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经与一个日本女生在同一套公寓单元合住了一年。原来的室友毕业了，空出一间房，正好日本女生在非洲的实习要结束了，托我帮她找房，我就把她招了进来。

　　她到的那天早上，我在睡梦中被她的电话叫起来，开了车去车站接她，帮她把大包小裹的搬上楼。她进了屋大呼小叫，抱着我不住地说着感谢。又说她还有东西寄存在别人家，问我能不能再跑一趟，我说肚子饿了还是先吃点东西吧，她听了从包里掏出一块从飞机上带

下来的饼干递给我，我说算了还是我做点早点吃吧。一起简单吃了点儿，就去搬她的家当，两个人来回跑了几趟，折腾了一上午才搬完。她仍是不住地说着感谢。

　　到了下午，她提议一起去外面吃饭，问我知不知道哪里又好又便宜，我想都是学生，也别叫她太破费，就带她到一家自助中餐馆，吃完结账的时候，我才发现我想错了，她说的一起吃只是坐在一起吃，账还是要各付各的。我多少有些不高兴，可想到今后还要同在屋檐下，也便没说什么。

　　吃完饭，又照旧开车载她去买生活用品。她执意要买一张书桌，不仅贵还死沉，一起搬它上楼的时候，几乎是一寸一寸挪进屋的。她像是不知道累，进屋就开箱拼装，只是还没等我倒在床上把气喘匀，她就又来敲门了，说你能帮帮我吗，我自己装不上。我不情愿地到她屋里，可任凭两人怎么费劲，还是不能把一堆又厚又重的木板拼接成一张书桌，我建议她改日另请个力气大的人来装吧，她竟一屁股坐在地上，放声哭了起来，我不知如何是好，只好再陪她一起弄，一直鼓捣到了后半夜。

　　招她一起住，是原本觉得她开朗，可能好相处，再加上，我心想，跟日本人怎么说也是同文同宗，用英语说不清的时候，说不定还可以写汉字沟通呢。可没想到，不住不知道，一住吓一跳——她不仅跟传统日本女孩相去甚远，而且跟我的想像也甚有出入。比如，她动不动就吵吵着要去纽约，说她需要“go crazy(疯狂一下)”。纽约没见她去，她在我们公寓里的疯狂倒是没少见，先是在外面喝得酩酊大醉被人送了回来，后来就干脆把个男生带回来，在她屋里弄得狂呼小叫，动静大到我不得不出门回避。

　　我逐渐有些后悔叫她来住了，终于有一天我们发生了冲突。冲突是因为我们跟物业公司的租约上出了纰漏，仗势欺人的公司主管甚至威胁说随时要把我们“踢”出门去。在这样的危急关头，我想当然地以为日本人会跟我同仇敌忾一起上阵，没曾想这又是我的如意算盘，在劳神费力的交涉谈判中，她不跟我同进共退不说，居然还左右逢源在两边卖乖巧，搞得我被动不堪。再加上先前的积怨，我忍无可忍地质问她，我待你不薄，你何以如此对我？！她不仅毫无愧色，而且义正词严地警告我说：“You should know your heartful(注：此为错别字) kindness is not your insurance(你应该明白好心不是你的保险)。”闻听此言，我完全是出离愤怒了，几乎咆哮着把她从我的屋里赶了出去。

　　从那儿以后，我对这个日本女子彻底绝望，跟她不但是形同陌路，更是针锋相对睚眦必报。到了毕业典礼的时候，她的父母姐姐都来了，尽管只是挤住在她的小屋里，但我们共用的卫生间却一下子人满为患。典礼的早上，她的妈妈姐姐轮流洗澡，我等着上厕所，可她们占着卫生间半天腾不出空儿来，我只好敲门把她姐姐敲了出来。我也邀请了两个朋友来参加典礼，他们听过我的控诉，又见此状，也义愤填膺，说岂能让小日本占了上风，于是我们三个又轮流占了卫生间，又洗又漱上了，最后，硬是把日本鬼子父女拖延到澡也没洗就去了典礼。看他们一家人慌张出门，我们痛快得像取得了台儿庄大捷。

