成了中国人每年必须经历的一场年度战争，但欲取战争胜利，又岂在考试三日？于是就有了下面的一幕幕可以闻着火药味的“校园备战实况”—— 抢生——兵马未动先出招 以为高考的胜败是在7月的7、8、9三日的考场，那肯定只有傻瓜才这么想。我从南到北采访的十几所各地的名牌中学，他们的高考录取率之高，不能不令人敬佩，几乎清一色的95%以上，就是说，他们的高中生中每100个人里就有95个可以考上大学(包括大专)，即只要能进这样的学校基本上就稳进大学。名牌中学和重点中学就是这样在人们心目中慢慢形成威信并树立起形象的。 据我考察的结果表明，现在各地的所谓名牌中学和重点中学，早先并没有人授予他们这样的荣誉，倒是高考之风把他们原来名不见经传的学校，变成了名扬四方的明星中学。在商品社会的今天，一切有名的东西都是含金量很高的，名演员可以获得大额出场费，名产品销售起来不用人在一旁吆喝，名企业的无形资产听了就叫你吓一跳。名中学的牌子同样值钱，一个“计划外”名额招生指标，三万五万随便可以进账。 名牌靠什么而来？当然不是与生俱来的，关键是那个诱人的高考录取率。 录取率靠什么而来？下大功夫，认认真真、努努力力、刻刻苦苦？名校长们都偷偷地笑了，他们悄悄告诉我：如果“中招”招来的都是笨学生，我再有名气也不可能把高考升学率和录取率提上去呀！那叫傻干，而傻干是永远干不出聪明活的，只有聪明人才能干出省事又省力的聪明事。 后来我才知道，他们的所谓聪明事，就是在学生还远未进入高考阶段，便已经选好了高考苗子——想尽一切办法把成绩优秀的好学生招进自己的学校，剩下的事就是按部就班了。在北京，大家都知道四中是名校，从这儿出去的学生不是北大就是清华的居多，奥秘在哪？因为它每年可以从全北京招收最好的孩子入学，它打出的每年录取学生分数线比普通中学常常高出二三十分，比如1999年，他们的“中招”分明打着的是600分，而实际上真正600分的学生是很难进得了四中的，为什么？因为全市600分以上的孩子都想进这所“北大、清华的摇篮”，结果四中的招生名额有限，不是610分以上者只能望洋兴叹。“中招”5门课程考600分容易吗？对一般学生来说，近于登天的记录，所以凡能进四中的学生本来就是优秀中的优秀，人尖中的人尖子。 北京四中全国只有一所，而且还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直接关心的学校，所以我们排除与它的可比性。各地、各市的名校之间的竞争就情况不同了，因为他们本来就没有北京四中那样的特殊性，他们靠的是以各种“招术”来赢得社会和家长及优秀生“自投罗网”，并且挖空心思，不惜功夫。 某校教务处老韩告诉我，他们学校每年为了吸引优秀生到他们学校来，有好几套手段哩：比如说他们教务处办公室的一位同志专门负责对外宣传和联络工作，定期请本市或者省报驻市的新闻记者到学校“联络感情”，其实就是请这些记者来为学校当吹鼓手；或者硬碰硬地投出几万到十几万元的宣传广告费，以此让社会明白他们学校是有实力的。再有一招就是每个教职员工分配拉生指标，每拉到一个市级三好学生奖励多少钱，每拉到10个过线(即超过学校录取分数线)者奖励多少等等，这样就可以确保生源的优化率达到多少多少。 “费那么大力气合算吗？” “当然合算。”老韩肯定地回答我，他以一个老教师的亲身体会告诉我这样一个规律：一般好生与差生区别集中反映在两点上，首先是学习的注意力。优秀生或成绩好的学生，对学习往往有浓厚兴趣，俗话说能坐得住，不用老师费口舌就能自己管住自己。差生除了个别先天智力因素外，大部分是学习的注意力不集中，坐不住，你怎么管他也起不到自觉学习的效果。还有一点差异是，好学生通常有极高的竞争意识，总是往更高的目标和要求去做，差生就不一样了，缺乏竞争意识，随大流，你用鞭子在后面抽着赶着也未必起作用。根据有经验的教师所做的总结证明，在同等条件下，一个老师要把一个基础差的学生培养成优秀学生，所花的时间和精力等于教3至5个基础好的学生。这一比例说明，同样一所学校，生源的优劣可以影响学校至少3至5倍的教学效率，其实这还仅仅是一般规律，如果把优劣生内在的个人因素一起放进去，这一比例将会更加增大。 老韩向我掏心窝子说：“你想，当老师的再有责任心，可学生总不是自己的孩子，他能给你全心全意吗？