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家司法考试中，广西南宁市总共有7位农民报考，通过2位，通过率达30%

　　“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记者采访广西两个农民时，不由得想起了毛泽东常说的这句话。

　　两个月前，这一男一女两个农民通过了被称为“中国最难的资格考试”———国家司

法考试，与之对应的是，全国有许多法学本科生、硕士生、法官、检察官在这个考试中大面积落马。新闻界和互联网广传：某省会城市中级法院有36人参加这次考试，“全军覆没”，无一人过关。某直辖市著名大学法学院的38名法学硕士参考，只通过了13人……

　　为了营造真正聪明、深通法理、有着高尚情感的司法精英，保持法律职业的精英性和社会公信力，国家司法资格考试在世界许多国家都是最难的考试，其录取比例少得惊人，比如日本、美国、英国、德国等国家，平均每年通过率只有3%。而我国香港的司法考试通过率只有2%左右。

　　而过去我国各种司法资格的内部考试，比如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组织的初任法官、检察官统一考试，通过率却达到了20%到30%。今年情况不同，国家把各种司法考试统归为一种：国家司法资格考试，结果威严顿现，今年的中国国家司法考试，全国通过率是7%，广西更是少到只有4%……

　　在这次考试中，广西南宁市总共有7位农民报考，通过2位。通过率达30%。

　　南宁市司法局律管处处长冯真德形容他们“白天干农活，晚上点着煤油灯看书”。

　　这种难倒众多法律专业人士的考试，两个农民是怎样通过的？他们为什么要不畏艰险通过这个考试？心理学有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动机”，他们的动机和动力是什么？

　　记者接触后，发现他们有着巨大悲愤和改变环境的强烈冲动。

　　她姐姐导演了一个大工程，把全家从“苦海”中解救出来的大工程。全家一心，艰苦奋战，黄春红只是这个大工程里的一个部分

　　两个农民通过了司法考试的信息，还是南宁司法局的干部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无意透露出来的。要找到这两个农民非常难。

　　好不容易打听到他们一个叫黄春红，家住邕宁县百济乡桥学村屯里坡；一个叫黄世璜，家住南宁市远郊江西镇老口村。

　　黄春红家离南宁市上百公里，根本没有电话。司法局的同志说，整个村子有没有电话都难说。辗转反复，电话打到了黄春红的姐姐家……

　　记者赶到邕宁县城黄春红的姐姐家，见到了这个很普通的、有些像打工妹的广西小姑娘。她劝阻记者不要去她的家，“现在正在下雨，山路很难走，要步行二十多公里，就是进去了也出不来。”她因而也滞留在姐姐家。

　　她姐姐导演了一个大工程，是她的福星，把全家从“苦海”中解救出来的大工程。全家一心，艰苦奋战，黄春红只是这个大工程里的一个部分。

　　“我们家是一个出来，再帮一个。我们家兄弟姐妹十个，我姐姐是家里第一个出来的，那是十几年前，她毕业后考进了乡政府。她有了义务帮助这个家。我们一个拉一个，结果我们一个一个出来了。我的姐夫是国税局的，我哥在广西师大毕业后，现在一个镇做副书记，我另一个哥哥是乡土地所的……我去过邕宁县公务员考试，通过了，面试时不知什么原因给刷下来了，给我写差0.5分，我想主要是没托人。”

　　“你们兄弟姐妹为什么都拼死出来？”

　　“我的家在百济乡屯里坡。那里全是山路，到乡里就要走二十几公里。我读到高中，也就是1995年才有电。我上中学的各种费用，全靠我爸挑米挑到学校。家里却吃不上米，全家日常就吃木薯粉做的粥，同红薯一起熬。”