　　海燕：

　　平心而论，我从不认为自己是狭隘的民族主义者，相反，还对它抱有相当的警惕。虽然在对待与我们一衣带水的日本人时，我偶尔会觉得为难，但也没妨碍我在海外交了许多日本朋友。我学会开车，就是一个日本男生教的。他是我在英语课上认识的，他到过中国，还会说点儿汉语，自然就熟了，熟了以后他就在暑假里教我练车。我先前跟专业的美国老师中国师傅都交钱学过，但路考还是没通过，中国师傅还一口咬定我爱把车开偏，是因为我眼睛有毛病。这个日本男生不收钱反倒更会教，每次都是先在纸上画了示意图，再自己开车示范，叫我在车外观察车轮的变化，单是停车就左左右右地练了无数遍。有一回把我的破车都练得流汤儿了，我们才坐到树阴下聊一会儿天，等车凉一点儿了，还要再练。经那么一练，我就像突然开了窍，不仅路考顺顺当当地过了，车技还遭到过不少人夸奖，每次我都不无得意地说，这是日式魔鬼训练的结果。

　　由此可见，跟我的日本同屋的冲突，不单纯因为她是日本人而我对日本人有什么固有的偏见。说白了，起因就是看不惯她的虚伪和放浪，到后来有了利益纠纷的时候，我们各说各话，矛盾就越发激烈起来，又不愿或者是不懂怎么调和，终致不欢而散。其实，闹成那样，自己心里也别别扭扭地不舒服，想自己本也是善良之人，怎么就被她扯着不明不白地成了恶人，越想越苦恼的时候，不知打了多少越洋电话跟散居五大洲的朋友诉苦，又凭白破费了许多电话费。不过，我最信赖的一个大姐坚定不移地跟我说：“这不怪你，恶人就得恶治，你这还是做好事呢。”当时，这个大姐是在英国，我因为有病乱投医，急火攻心之下抓起电话就打，也没有在乎我们电话的长途计划里有没有打英国的优惠，等到后来账单来了，才痛心地发现，那通电话足足花去了我半个月的饭钱！心里就更恼了，再加上大姐的肯定和鼓励，我更平添了许多为人间除恶的正义感，坚定了斗争到底的决心。

　　终于有一天，偶然的机会里，看到了法国大哲学家伏尔泰的这么一段话：“What is tolerance?——it is the consequence of humanity.We are all formed of frailty and error；let us pardon reciprocally each others folly——that is the first law of nature.(什么是宽容？——它是人性的产物。我们都生来有缺陷错误，就让我们原谅彼此的蠢行吧——这才是自然的第一法则。)”海燕，这话于你，是早就耳熟能详的吗？对于我，不是。所以，在我一直是把疾恶如仇当作美德，孜孜以求了若干年后，再来看这样的话的时候，我要用醍醐灌顶来形容我当时的感受，你会觉得吃惊吗？追悔莫及之下，我也真是觉得冤呀！

　　海燕，你说我能不觉得冤吗？从小到大，老师、课本不就是这么教咱们的吗？就连咱们熟读的四大名著，不要说成者王侯败者寇的《三国演义》和杀富济贫打家劫舍的《水浒传》是疾恶如仇的教科书，就是《西游记》里其实最接近人性真实的猪八戒，我们也是毫不保留地予以批判的，除了深挖狠批他摇摆不定的革命立场，对他好吃懒做、好逸恶劳、好色轻信的毛病我们也无一放过。对《红楼梦》的解读似乎多少好一点儿，但咱们最早接触到的红学评论，大都是不由分说把书中人物按红白黑左中右先排过队再说，我怀疑，我对眼里不揉沙子的晴雯的偏爱，也主要是受了诸如“不甘压迫、奋起反抗”一类解析的影响。