这就形成了谁都愿意教好学生，因为越是好学生教起来越省事，越省事教起来就越有情绪和兴趣，这样就越能教得好，越能出成果。教差生就完全相反了，你烦都烦死了，一天到晚尽是些费不完的口舌，再好性子的人都会起急，到头来你还啥成绩都没有。所以我们给老师下指标，用奖励手段来鼓励大家去争取好生源，大家都能理解，也都能积极想法子，因为谁都知道，与其等以后让我去教一个差生班的学生，还不如我现在就下下功夫争取一班好生来呢！” 竞争就这么白热化的激烈展开了。只要我们到每年的“中招”会场看一看，你就会感觉抢生的火药味。然而这仅仅是表面文章，那些“看不见的战线”上的抢生竞争就更加白热化。某校一个初二学生得了省数学比赛冠军回到学校后，即刻就受到市高中重点学校的领导登门接见，校领导当场向学生家长表示：在孩子上高中时，可免考招他入学。家长和孩子听了自然非常高兴。这事被另一所高中学校的校长知道了，为了把这个省数学冠军抢到自己学校，又听说这孩子还想在语文方面下点功夫，于是该校就派出一名优秀语文教师免费为这孩子当家庭老师，进行辅导。一年以后，当那个承诺免考让孩子上高中的校长来给孩子办入学手续时，家长说他们的孩子已经考进了某某中学，即让那个免费派家庭语文辅导老师的学校招走了。那校长对天长叹一声道：完了，我失掉的何止是一个好生，至少是10个、20个呀！果然，那个把“省数学冠军”抢走的学校，立即借“省数学冠军考我校”的新闻广为宣传，这“名人”效应即刻发生效果，家长们互相之间都在传：你看人家省数学冠军都考某某学校了，我们还傻挑什么呀！于是哗啦一下都涌向了某某学校，这所“抢得一头凤，引来万头凰”的老师、校长们，高兴得不亦乐乎，因为此举不仅影响本年度招生业绩，对以后几年的招生都将起到惯性的连带作用。 几乎每个学校的老师们现在都知道要在“黑色七月”打个漂亮仗，必须在兵马未动的招生时先下手，而且要下狠手！ 至于抢生源在校长心目中所居的重要性更是别人所无法感受到的。现在离职的某校老校长老王头跟我谈了他的切身经历，听后让人觉得别有一番滋味——老王原来在市一中当校长。而一中、二中在某市都是当地百姓心目中名声显赫的名校。一中历史相对长些,所以在人们心目中称得上“老大”，且有“省级重点中学”的牌子在那儿。王校长原先在教育局当副局长，从教育局调到一中任校长时,有人说他不走运,因为论资格、论在局里的年岁也该坐局长的宝座了,可偏偏调整班子时,让另一个部门的一位不是搞教育出身的年轻人占据了正局长的位置。这回他真生气了,向市领导提出宁可到下面的学校教书,也不想在教育局呆了。市里一研究,说行吧,“照顾情绪”，也为了能让新局长工作顺手,于是将老王调到了一中当校长,同时还保留副局长的虚职。说老王不走运的人是看了上面的这些情况才这么说的。 老王心里有数,教育局在市里和百姓心目中算个啥?尤其是像他原来当个副科级的副职局长,更是“小萝卜头”一个,谁把他当回事?教育局的大政方针都是上面指示、市委拍板、局长执行的官道上那么清楚的事,有啥可图?校长可就不一样了,尤其是名校校长。老百姓说得形象:市长省长再大的官,我们挨不着他也不买他的账;老师校长虽说不是官,可哪家没有个“小皇帝”?老师校长专管咱家的“小皇帝”，所以老师校长是“皇上的皇上”，谁见了都得磕头露笑脸。 到一中上任后,老王不是没有压力,这个压力来自于周边兄弟市县的中学间的相互竞争。压力归压力,可毕竟老王的一中是个老中学,建校历史近百年,光上《中国名人录》的大科学家和著名人物就有一大串。一年下来,老王也是仅在熟悉的过程中完成日常工作。8月份高考结束,一中的高考升学率再次创高,排在了省里的前三名,又比过去名列五六位的排名往前迈出了重要的几步。市里百姓特别是那些考上大学的家长们纷纷向市委、市政府反映,要求给一中“记功”。在市新一届人大会议上,一位孙子当年考上北大的人大副主任提议,应该“给本市教育工作做出杰出贡献”的一中留个人大代表和人大常委的名额。这个建议立即得到相当一批子女在一中读书或者是从一中毕业的人大常委们的一致赞同。一中的代表名额下来后,自然理所当然地落在了校长老王身上。干了几十年机关办事员的老王,第一次坐上了决定全市政治命运的权力机构的主席台上,此情此景,他蓦然有种升天的感觉。 然而对王校长来说,这种“升天的感觉”仅仅是开始。