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美国读书的第二个学期，我刚从国内休完寒假精神抖擞地回到学校，就被导师叫了去。导师虽有威仪，但在我眼里，一直是一个温情脉脉的Grandpa(老爷爷)，因为他不仅对外国学生总是关爱有加，而在课堂上给学生打分时，他也坚持把学生的努力程度考虑在内，这样一来，一个英语说得结结巴巴但仍敢上台发言的外国学生，他(她)得高分的机会未必会比一个聪明伶俐的美国学生少。他讲授的政府管理课，是我们入学后的第一门核心课程，刚上的时候，我基本听不懂，有很多的术语更是拦路虎，我把它们都专门记了下来，诚惶诚恐地去

找他讨教，他没有一一做答，但却给了我本入门级的教科书，我看完了要还的时候，他说你留着用吧，这是我对你的认真和努力的奖励。

　　可这一次召见却显然不同寻常，他冷着脸，开口第一句话就是问我：“Do you know the word of PLAGIARISM？(你知道“抄袭”这个词吗？)”见我摇头，他拿出我上学期的期末论文，对我说，就算我不能准确地回忆起这些大段论述的出处，但我可以肯定的是，以你现在的英语水平是绝对写不出这样的句子来的，你知道这样的抄袭会有多么严重的后果吗？我顿时傻了，又急又委屈，眼泪汩汩而出，无力地辩白说，我们在中国上学的时候，考试考的都是书里的内容，只有原样背出书里说的才能算正确答案，在这儿，怎么就成抄袭了呢？！导师叹息着摇摇头说，这门课我没有给你成绩，这篇论文你必须重写，用你自己的话写。我回去照做了，斗胆把自己的观点用自己简朴的英语写了出来，习惯了自己用中文写东西时的洋洋洒洒，这么辞难达意的粗陋文章简直叫我自己都不忍卒读，却没想到导师居然还给了我个A-的成绩！只是，在成绩单上，这种相当于补考的成绩后面都是带有一个记号的，于我，就像一个抹不去的烙印。但无论如何，我都愿意承认，这位美国导师，是在我近20年的求学生涯里，最赢得我尊敬的一位老师。

　　这件“作弊”的事虽令我蒙羞，但总还能找到点儿不知者不为罪的解脱，而另外一件事，却叫我至今内疚。它发生在我的欧洲之旅中，从苏格兰回伦敦的路上。

　　我坐的大巴车是夕发朝至，所以我上车便睡，一夜无话。“Good morning(早上好)！”等我早上醒了，看到的是邻座男人的一张笑脸，他说你可真能睡呀，说得我很不好意思，猜自己可能又倚又靠说不定还打了呼噜。看他亲切，我就跟他聊了起来。他说他是埃及的一名中学教师，是跟同事们一起来英国旅游的。我环顾一看，果然车里坐了不少跟他一般模样的男人。知道我来自中国，他居然跟我聊起了毛泽东文革红卫兵，本来中埃共享古代文明的骄傲，已经把我们彼此拉近了许多，他一引出这个话题，我们的交谈就更热烈起来。

　　热烈交谈当中，埃及老师的同伴递给他一袋食品，他掏出一袋面包和果酱，先抹了一片，然后递给我说：“Time for breakfast(该吃早点了)。”我没想到他会热情至此，可见他心安理得的样子，又不好推脱，只好接了过来。可是，不知为什么，我脑子里却突然闪现出一个念头，他不会是中东来的恐怖分子吧？由于担心他主动提供的早点有诈，我始终虚与委蛇着把面包留在了手里。好在伦敦很快就到了。跟埃及教师互道珍重后，我找到一只垃圾箱，把攥了许久的面包扔了进去。在那一刹那，我清楚地知道我有可能是以小人之心度了君子之腹的，就更后悔没在一开始就拒绝他的好意，那样的话，也就不至于到头来为自己的猜疑而自责了。

　　海燕：

　　对我如此这般的警惕，你是不是有点莫名其妙？其实，我自己也觉得那样神经质似的反应甚是可笑，我事后分析，那可能跟只身海外容易产生不安全感有关，可这种疑心生暗鬼的事发生多了后，叫我也不得不检点一下，是不是我对人的基本信任已经在什么地方流失了，因为它显然已经妨碍了我用“common sense(常识)”审时度势来与人正常交往了——就算那个埃及老师是个伪装的恐怖分子，他为什么就单要用一片面包来谋害我，就算他有惟恐天下不乱的动机，在一辆众目睽睽的公共汽车上施歹心，他的成本有多大，换句话说，他值吗？