　　黄春红说，生活苦还在其次，主要是受欺负，农民是谁都可以欺负的。她说，她之所以学法律，是因为受过这方面的刺激。

　　“我的一个堂妹被一个男人打了，打得很惨，成了脑震荡，当时昏迷不醒。家里赶快把她抬到县里去治，算是救活了一条命。我们把凶手告了，我姐让我出庭，我那时才上高中，还没学法，什么也不懂，结果凶手上下活动，避重就轻。判决下来了，说是赔我们点钱。到现在多少年过去了，我们也没见到一分钱。”

　　黄春红说，农民别说懂法了，法律这个词在他们心中就根本没有概念。他们行事还是按照古老的规矩，听宗族的，凭蛮力。比如有少女被强奸了，就凭宗族一句话，私了，家长为了钱也息事宁人，只有少女独自悲伤。

　　“农民苦，而农民的女人更苦。正像毛主席说的，女人身上除了三座大山，还有夫权这一座山。她们干活比男人重，原来解放妇女说是不让她们整天围着锅台转，现在她们不仅要围着锅台转，还要围着地里转，比过去更累更苦了。

　　“我们那儿农村的女孩子一般小学毕业就不上了，像我这样读到高中毕业的，简直如凤毛麟角，我们那一届就没有第二个。这还是我们家开明，父母虽然也是种地的，但不像这里别的家庭那样，认为女孩子早晚是人家的人，供她们读书是赔本买卖。”

　　黄春红有忍辱负重又明事理的父母，他们最欣喜的就是看着孩子们一个一个在读书，然后一个一个再跳出农村。黄春红的母亲出身地主，没少挨斗受折磨。“文革”时广西武斗非常厉害，他们村子一些“地富反坏右”被活活打死，他们这个家族于是心里永远铭记着：只有走出去，才能活下来。

　　黄春红读完高中又上了电大，在别人打牌聊天的时候，她就是看书，她每天除了帮家里干农活外，就是读书，“我只有一个想法，赶快脱离苦海。”

　　这个曾经受欺辱的家庭有意识要培养一个学法律的：“搞税务的有了，搞土地的有了，搞计划生育的有了，就缺一个搞法律的。因而我学了法律。”

　　很难说他们“实用主义”，他们比记者见到的许多人善良。这是他们为改变自身处境决心要做的事。农民之难，谁都理解。记者在采访的长途车上，听邻座的人说，去年这附近某地发大水，救灾物资实际发放的很少，而且大部分被“有本事”的获得，即使他们没有受灾或者损失很轻。连续大雨导致某乡大面积山体滑坡，一个村有十几户房屋被彻底毁坏，救灾款中有1500元左右给了一户，另外的其他户每户获得了100元左右的“救济金”。获得1500元的那一户的堂兄在省城什么单位比较有势力。灾民们对获得100元左右的“意外之财”而对政府感激涕零，官员们也一脸傲气，因为几乎所有的人都认为，政府是只收钱的，现在竟然给钱了……

　　我记忆很深的一句话：黄春红说，她和他们家是在眼泪中走过来的。

　　“当我拿着他们挣来的角票零分到学校时，我的心里在流血”

　　另一个农民黄世璜与黄春红有相似的心路历程。他的一个结论是：“农民是没有一点希望的！”

　　他的家藏在绵延的广西丘陵中。记者下了长途车后，爬山，又雇柴油车走了十几里泥泞的坡道，来到了这个老口村。一个妇女带路，来到一个破旧的老瓦房前，阁楼上应声探出一个头来，就是黄世璜。

　　阁楼没有楼梯，只有屋外竖的木梯。记者笨拙艰难地爬上。在广西的八月天里，只有一个小窗户的小阁楼潮湿闷热。

　　这个即将成为律师的农村小伙子，光着膀子，住在斗地主分田地后给这个当年大户剩下的惟一的屋子里。

　　这个破旧的瓦房是百年老屋，这个肮脏的雕花木床也有一百年历史了。可是丝毫不能增加黄世璜的身价。这个长得像城市白领的小伙子，在这里竟然落得姑娘不愿嫁的地步。盖因家穷，他们家是全村惟一没有盖新房的家，惟一没有摩托车的家，兄弟四个都“待字闺阁”。