市级人大刚开完,省人大代表的选举又紧接着进行,老王在差额选举中得票甚至比几个人大副主任还高。红红火火、热热闹闹的省人大开完,全省先进教育工作者的会议又按期召开。不用说,高考率名列全省第三的县级市代表中,老王是最硬气的一个,因为高考升学率的前两名是省城的两所名校,老王的学校虽屈居于后,其实含金量绝对不亚于前两校,这一点省教委的头头多次在老王面前这么说过。老王当然爱听这些话,说白了——这是显示他一中和老王本人在与别人相比的分量和资格问题。 从省城几个会议回来,老王便从过去极少被市长、市委书记接见的“副科职”，一下成了市长、市委书记亲自上学校看望的红人。市里不管什么会,只要一谈起改革成就,领导们就会把一中、把他老王抬出来。老王从此成了当地家喻户晓的名人,在百姓的心目中实际威望不亚于市长、书记。特别是新一年招生,老王提出一中在前一年高考升学率达95%的基础上再上两个百分点,达到97%的目标,再扩大招生100名的“新举措”传出后,几乎使全市百姓都为之欢呼。 “一中”和“王校长”简直成了大伙心目中最向往的地方和最了不起的人物。老王曾在邻近的一个朋友那儿听说这样一则“民间故事”:有位农民到市里办事,一进城就迷路了,见了红绿灯不知是走还是停。天黑了,想找的地方还没找到,便想找家旅馆住下，可旅馆要身份证,他说我哪有身份证?旅馆说你没有身份证是不能住的。那老乡想了半天就说我认识城里的一个人,你们不信可以问他。于是人家就问他你认识谁呀?他便把王校长的名字说了,并添油加醋地说了句:“王校长跟我是亲表哥哩!”旅馆的老板一听是“王校长的表哥”，二话没说,顿时像见了亲娘舅似的为他开了“高间”。那老乡舒舒服服睡了一夜后,第二天有些紧张地走到账台——他忐忑不安地想这回一圈猪崽的钱泡汤了。谁知旅馆的老板不仅没收他一分钱,还笑嘻嘻地送给他3条烟4瓶酒,并且全是高级的。这位老乡弄不懂咋回事?店老板悄悄对他说:我儿子就在一中念书,今年进校时,想给你“表哥”意思意思,可你“表哥”说什么也不要。这不,你跟王校长是一家人,我们想表的一份心意也有人收了不是?头回进城的这位老乡,哪想到一提“王校长是我的表哥”就得了这么多好处,于是回村后对老哥老嫂们说:城里就是好,你只要说是王校长的亲戚啥事都能办。 好笑的事还有。市里要分一批福利房给教师,这消息传出后立马有几家房地产公司老板主动找到老王,说王校长您的房子包我身上,白白送您一套咱们不敢干,那会让人说是贿赂您,但好的地段、面积大小、朝向好坏,还有装修方面,您只要一句话,我们全给您办了。老王有两儿一女,年龄也快到结婚和分家的时候,当教育局副局长多少年也没有解决过一次房子,这回理应可以考虑,但因为看到学校几位老教师困难更大,老王就把公房的指标给了人家。房地产商们并不知道老王的心思,还以为王校长没看中送上门的优厚礼物。于是相互间打听到底是谁的“礼”更让王校长笑纳,暗地比着为王校长献礼的竞争。大家都知道,谁能“打通”王校长的关系,谁就等于有了比金山银山更坚实丰厚的财富——自己的子女可以安安稳稳地进市中、上大学。“咱这辈子谁英雄谁好汉,已经是明摆着的了,后一代谁英雄谁好汉才是家族兴衰的根基。”百姓都认这个理,所以能在王校长面前烧把香、念个经是最最重要的事。但后来王校长没有为自己要房,使得这次“送礼”竞赛也悄然隐退了。 老王在一中的校长位置坐到第三个年头时,教育局的那位年轻一把手被上面调走了，市委征求老王的意见,看他愿不愿意接第一把交椅。老王是聪明人,且又有一中校长这几年的“升天的感觉”，所以他连连摇头说：“能力有限能力有限”，给谢绝了。正是这一“谢绝”，使百姓对一中王校长的为人更加敬佩三分。 年过半百的老王,此时人气如日中天。然而月有阴晴圆缺，在老王上任一中校长的第四年，一中高考率首次出现跌势,且跌幅达三个百分点。而同城的市二中却出现了奇迹——与“老大哥”一中同为94%的高考升学率。这一年,当地新闻媒体的镜头都对准了二中校长。 高考前老王随人大代表团在国外考察,回来得知此讯暗暗吃了一惊。不过已经坐在“省级先进”头把交椅的老王自己对自己宽心道:偶尔一失,不足为奇。 他照样做他们一中该做的工作,但是下面的老师们向他反映:二中今年招新生采取了新招,把不少好生源抢走了。 