　　尽管诚信是高尚品德的核心内容，但我却不想在道德层面上讨论它。因为，面对残酷的现实时，平地起高楼的道德常常是不堪一击。

　　让我在这里引用一条新华社发布的新闻，来为我所说的“残酷”做一个注脚：“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蒋正华指出，市场交易中因信用缺失、经济秩序问题造成的无效成本已占到我国GDP的10%～20%，直接和间接经济损失每年高达5855亿元，相当于中国年财政收入的37%，国民生产总值每年因此至少减少两个百分点。其最严重的后果是：破坏了市场经济的基础，动摇了投资者的信心。信用危机已到了非解决不可的时候了。”5855亿是一个什么概念？可以相对照的是，北京2000年的GDP总量是2460亿，连它的一半都不到，也就是说，相当于两个多北京整整一年创造的价值，都因为诚信问题打了水漂儿，或者说，一千多万北京人白忙活了两年多！

　　海燕，这个残酷现实的另一面，就是不知有多少人正是因为不诚信才春风得意，占了偌大的便宜去，明明眼瞅着“不说假话，就办不成大事”，我们还有信心再向飞飞他们灌输诚信的美德吗？即便有信心，我们还有办法叫他们心悦诚服吗？

　　就好像5855亿已经完全超出了咱们一般人所能视觉化的想像范围，宣讲诚信实际上也已经超出了我的力所能及。所以，即便不得不讲，我也只好换一个角度来说它——咱们就从个体生命的角度，说一说诚信对一个人健康心态的利害，讲一讲防微杜渐的道理。

　　不妨就从我说起。海燕，我告诉过你，我的小学是在河边上，学校门口正好有个摆渡，那时候的船费是一趟两分钱，上船的地方有一个铁箱，乘船的人只需自己把硬币投到里面。有一天放学，忘了是为什么，我和一个同学决意要到对岸去，可我身上就只有一个两分的硬币，她也只有五分钱，但聪明的我们很快想出个主意：我先上船，把两分钱扔到箱里，紧接着她马上大声提醒我，如果不是正好两分钱，我应该是到船工那儿交钱才能找零，我立即作焦急状找到船工，声称自己因不知情错投了五分钱下去，居然硬是从他那儿骗回三分钱来，除了够交回程的船费了，到头来还净赚了一分钱。二十几年过去了，这么件小事依然记忆犹新，我想，这还是因为道德良知在潜意识里的自我审视。但对这种生存压力之下钻空子的小聪明，我的道德观还没有苛刻到不可饶恕，通常还是一笑了之。

　　即便是在大学里学会了考试作弊，我也没觉出有什么罪恶感，相反地倒有一种放纵的快感，在逆反的年纪上，我们是不大把什么美德当回事的，况且，在20世纪80年代末，作假作弊虽还没有蔚然成风，也开始不算什么了不得的事了。海燕，如果我说，在咱们班49个学生中，四年下来，被大家认可从没有作过弊的同学只有那么一个或者两个，你会认同我的说法吗？就是这绝无仅有的一两个，也是被当笑话一样传颂的，咱们都觉得他实在在是太食古不化了。相对照的，是咱班上那位公认的才子，逢课不上，逢考必抄，却依然赢得咱的仰慕。能不仰慕吗？就连作弊被抓了，他都能在检查书上写出，他的这次错误使他“永远地钉在了人生的耻辱柱上”，果然被爱才的老师放了一马。海燕，你说，咱们这不都成了善恶不辨、美丑不分了吗？可咱自己也没觉得有多堕落呀。

　　说老实话，我自己作弊的时候，也多少有耻辱感，但占上风的却绝对是对大胆叛逆的洋洋自得，更何况，眼见着逃课的靠作弊都能拿到高分，让自己为诚实吃哑巴亏总还是于心不甘。但是，海燕，在我带着自责扔掉埃及人送我的那片面包时，我突然体会到了，不管有多少客观的理由使我们能够为不诚信自圆其说，但为此付出昂贵心理成本的终归是我们自己：一个人如果自己都不能以诚信示人，他怎么可能会相信别人的诚信呢？说严重了，这无异于是对健康心态，甚至尊严的一种自我剥夺。

　　如果再往大里说，对诚实的主动放弃根本上就是一个恶性循环的开始，毕竟，诚是信的前提，而信是对诚的鼓励和约束。对于个体的交往，信任一个人也许不完全是使这个人值得信赖的方法，但对一个人的不信任并且表现出来却肯定会使这个人也变得不值得信赖了。而对于我们赖以生存的社会空间来讲，我们以不诚信来对恶劣的诚信环境进行报复，实际上只会使它更恶化，而当不信任发展到了人人自危的地步，就更没有诚信的生存空间了。

　　回想咱们的成长过程，不能说我们没有受过诚实教育。比如说，我们小时候都唱过那首儿歌：“我在马路边，捡到一分钱，交到警察叔叔手里边，叔叔接过钱，对我把头点，我高兴地说了声，叔叔再见。”它使我在路上真捡到钱的时候，还真的一度试图找到警察叔叔，以达到叫他对我把头点的效果。但是，现在回过头再看，那样的教育还停留在道德的教化上，而在这种教化里，缺乏一种智慧的光彩，它至少没有告诉我们，一个人的诚实，除了会得到别人的赞誉，还同时在优化我们自己的生存环境，而这种息息相关中生发的诚信，比起以获取赞誉为驱动的诚信，不是要牢靠得多？