　　他们的生活与黄春红家一样困难，黄世璜自己挑米去学校顶替学费。他的父亲很文弱，是个中医。读高中时，父亲没了，兄妹七八个的生活就全落在了母亲身上。他们借了许多债，多年还不上。

　　黄世璜在中学时，总感到饿，他一个月只有20块钱的生活费，终年吃马铃薯。学校的青菜是2角，肉菜是6角。他都吃不起。他饥一餐，饱一餐，得了胃病。到山上采草药，吃得浑身发麻。

　　“我父亲身体很弱，为了供我们兄弟上学，拼命干，最后累得吐血。他除了到处颠簸，给人看病，还种菜到城里卖。他们老两口，夜里12点就起来，用单车驮着菜骑几十公里到南宁五里亭赶早市，苦极了！我记得，在月光下，他们两公婆在泥路上慢慢推车，一直消失在远处的山坡中……我希望他们能轻松一点，当我拿着他们挣来的角票零分到学校时，我的心里在流血，而那些城里人还在嘲笑我们农村人，我心里很不好受。这是我想出人头地的原因之一，我不想报复那些看不起我们的人，但我想过得像个人。

　　“并不是你受苦了就能成功，农村的许多学校是糊弄人的。在小学时，我的学习一团糟，原来，我们那个老师，误人子弟，尤其是数学，胡乱教。我们那一个班的农村孩子全是稀里糊涂的。在快毕业时，一个青年老师从城里师范过来，他很有责任感，是这个人教会了我什么是数学，是这个人改变了我的命运。原来我们坡(组)没有一个考进中学的，在这个人来了后，一下进了十几个。”

　　黄世璜生长在农民中，对前途的认识很残酷：

　　“农民真的很没指望，后来听一起考试的说，农村人太没希望了！”

　　对于记者问为什么学法律这个问题，他的回答与黄春红如出一辙。“拿法律武器以求自保”。这是这个国度最卑贱最无奈的一群人中的聪明人求生的一种手段。

　　“在我们这有纠纷都靠拳头解决。邻村去年因为土地纠纷，杀了四五个人，互相都是亲戚，动了枪。其中一方犯私藏枪支罪，防卫过当，被判了无期。

　　“农民地位是最低贱的。我们村抓农民超生时，乡镇干部进来，见电视机就扛，见猪牛就抓。他们还要你自己去抓猪，要是他们亲自动手去抓，猪粪溅到身上，还要追加罚款。谁要顶一句，也要追加罚款……后来学了法律我知道，这是违法的，抄没东西一定要经由法院判决，乡村干部是没这个权力的。”

　　他儿时的一段记忆将伴随他一生，他说他在学法律时，经常浮现那段场景。那是1982年他还很小的时候，有一天看到父亲脸色惨白地从外面走回来，他的手表单车都被扣了，走着回来。他一个村庄又一个村庄给人看病，靠的就是这辆单车；他每天半夜12点到城里去卖菜，也是靠着这辆车，可它被任意剥夺了。父亲此后一直不能释怀，一直到死。

　　对一个学法律的农民来说，他精神上所要承受的比一个城里人要大得多。他在他的生活环境里看到的皆是不平：“我们村的土地被一个财大气粗的单位买去，却欠着30多万元不给，他们打白条，一拖再拖。村民们土地被剥夺，没有得到补偿，生活困难。我找过村长，想通过法律程序要回钱。但村里怕白花了诉讼费钱要不回来……”

　　黄世璜对记者说，他轻易不掉泪，自父亲死后他想不起来什么时候再哭过了。法律使人想得开，法律使人忘记痛苦，法律对于一个比较理性的人来说，比较合适，他就是这样的人，因而他喜欢。