老王听了有些不以为然:我们一中是全市百姓心目中的“王牌中学”，谁想歪招也别想挤掉我们。 在老王根本没有把二中当做自己对手的第二年,二中的高考升学率又一次与一中拉平。 “既然是平,就不能说我们输给了人家呀!你们没有看到我们学校今年又拿到了全省素质教育先进单位的金牌?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是输了吗?再说,我们都是搞教育出身的,不能只盯在学生的高考升学率上,那样会使我们的应试教育越搞越僵化,最终把培养人的教育工作引入不正确的路上,损害的还是一代人甚至是几代人的民族素质呀!”老王在年度高考总结会上对下面议论纷纷的教职员工这么说。他的话让相当一部分人频频点头,但也有一部分老师并不买他的账,提出要离开一中,到二中去。 老王火了:想走的就证明他对一中没有了责任感,让他们走吧，即使是骨干! 于是前后有5名年轻的骨干教师从一中调到了二中。 这一年二中为了抢得全市优秀生，又出了个新招:他们与某国教育机构联合,在学校开设了个“国际班”，进行中、英双语教学，这使又一批本想报一中的好生到他们那儿去了…… “简直是招摇撞骗!”老王听说后生气极了,把问题反映到市委。书记听后笑笑,说中国的旧教育模式也该改革改革了,双语教育那么多人喜欢,证明有它的市场,探探路没有什么错嘛。 老王头一次听书记这么不把他的意见放在眼里,心头不由一阵打颤:怎么,真的自己不如人家了? 可不是,这一年高考结果再度明朗后,二中的升学率和文理状元都超过一中,第一次取代了一中,并一跃成为全市、全省教育先进单位。在百姓中间,一中不行了,送孩子上二中才能考好大学的民意席卷全市。随之而来的是生源和财源像回潮的江水一般,全都倒流到了二中那头…… “校长,今年修校舍的钱都不够用了,是不是把那辆新奥迪换成桑塔纳?”行政办公室主任轻轻走进校长办公室请示。老王气不打一处来:换!换掉!马上去办。 这一天,老王到市人大开新一届代表大会,路上一辆崭新的奥迪车在他前面戛然而止，车窗里探出一张颇为得意的笑脸向他打招呼:王校长呀!我们一起走吧。原来那新奥迪里坐的是二中校长。 老王的脸抽动了几下,佯作微笑地向对方挥挥手,说还要办点事,你先行吧。 这一届的人大选举,二中的校长当上了人大常委,一中校长的老王落选了。会议还没有开完,老王就请假回了校。 人大会议结束时,便是春节。往年的春节,老王的家门槛简直年年要被人踏破,他收到的参加各种活动的请柬和贺年卡能装满麻袋,然而这一年,老王只接待了不足10位探访者和20来张贺年卡。 真是世态炎凉呀!当外面的锣鼓和鞭炮齐鸣时,老王独自在家叹道。他抚摸着一叠曾经闪闪发光的奖章与奖状,又看看当年一中新生摸底测试的成绩单,沉思许久后,拿起笔和纸,给市委领导写了一份申请辞职的报告…… 两个月后,老王的请求得到了批准,被安排在政协教科文办公室当主任。在一中新老校长交接大会上,一中新校长握着拳头对全校师生说:什么都是空的,当务之急就是要把学校的高考升学率放在头等重要的位子上开展工作。老王一听,有些吃惊地看了看自己的后任,他想说些什么,可又说不出来。 是啊,不把升学率提高上去,还有什么资格当校长?老王长叹一声,永远地离开了他心爱的教育战线。 春节到来之际，接老王班的新校长拎着几盒点心来看望老校长，并借机讨教些经验。老王长叹一声，说：我们本来就比二中强，问题出在生源的基础上，一句话，你想赶过二中，重振咱们一中的威望，就得想方设法把好生源抢到手，否则再费劲也是白搭。 新校长再问老校长：那么抢生源到底要使什么招？ 老王说：什么招？凡是你可以把好生源抓到手的招都可以使。 新校长年轻，脑子反应快，便说：那我就从今年开始，跟各初中班的学校开始议定“合作联助班”事宜，你看行不行？ 老王不解：什么叫“合作联助班”？ 新校长说：就是从孩子上初中起，我们就以一中名义跟这些初中班结成合作伙伴，共同办好初中3年教学，之后凡初中出现的优秀生就得给我送到一中来！ 老王一听，拍案叫绝：这招好！家长和初中学校都会欢迎的。 新校长起身说：我回去就这么干了。 于是，某市高考的抢生竞争便又向纵深发展了一大步，初中阶段的孩子和家长们已经身临其境地感受到高考的“黑色七月”的硝烟已开始向他们飘去…… 赶时——决胜关键是两招 啥叫赶时？当然是赶时间呗。