　　就是在我们看过的电影里，不仅好人坏人善恶分明，而且好人还没有一个不是“高大全”，叫年幼无知的我真的就以为“做人要做这样的人”。记得有一次看一部战斗电影，片中一个国民党反动派恶狠狠地说：“我要把共军活活困死在山上！”接下来的镜头就是共军战士在山上倚树而憩，我见了，由衷地兴奋，为好人的“”不死拍起巴掌。海燕你看，还在困不分的年纪上，我就已经学会为革命的英雄主义欢呼了，这或许能解释，在跟日本同屋的剑拔弩张中，我不难为自以为的扬善除恶、行侠仗义自圆其说。

　　而另一方面，我也无论如何得承认，她身为日本人的事实也的确给我平添了许多咄咄逼人的理由。海燕，像我们这个年纪上的人，都是在雷锋精神的阳光雨露哺育下茁壮成长的，他那时在我们心目中的地位，就是比照当今最被追捧的歌影巨星都不为过吧？他可能算不上咱们的偶像，但千真万确是咱们从小即被号召学习的榜样，我记得我们的每个作业本上都印着他的语录呢。就是这个雷锋叔叔，他是怎么教导我们来着？“对待同志像春天般温暖”的同时，还要“对待敌人像秋风扫落叶般无情”！海燕，我相信，在我们大多数中国人的脑海里，“日本人”很难是“同志”的近义词。这样一来，按照雷锋叔叔的教导，一想起日本人曾狂杀了我30万南京同胞人证物证俱在还死不认帐，一想起日本人被咱以君子之心免除了巨额战争赔款后不仅不知恩图报反倒变本加厉，至少是我，就真的恨不能对日本人秋风扫落叶了。所以，当日本同屋对我不无轻蔑地说出我的好心不是我的保险时，海燕，你就该能想像，我心头是一种什么滋味了，阶级仇、民族恨也立时被勾了出来，挡都挡不住，夸张一点地说，俺就差抡起一把大刀向鬼子的头上砍去了！

　　可是，海燕，事情过去后，我都怀疑自己是不是有点儿变态。我去日本的时候，曾去他们的皇宫参观，怎么就这么巧，那天正赶上是天皇的生日，宫里宫外挤满了手持太阳旗赶来祝寿的日本国民。我本来有一种冲动，想在人群里高喊一声“打倒日本军国主义”，可阳台上出现的却是一个面慈目善的花甲老人，旁边还站着端庄温淑的皇后老太太，虽然我明知道，这就是那个拒不为其父辈悍然发动的战争而道歉的日本天皇了，可我终不忍心无礼。要说，我日本同屋的一家人总是轻手轻脚点头哈腰的，看上去也是恭良之人，至少比他们的天皇要无辜得多，却莫名其妙地成了我为自己的先辈同胞泄愤报仇的对象，这能说得上光明正大吗？其实，我事后也惴惴，可就是做的时候搂不住火。

　　海燕，我前面谈到了自由，也说过了尊重，细想想，这些人皆向往的东西，正是以宽容为前提的，特别是当他人的选择跟你的利益有所冲突的时候。这，我也是吃一堑长一智才渐渐明白的。如果所谓的宽容包含有两层意思：对他人虚怀若谷的包容以及“相逢一笑泯恩仇”的宽恕谅解，我的感想是，相比之下，后者也许还要容易些，因为它至少能给宽容者一种大人不记小人过的心理优势。宽容难，最难在包容，在敌我分明的阶级斗争已成过眼云烟，我们也由此失去了消除异己的心理屏障之后，如何不以自己的标准强加于人，如何像西谚说的“Live and let to live(自己活也让人活)”，这不能不说是现代化对我们生存智慧的又一挑战。海燕，在用各种竞争技能武装飞飞他们的同时，让我们也教会他们宽容吧，否则，独生子女的个性可能会使他们更难容人并见容于人了。