　　不嫁人，不生孩子，不出外打工挣钱，村里的老少不理解，见到她就窃窃私语

　　黄春红1997年高考差几分没考上，不甘心，就转到电大学习。全家人商量的结果是，学法律。

　　一个农村的女孩子读了十几年书，还不罢休，不嫁人，不生孩子，不出外打工挣钱，村里的老少不理解，见到她就窃窃私语。她索性就横下心来。高中毕业就有人说对象，到今年25岁了，还坚持不找对象，这在那一片农村简直旷所未闻，连支持她学习的母亲和姐姐都受不了，劝她找对象嫁人。她说不通过司法考试不谈。

　　电大毕业后，黄春红又考进了广西大学成人教育的法学专业，她下决心要拿到一个本科文凭。这是她实现法官梦的必要条件(法官需要两年法律实践，大本毕业)

　　她每天坚持看中央电视台的“今日说法”，那成了她的精神支柱之一。她觉得那里的女律师都那么威风，一个女人能够那样平等地与各种人说话，是她不敢想象的。

　　成为法官暂时不可能，必须先是国家公务员，但要先成为律师是有可能的。

　　在电大法律班里，农民就她一个。同学们开始瞧不起她，但她成绩很好，经常是第一二名，同学们慢慢不敢小看她了。她从小学起成绩就不错，一直到高中都是这样。但运气太差，一到真正的考场就紧张，这导致了她高考失败，也导致了她2000年律师资格考试失败(就差3分)……这可能是一个农民负担太重，太想改变命运，结果没有了平常心了。

　　那次律师资格考试失败后，她回来哭了很久。她想就此结束学习生涯，到广东打工，她的许多朋友叫她去广东，说挣了多少多少钱(后来知道是做传销)，她动心了。她心里一直有一个心事，觉得长那么大了，还没挣钱养活自己。但是作为“总导演”的姐姐和母亲又劝住了她。她们从这么严的考试只差3分的事实中看到了希望。

　　她考试失败哭，平常也哭：“我在电大时，一个同学看我拿着我姐的钥匙，她说你拿这个干什么？我说是防盗门钥匙，她说你们家有什么，还不是一屋子红薯……我想农村人就不是人，过后我哭了。”

　　她每次从山中的屯里坡父母家回到姐姐家也哭，一个人仅仅因为要上学就得到那么多的冷言冷语：“说什么的都有，这是我不想回家的主要原因。说上了大学还回来，那么大还没嫁出去。村里人都以我为例，说送女儿读书没用。

　　“我爸我妈很开明，他们不让我干农活，仅让我做些饭，总是对我说，你别跟她们比，但我怎能看着二老佝偻着腰，孤独的身影在田里劳作，我就跟他们一起下地。”

　　黄春红很害怕走千百年农村妇女的老路，她说“我当年的同学现在都是拖儿带女了，我很害怕结婚，她们现在显得都比我老”。

　　农忙时，他们全家包括在外的子女都回去种田，种水稻。那一片是种粮食的地区，种一年负担很重，没有什么收入，仅够吃而已。一户农民如果全靠务农，一家人一年辛辛苦苦所得还不到城里一个人两个月的工资，但她父母对故乡有一种很深的感情，只是不让他们的子女再重复他们的日子。

　　十几年黄春红一直是这样，早上人家还在睡梦中时她就去十几公里外的地方上学(村子附近没有中学)，放学回来一般是晚上十点多了。

　　黄春红为了集中精力准备今年的司法考试，住到了县城的姐姐家。她心里总是不安，这么大了还不创造一文财富，总拖累家人。“要不是我，他们生活肯定更好。”

　　为了省钱，能不买的书她就不买，能不听的课她就不听，能不去的地方她就不去，只是窝在家里用功。临考前两个月，“考伴”们邀她到南宁图书馆、广西图书馆一起学习，她才知道，专利法、著作权法、商标法或是不考了，或是变了。特别是婚姻法，按照人大常委会新通过的考……