赶时间有什么奥妙？奥妙太大了，大到你外行人根本想都想不到。 我在走访过的所有高中毕业班发现了一个极其普遍的现象，那就是进入高三毕业班后，差不多所有学校全都没了新课程。这怎么可能？按教学大纲规定，高三的课程是高考的重点之重点的内容呀？高三不教课，高考能取胜？ 对头，高三不教课，高考才能获大胜。在一次教育工作现场会议上，四川省代表、川西某校高中教研组组长王伟谈了他积累多年的“经验”。他说他们最早也一直按教学大纲规定，该在高三时照例上高三该上的课，等到高考前两三个月才开始集中学生进行考前复习，但后来发现怎么弄就是感到紧张，要在两三个月内把高考所涉及的内容从头复习下来，学生感到紧张，老师也觉得难以完成。于是学校就决定在高三阶段的上一学期必须把后一年的课全部教完，毕业班在来年春节后一开学就全面进入总复习，这个效果明显好于往年。但要把3年的高中课程压缩成两年半教完，就得在高二的下学期进入高三课程。后来他们还是觉得学校怎么抓，就是抓不过附近某县中的高考录取率。论师资、论教学能力，王伟说他们学校一点也不比邻县中学差，问题到底出在哪里？王伟便派人暗暗探访——必须是暗暗的探访，否则人家知道竞争对手来了，为隐蔽真相，让你一无所获而归。王伟说他是假借看望大学时的老同学为名，才获得准确信息：原来人家高招就出在高三的整学期根本不上新课程，全部进入整年制的大复习，用一年的时间投入高考的准备，以此来赢得大考全胜。3年的课程要用两年教完，不是原教学大纲有问题，就是学校出了邪招。王伟回去对校长一说，当了大半辈子中学毕业班老师的校长怎么也想不通。毕业班班主任会议上，校长把皮球踢给了大家：你们看，我们是按照教学大纲走，还是按照兄弟县中的路子走？多数老师说，这是明摆着的事，教学大纲就像国家宪法，不照它做就是违法，就是大逆不道。可一些年轻老师不同意这种看法，说现在是商品社会，什么都看效益，教育同样要看效益，一个高中学校，如果不把高考录取率搞上去，说什么都是空话，别说我们等于辛辛苦苦白干，校长面子过不去，学校的知名度也永远上不去。高中3年课程是两年上完还是3年上完不是根本原因，根本的问题是高考录取率是第一位的，不把录取率搞上去，我们学校就会失去生源，最后大家的饭碗便会砸了。讨论异常激烈，3天下来，意见统一了，多数人服从了少数人，王伟的学校也决定从新一届高中生开始，从入学第一天抓起，每天多设置一个课时，每周多安排半天至一天的教学时间，高三开始，星期六、星期天不放假，全天候上课。“对学生和家长讲明白了：谁不参加加时课程的学习可以，但高考能不能考出好成绩，我们学校概不负责。”校长最后拍板，老师们就像面临世界大战，一个班一个班地动员，一个家长会接着一个家长会地开，口径统一：这是为了大家，为了你们的高考成绩，为了你们孩子的前程，所以必须校方、学生和家长一起努力。 这样是否有违教育部的相关规定？教育部好像不止一次规定非毕业班不准随便增加课时，我便请教王伟老师。 是有规定，但有几个学校是按规定办事的？除非你们北京的中学因为离教育部太近了，哪家高中学校不是我行我素？王伟老师说，事实上按照教学大纲的课程安排，高三的学生只有一两个月的时间进行高考复习。现在高考的分数竞争已经激烈到每争取到一分就可能是考生一生命运的分水岭，不靠全力拼搏，不靠比别人多出十倍、百倍的努力，怎么可能出好成绩？所以说，谁把高中3年的授课时间提前量加大，谁抢得的高考复习时间就越多，复习越充足，准备也就越有保障，高考成绩随之越有把握。 神州普天下的高考滚滚浓烟，就是在这一天天的抢课时中变得愈烧愈旺，又像一列失去控制的火车，越走越快，到最后谁也无力牵制已经形成的巨大惯性向广大学子隆隆压去，于是留下一片片应接不暇的惊恐与无谓的挣扎……中国的高考紧张气氛几乎就是这样形成的，不是在高三，也不是在高二，而是从高一入学的第一天起便已经开始了。 某市曾经发生过这样一件事：刚刚经历了“中考”战火的一批学生进入市重点高中后，以为可以暂时松弛一下，家长也这么认为，可是在开学的第二个星期，学校就宣布：从下星期起，周六不再放假，改为全天候上课，星期天上午是“特色班”辅导，下午是加强班开课时间，各班同学注意，凡是成绩突出的可以参加“特色班”，成绩差的必须到“加强班”补课。高一生们一听就叫起来了：还让不让我们活呀？