　　但是，我还要补充一句的是，宽容并不意味着放弃不宽容，而这，并不仅仅适用于对日本人的大是大非上。这里需要提个醒的是，尽管我们中国文化里有“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关于相处的智慧，更有“己之所欲，勿强于人”的关于宽容的道理，但同时也有“明哲保身”的生存之道世代相传，而在我看来，这种貌似宽容但本质上无异于慢性自杀的活命哲学最当警惕。想想看，在今天，我们的生活越现代化、国际化，我们就越来越相互依存在一个共有的环境里，而任何一个人对它任何形式的破坏，都将毫无疑问地威胁到所有人的生存空间，好了，如果对这种破坏，我们都以宽容的名义“事不关己，高高挂起”，这样听之任之的结果就是“保身”了吗？恰恰相反，真能使我们“保身”的也许恰恰是不宽容。这个道理，乍听起来似乎有些虚渺，其实却很简单，举个例子说，假如你坚信抽烟有害并对之深恶痛绝，可当你坐在飞机上，却发现周围有人旁若无人地在喷云吐雾，这时候，除了跳飞机，你是根本没有可能明哲保身的。而我们共有的生存环境，若往小了想，跟一个全封闭的机舱又有什么不同呢？其实，法律的设立就是基于这样的逻辑，只不过，比起日常生活中考验我们宽容度的那些小是小非，它所不宽容的都是更加威胁人类共同利益的大罪大恶罢了。

　　这个话题，本来打算就写到这儿，可最近国内出了两件事，叫我忍不住要再饶舌上几句。一件事是，曾有海外学子对一个有当代“克莱登”之嫌的海归穷追猛打，终是揭出些其成功背后的一些不光明，而事过不久，不知是不是受到了这件事的启发，还是其百万年薪太木秀于林，一位回国受聘的哈佛博士也遭到了媒体的关注，着实动用了一些诘问的手段来证实他学历的真实性，但最后却是不了了之。海燕，这种对造假的警惕以及对招摇撞骗的不依不饶，是绝对应该视为我们社会的进步的，但它也暴露出一个问题，就是，无论是宽容还是不宽容，对其尺度的把握，除了取决于一个人对道义信念的坚持程度，它还一定是需要足够的知识储备作前提的。像对海外学历的查证，查证者至少是要先了解海外的学位颁发是怎么一回事，才可能查他个水落石出，否则，若只是按我们自己的逻辑去想像外面的事情，就很难避免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了，至少也会落得个“夏虫不可与言冰”的贻笑大方。

　　这就好比，在咱国内，看病都是去医院，但无论是在美国加拿大还是英国澳大利亚，如果你看病回来，跟人家说，“我上了趟医院”，就极可能把人家吓一跳，以为你出了什么意外，因为在这些国家里，除非是急诊，平常看病都不是去医院，而是去医生的诊所。

　　同样的例子，是前一阵子，不知为什么，一些媒体突然对姜文发起难来，说是他到日本时“参拜”过靖国神社，这样劈头盖脸的不宽容，就显出记者的无知来了，不知道即便是咱们一听就本能生厌的靖国神社，在日本本土那里也不过像个寺庙一般，去过参观和点香参拜原本就是两码子事。再说了，姜导演怎么就会一边拍着抗日题材的《鬼子来了》，一边又冒天下之大不韪地去拜祭战犯的亡灵呢？这逻辑上也说不通呀。所以，我总怀疑，这么幼稚的弄巧成拙，是不是只是炒作之一种，好在，这一回，公众们倒没有怎么跟风，显然成熟了许多。

　　海燕，你看，无原则的宽容好比纵恶，而无知的不宽容却会伤及无辜。看来，要学习宽容，还真不是件容易的事，不是吗？也难怪，海伦·凯勒说：“宽容是教育的最高成果。”

　　人文格言

　　Tolerance and celebration of individual differences is the fire that fuels lasting love.

　　宽容以及对个体差异的欢呼是助燃不熄之爱的火种。

　　——Tom Hanna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