　　出国以后，在对西方文化价值观的了解中，最令我，相信也令许多中国人“Culture Shock”(我自己把它译成“文化过电”)的，莫过于西方人的诚信观，与我们通常认为的——一个人在证明他是值得相信的之前是不应该被信任的——正好相反，他们认为，一个人被证明不值得信任之前，他是应该被相信的。这也正是为什么，在一些西方国家，一个人在被定罪之前，是不允许被称作罪犯的。不仅是法律体系，西方社会里的商业运作、人际关系也都是建立在这个理念上。当然也有例外，比如它在海外使领馆推行的签证政策，在许多人看来，却是不由分说先认定你有移民倾向，然后再让你来证明你没有——或许这该另当别论？

　　海燕，我知道，近几年自动售货机在国内也陆续出现了，但我没注意，如果顾客遇到了机器卡壳只吞钱不吐货的情况，在国内是怎么解决的。在美国是这样，每台机器上都会标有几行说明，告诉顾客，如果机器在使用中出现问题，可以打什么电话要求退钱。有一次，我在校园里果真遇到了老虎机，抱着试一试的想法，我就打了那个电话，对方没怎么细问，就说那你来领退款吧。去之前，我还嘀咕，我这口说无凭的，怎么能让人家相信我确实损失了几块钱呢？可到了那儿之后，只简单登记了一下就签字领钱了，具体金额也是我自己填的。事后，我跟一个美国朋友感慨，为什么他们就能相信我凭白说的话呢？他却反问我，他们有什么理由不相信你吗？我说如果我是撒谎诈骗呢？他仍然反问我，有什么人会为几块钱出卖自己的信誉吗？海燕，我不知道美国人会为多少钱才肯出卖信誉，但无缘无故得到的信任至少叫我觉得，哪怕多领回一分钱都是对这信任以及自己的亵渎。

　　当然，这种诚信观，在许多中国人眼里，简直就是难以置信的犯傻。我曾听说过这么个笑话，有人去考驾照笔试时，把答案纸上所有供选择的圆圈都涂黑，结果得了满分顺利通过，原因就是，考官是拿一个模板阅卷的，模板上正确答案的位置都是挖空了的，把它往考卷上一盖，考生的黑白选择便对错立现。这个聪明人是哪国人，不得而知，但借这个笑话眉飞色舞地讲美国人是如何愚蠢的是咱中国人。所以，你也就不难理解，在美国生活的中国人发明的许多生存技巧，诸如买了什么一时之需的货物用上一阵再退货的事，在留学生中几乎成为尽人皆知的生活小贴士，因为这里的商店一律实行无理由退货。

　　而实际上，在美国生活过一段时间就会知道，这种伎俩的游刃有余，不是因为美国人天性诚信或轻信，而是除了宗教道德的自我约束外，他们有着严密的信用制度，人们对它的敬畏和依赖，足以使他们能承受轻信的风险，而却承担不了不诚不信的成本。最近，不就有《纽约时报》自报其记者剽窃编造新闻的家丑？结果我们都看到了，这家有着152年历史的美国报业泰斗不得不向读者、向不确新闻的受害人、向遭到剽窃者、以及为“使有良知的专业新闻从业人员蒙羞”而公开致歉，并且断然开除了包括主编在内的相关责任人。至于那个弄巧成拙的年轻记者，其下场就不用说了，在那样一个信用社会里，不知他要付出什么样的努力才能够重新立足。这就像美国的领导学专家Stephen Covey说的，我们每一个对事实的夸大，一旦被他人发现，就会毁掉我们的信誉，使我们所有的言行都变得可疑起来。

　　好了，海燕，即便诚信在古今中外都是一个沉重的话题，我们也有理由轻松一下。写到这里，正好收到朋友发过来的一张图片，上面是一张从英文报纸上撕下来的碎片，报道了这么一条消息：最近纽约市办理了第一宗与9·11恐怖袭击直接相关的离婚案。男主角原本在世贸中心103层办公，可9月11日那天早上他正好待在情人那里，手机关机，电视也没开。当他在11点左右打开手机时，马上就有电话进来，是他妻子惊慌失措的声音：“你没事吧？你在哪儿？”这个男人说：“你什么意思？我当然是在我的办公室里。”我猜，这只是个笑话，便翻译出来，供你一乐。

　　人文格言

　　No virtue is more universally accepted as a test of good character than trustworthiness.

　　作为对一个人品性的测试，没有一个比诚信更被广泛接受的美德了。

　　——Harry Emerson Fosdic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