老师连头都不回地说了声：要活就得按上面说的去做，否则谁也救不了你们。学生们回家跟自己的家长一说，家长们都很吃惊，但对学校这样安排表示了不同程度的沉默，有的甚至表面上与孩子一起在家“义愤填膺”，可心里却偷着乐——就得这么抓，否则大学怎么考？同学们没有得到家长的实心同情，于是有“领袖者”主动出来写信给市教委控诉学校的做法。教委把信转到了学校，学校拿到转过来的告状信，执行得也非常坚决：凡参与写信的那些同学完全可以不参加“特色班”和“加强班”。“哇——我们胜利啦！”孩子们好不兴奋，因为他们的斗争赢得了胜利。但这些同学很快发现，由于不参加周六、周日的课程，他们再也无法在平时的课堂上与其他同学同步学习了，因为老师讲的课已经远远走在了前头。尝到苦头的学生回头再想挤进周六、周日班时，学校说：可以，但必须每人写出检查并加倍交纳补课费。过了一周，参与写告状信的孩子一个个被家长押着走进校长办公室，垂头丧气地拿着补课费和检讨书站在那儿，逐个当众悔过。打那儿起，这个学校的周六、周日班再也不敢有人提出异议，一直开到现在。学生和家长普遍反映：如果不是学校周六、周日班开课，我们家长肯定要多费不少心，说不定高考就落下一大截。 2000年春节前，教育部为了给中小学生“减负”，发了个“紧急通知”，要求全国各地在寒假时不得随意开设各种“辅导班”。这应该是个好消息，但效果并不明显，因为家长们一下急坏了，孩子在家干啥？整天看电视？一年一度的高考、中考春节一过就又“硝烟四起”，考不好谁管？教育部管吗？不管。它哪管得到千家万户?所以说还得有辅导，于是一时间全国各地的教师成了今春寒假最抢手的一族。以北京为例，所有中学教师几乎被“订销”一空，稍有点名气的名牌中学教师的家教费涨到每小时80～100元，就是这样的高价，依旧忙不过来。某中学的一位物理教师告诉我，他从1月20日正式放假开始，每天安排的家教时间高达9个多小时，春节的几天里也只有大年初一那天没有学生来上课。他说在放假的近一个月里，所挣的家教费相当于他半年的工资，日均收入在600元以上。面对如此火爆的意外收入，这位教师不亦乐乎。我走访了几个外省的高中班中学，他们多数是在春节后其他行业的职工上班时间，就开始了全日制的“补习”。这种名为补习、实为开学的目的，仍然只有一个：那就是赶教新课，抓紧高考前的每天时间备战黑七月。 赶课赶时，其实早已成为中国高中教育阶段的普遍现象。学校的反映是：我们也不想这么干，但高考压力实在太大，学校不为应届生争取更多的复习时间，就难以保证考生成绩。家长基本全部支持。理由是：学校有经验，老师知道应该用多少时间先学完高中课程，再用多少时间进行复习，以对付高考。只有学生感到太苦太累，因为3年的课程要在两年完成，等于每天24小时必须干完36小时的事。这么一赶，全中国的学生，全中国的老师和全中国的家长，便一下全都感到有做不完的题，用不够的时间，干不完的“加班”。于是备战高考的火焰越燃越烈，直到举国上下都觉得烫手烫脚…… 分班又分流——对不起你的绝招 也许中国人太多的缘故，一旦有什么大事需要处置时，总会将人分为一二三类，三六九等。你看，进行阶级斗争时，把人分为地富反坏右；搞政治斗争时，又有左派、右派、中间派一说；搞国企改革时，便出现了编内编外、分流下岗等等，总之人太多太杂，便得按高矮胖瘦，划出个优劣好坏，这样似乎方能循规蹈矩地推进某些历史进程。这些本来都是属于科学管理的有效手段之一二种，但若统统什么事都这么分来分去，可就坏菜了。 高考的事太多，能否考上大学和升学率的高与低，对考生和学校来说都是成败在此一举。将应届学生分类，也就成了备战大考的必须手段。于是最热闹的一招，莫过于考前的分班与分流之战。 按理，学生从来都有好差之分，即使在同样环境下也有好学与不好学之别，尤其是大学的专业几百近千种，文理科之分在所难免。但问题偏偏出在这必须分的过程中，常常因分班分流而发生了学生与老师、老师与老师、老师与学校、学校与家长、家长与老师和学生与家长之间的种种激战。 在恢复高考的前几年，高中阶段没有分班分流一说，那时到高三下学期才为了便于报考上大学的志愿，要求学生有重点地进行文理侧重复习。但到了8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高考压力的逐年加大，分班已成为趋势。