　　“许多新教材很贵，我怕给我姐增加更大的负担，所以我根本不提。我失分很多，失在婚姻法上，因为我是按照旧教材复习的。比如旧法说，夫妻共同生活八年后，婚前财产就属于共同的了。新婚姻法改为，婚前财产永远属于个人。”

　　“这次要考法官法和检察官法，我临考时才知道，匆匆看了几天书，就上阵，结果大都错在这上了。”

　　她吃亏在穷和信息闭塞，但结果是什么呢，许多法院的，检察院的，还有律师们很有钱，买了大量的资料和磁带，许多人还到北京考试委员会去听课。可是他们全被他们所从事的专业绊住了，而黄春红通过了。

　　“像村上的人那样生活我受不了。他们闲下来就是赌博，买六合彩，农民的精神太贫乏了”

　　与黄春红一样，黄世璜也成了人们的嘲笑对象：“我走出去，村里人都笑我，又干农活，又戴一副眼睛，说我是神经病，不农民不书生。我不管这些，我行我素。我知道我的享受比他们高一层次。

　　“像村上的人那样生活我受不了。他们闲下来就是赌博，买六合彩，农民的精神太贫乏了，整个村子都在赌六合彩，就是我们家不买。大家都在做发财梦，但几年来，我只听说有一个人赚了几千块钱，还没到手……

　　“我喜欢这种生活，我在享受过程，村里那些人没什么进步，不创造什么出来。我不干。”

　　黄世璜已经30岁了还没娶妻，为了一跃龙门，像“范进中举”一样付出了一切：婚姻、爱情、青春、爱好……

　　他的家比黄春红家更穷，他没有一个已经出来的哥哥或姐姐资助，但他跳龙门的决心似乎比黄春红更大。他没有钱读电大、业大或各大学办的成人教育，他只有自学考试一条路。

　　“我之所以自学考试，主要是因为没钱，而且路太远……我连课都不听，第一是为了省钱，第二是因为我自己能看懂教材。教材是真正的圣典，老师讲来讲去，还要归到上面。上大学读四年要花几万块钱，而我就死死钻研这几百块钱的书完成了全过程。”

　　黄世璜的聪明和耐力有很大一部分用在了怎么省钱上面。他为了买那套司法资格考试的7本用书，跑遍了南宁全部卖书的地方：“桂海书城是八八折，南宁书城不打折，南国书店是九折……我跑了这么多地方，就是为了省30元钱。”

　　他说，《国家司法考试应试指导》这本书是过春节前家里让他买菜，他自己扣了点钱买的。结果发现书上的答案错漏百出，太误人了！司法考试不同于其他考试，极严密，错一点就全错，等了几年，让人前功尽弃。他知道一些学子要告这个出版社，他也想参加，以表达对这个误人前程的出版社的愤怒。

　　他一般早上6点起床，他妈煮粥的时候，他看书。8点下地，中午休息一会，三四点种时太阳不太猛时再下地。晚上学到12点。

　　他是一个很善良的人，几次对我说想通过报纸告诉全国自学朋友一个“自学诀窍”：当晚上看书很晚时，第二早上醒来要想想昨天看的是什么。一本书看完后，要再看看目录，然后再回想能记起什么。因为内容多，容易混乱。这是他父亲教他中医时的方法。

　　对于自学法律的，他说，“我的经验是教材和法律条文一起对照着看，考试前有些大学法律专业毕业的对我的方法不屑一顾，说，不一定要看教材了，只看法律条文就行了。结果他们全没通过。”

　　黄世璜从广西自学考试法律专业毕业后，现正在“专升本”，也是通过自学考试。他想走一条路，看看仅靠自学能不能走到学术的顶端。

　　“只有英语对我比较难，自学者没有环境，特别是语音，我买了个录音机。”他也正在用它练声音，“要使声音浑厚有气势。以便用在法庭上。”