从人才培养角度考虑，进行专业性的文理分班无可非议，尤其是中国的教育从小学到高中的12年课程里，一直采用的是灌输式教育，很少能发掘个人智力潜能，因此有专家认为在高考前一两年，应该实行必要的文理分班。起初的分班根据上述理由，但现在完全是另一种分班，即各学校为了取得高考录取率而将同学科的学生们以成绩好、中、差来进行高考前的大分档。成绩好的第一档，学校和老师认为有可能取得高考好成绩的被编入了A班，这是老师和学校内定的必保生，他们是决定学校年度高考录取率的“主力部队”；第二档是那些成绩中游水平，推一下可能考得上大学的“二梯队”，被编入B班；第三档是完全没有可能考上大学的差生，被编入C班。也许除了一些在教育部挂上名的全国著名中学外，几乎所有的中学都这么做，有些分得还要细一些，如A、B、C、D班，叫法不同而已，但分班的实质则完全一样。 “不分班不行啊。你想，学生总是有优良差之分，而高考又是死死的一道门槛，小学和初中，好生和差生同在一个班级大家不会有太多意见，可到了高考时学生和家长们便不干了，老师也不会干的。比如一个班本来有三分之一的同学有希望考上大学，但就因为班上有几个差生总是拖后腿，课不能往前赶，必然会影响好学生的进步。所以一到高二后，学校就顶不住来自家长们的压力了。有一年我们稍晚了一些分班，成绩好的那些家长就联合起来把校长整整围了一天，要求他必须答应分班，家长说否则孩子考不上大学就拿他是问。有人说得很激烈呀，说你学校要是耽误了孩子考大学的前程，我就把你学校和你校长的家全砸了。你以为家长们说说就是了？想错了，他们真能干得出来。有一年一个学校就自以为顶住了‘分班风’，结果有两位成绩不错的孩子没有考上大学，学生后来对自己的家长说，全是因为班上有几位差生拖了他们的后腿，家长一听火了，把班主任和学校校长打得屎尿拉了一身。被打的班主任和校长把打人的家长给告了，结果处理此事的法院院长的孩子也在前两年吃了没分班的苦头而在高考时没考上重点大学，人家法院院长明确告诉那被打的班主任和校长：你们这是活该！瞧瞧，你不分班试试？可分班当然高兴了那些成绩好的学生和家长。其实学校也是极愿意分的，因为利于教学，同时还能确保高考的升学率。可是哪那么容易分呀！那些被分到C班的差生们感到自己是被学校划入‘下等公民’，干脆不好好学习了，成天捣乱不说，弄不好反过来会让学校下不了台。那年我们学校就出现了一个分到C班的学生后来在高考时考了全校当年高考分数的第三名，这位学生在拿到大学入学通知书后，与家长一起跑到原来的班主任家用了一桶粪去‘感谢’，说是要有意臭臭那有眼无珠的老师。你说这老师冤不冤？这老师后来一个学期没有好好上班，精神受了剌激。问题最难处理的是那些被分到B班的学生，对他们有时很难界定。我就碰到一个家长很难缠地问我凭什么把他的孩子分到了B班？我说是根据学校规定的三次摸底考试成绩低于多少多少分这么分的，那家长提出你能保证那些所谓好成绩的学生中就没有人是靠作弊而获得的？我说那谁也说不准。他说这就对了，你教师既然这都说不准，你就更没有权利用三次简单的摸底考试来把我家的孩子分到B班去。最后我只好投降，说你只要能在年级教研组长那里说得通，我就让你孩子归位到A班，后来他真的做到了，可那孩子到了A班不出三个月就自动要求退到了B班，因为他觉得A班进度太快，课听了仍等于没学。所以说高考前的分班是最热闹的，也是最难弄的事，但每个学校又必须这么干。不干谁都不得安宁，你校长不想分，要是当年全校高考录取率下降了，你校长日子就不好过；老师也愿意分班，不分班家长天天跟你磨，弄不好脑袋上给人砸个包出来，当然分了班也会不小心被人在你家里放把火。你作家可不要笑，真有这样的事啊。我们邻近的一个县的一所中学，就因为有个老师在分班时得罪了某学生，高考结束后，这老师在乡下的两间房子突然起火，好在村上的人抢救及时才避免了大灾。事后有人说看到是那个落榜生所为，但谁也没有证据，再说那学生后来到南方去打工，几年不回，被害的老师有苦难言……”现在正在北京当文化“高级打工仔”的王先生，有声有色地给我讲了他过去在宁夏县级中学当中学老师时的亲身经历，让我听后深感高考前的分班所带来的阵阵惊涛骇浪。 不能不承认分班教学的优点，它可以让那些比较有把握的学生接受更良好的方法，并向更高的目标努力；它也可以使那些本来有些吃力但在方法得当时又能迅速赶上的学生获得上大学的可能；而那些本来离高考录取分数线有较大距离的学生也可免受备战之苦，踏踏实实坐下来学些真知识。然而分班备战高考，客观上使学生们在还未进入高考的决战时，就开始经历了一场心理考验，有人因此得意，又常常发展到忘形的地步。有位家长颇有切肤之感地对我谈起在一所名牌学校A班的儿子的变迁过程：他儿子原来在班里是前十名水平，分班时进入了A班，小孩高兴得一下子从家长那儿获得了两千块的“奖励”——这是他老爸早先许诺的。在两千块钱拿到手进入A班后，他不是更加努力了，而是听了老师的一句“A班就是大学的预科班”，以为自己进了A班就可以稳拿大学录取通知书了。不出一年，这位学生由于对自己要求不严，成绩跟不上，被逐出A班，沦为B班。这下子他受不了啦，在学校里受到同学们的白眼嘲讽，回到家又被老子狠狠地揍了一顿。如此几方面的压力下，这学生从此开始厌学，最后又降到了C班，成了彻底的差生。高考自然没有他的戏可唱，高中毕业后他父亲想为他再出钱弄个社会大学上上，但儿子说什么也不愿意，现在只能在一家装饰公司做苦力活。这位家长还不是最倒霉的，上海某中学学生张雯的家长更心酸，他们的“千金”张雯在前九年义务制教育时都是品学兼优的好学生，是同学、教师心目中的宠儿。可到了高中后成绩下降了，老师和她父母都着急，张雯自己更着急，为把成绩突上去，她真的几乎达到了“头悬梁、锥剌股”的程度，但日久天长，身体跟不上了，记忆力也差了，在高二时她被无情地分到了差班。分班名单公布的第二天，张雯没有来上课，她给父母留下一张字条后在家割脉自杀了，她在遗书上对父母说：“……女儿实在无颜面对你们，无颜面对老师和同学，也无颜面对自己。既然无法抬起头做人，在这个世界上活下去又有什么意义……”像张雯这样被高考备战时的分班所击倒的何止一个两个！东北某市1997年10月就发生过一起7名女中学生集体出走的事件，她们在留给学校和家长的信中直言不讳地说：“是分班的残酷现实使我们不得不远离屈辱之地……”可见，不得不进行的分班教学，是高考前很多学生必须面临的一次十分残酷的考验。 分班带来的战火并不仅仅烧在学生身上，教师之间也常常因此而战火不断。 某校刘、王俩位女老师原来是少有的好姐妹，她们是同一所师范大学的同班同学，又一同分到了同一所中学且同带一个高中班。本来俩人你有事我就帮你代课，我有事叫你一声绝不会说不字。但进入高二时，刘老师被学校安排教了A班，而王老师则安排到了C班任课，这种差异让王老师无法接受，她怎么也思忖不过来，而且越想越觉得自己一定被“姐姐”相称的刘某算计了，因为她知道校长对刘有好感，于是王最后认定是刘为了达到能任教A班而不惜在校长面前“献身”，结果把她作了垫底。王越想越无法忍受这等耻辱，尤其让她气不打一处来的是每当上课铃声响后，刘某总是笑嘻嘻地朝她打招呼，而且比平时更加亲热。“假惺惺的，少来这一套！”王心里骂得咬牙切齿。差生本来就叫人头痛，王心里不舒畅，再加上班里学生老出乱子，校长不时在大会上批评她，而对教A班的刘某则大加赞美，这使得王更加认定：刘出卖了她，刘与校长有见不得人的事。王如此忍气吞声地干完了高考前的C班教学，高考下来，她的班全军覆没，刘的A班则大出风头，有个学生还考了市第一名。不用说，王与刘俩人在学校里彻底地成了优差两类教师的代表，刘成了全校的红人，而王则自我感觉正是由于刘的大红大紫，才使校长把她打入“冷宫”。一气之下，王用了一夜功夫，写下了30封状告刘某与校长通奸的诬陷信，并发到了市委、教育局、报社等几十个单位。这事闹大了，检查部门派人一调查，纯属诬陷，王因此被开除出校。当她离开学校时，已经原谅她的往日好姐妹刘老师前来为她送行，王搂住刘泣不成声地忏悔…… 王走了，但学校新一年的分班工作又开始了，校长说得非常明确：不这么做，谁也确保不了学校的高考率，与其让一些人感到难受，不如让更多人在考上大学和考上重点大学后好受。 校长还说，我们仅仅只是分班，要是搞分流那才真叫绝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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