　　这对城里人来说仅是小玩意，对他来说很珍贵，他很爱惜地放在一个角落。

　　终有一天，他仅靠自己的力量就能使这个小村庄的农民们不受欺负

　　黄世璜和三弟在家接待记者，他们的母亲下田去了。田很远，中午回不来，带点早上的粥就算中午饭。这里的农民都是这么吃中午饭。记者也跟他们一起喝了三碗早上的“白粥”，吃点咸豆角算是中午饭了。

　　记者问，你们两个小伙子为什么不跟母亲去下田？黄世璜说，今天下雨了，要不然他们会去收稻子。母亲去山上是照看豆角。她不让他们跟去了，让他们有时间读书。

　　“田里种的是稻子，山上种的是四季豆。我们家主要靠四季豆来钱。今年下雨太多，影响了稻子，一年种田，没什么余款，仅够吃。”

　　记者看了母亲住的屋子，是楼底下一个放粮食的小黑屋，没有窗户，刚一进去什么都看不见，残破脏乱，闷热和霉味扑鼻。这个失去丈夫的瘦小的农村女人，养活了七个子女。她在广西八月中午的阳光下受煎熬，生产出可怜的东西换一点钱让儿子们读书。

　　所以，这里的人认为，读书是最要不得的行当。

　　“我们这有一个奇怪的现象，我们上中学时，发现班上的都是挨过斗的子女。贫下中农的子弟是不读书的。他们普遍认为，读书是没用的。”

　　他家四个兄弟都在读书，他家四兄弟都早到了娶妻的年龄，但都是单身。为读书他们都有一个悲惨的经历。

　　大哥今年35岁，在广西大学饭堂炒菜。他也想像黄世璜一样通过自学考试获得中医文凭。他挣的那点钱都去听课了，因而没有财力找对象。

　　黄世璜的二弟1998年考进广西职业技术学院汽车应用专业，上了一年半，不上了。那时每年要交两三千元，吃饭要四五千元。家里实在交不起。黄世璜说，我们农村能考上的很少，考上能上的更少。但这个弟弟后悔了。他也只好立志像哥哥一样，通过自学拿到文凭，还有一个弟弟刚考进广西大学，正在为学费发愁，也可能要步哥哥的后尘。

　　接待记者的这个弟弟考进了一个业大，也是因为没钱，只好跟着黄世璜进行自学考试……这是一个很无奈的自学考试的家族。

　　只有未来在吸引着他们。黄世璜想先找一个律师事务所，没钱也干(南宁的律师所都不给实习者工资)，先积累经验：“我读完法律后还想再读一个计算机信息管理专业。还是自学，里面有高等数学，我看不懂的话，想让我上过一年半大学的弟弟教我。我最终的目的是想搞知识产权法，当知识产权代理人。我想我有优势，首先我刻苦，其次许多律师对理工不熟悉。我看准这个机会，走这个有前途的路子。”

　　黄春红通过司法考试后，找了好几个律师所，人家说饱和了，要不就说没工资。她只好先不要工资，只好再拖延一下挣钱养活自己的梦。

　　这两个农民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最终要用所学，为弱者特别是农民帮忙。黄世璜想，终有一天他仅靠自己的力量就能使这个小村庄的农民们不受欺负；而黄春红想当了法官后，特别为农村的妇女提供法律援助，虽然她们的讥讽多次使她哭泣。

　　记者很担心他们的未来———不错，他们通过惊人的奋斗取得了从业资格，但是，也许还有没说出口的障碍横在他们面前，譬如就因为他们是农民而没有人聘用他们。不过，我们已经听到某省会城市开始在农民中招考公务员的消息。这说明身分屏障已经开始松动。

　　为黄春红、黄世璜这样杰出的农民敞开城市之门，给靠自己顽强奋斗的人展开提升之途，是农民的希望，也是国家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