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部日前出台的《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的若干意见》规定，高校年度招生计划安排要与毕业生就业率适度挂钩，对就业率明显偏低的地方和高校区分情况，原则上要减少招生、控制招生或调减增幅。(《新京报》2003年11月20日A15版)

　　眼下，中国的高等教育已经陷入了“意外”的窘况：大学扩招——毕业生就业难度增加——继续扩招缓解就业压力——就业难度更趋加重！新中国成立以来，教育问题似乎从来

没有像今天这样受到如此重视，肩负这么大的责任——而为国计民生分担就业压力——这原本只是一个经济领域的问题。撇开教育质量不谈，目前光是大学毕业生的数量本身，就已经是一个大大的问题了。

　　对于一个发展的社会来讲，起根本性作用的，能够决定未来的，不是某个时期大学在校生的保有量和大学毕业生的数量，而是这个社会各个阶层吸收新技术所必备的知识和能力。而现在，许多大学所培养出来的不同类型的“高级专门人才”，他或她学到了什么已并不重要，而重要的是受过什么层次的教育、从哪个学校毕业。在各个学历层次之间、在名校与二三流学校、在土博士与洋博士之间，就业市场已然为他们划分了清楚的界限。大学成为了政府或企业的培训机构，学生们无暇塌塌实实读书，不再是静心陶冶于智慧，而是不得不置美妙的知识于一旁，把特定的公务员考试、律师考试、会计师考试等等考试范围作为攻读的重点，专心经营自己的“钱途”与“实业”。

　　这种教育与就业紧密结合的体制，无形中培育了社会的阶级差别和社会矛盾。一方面，大学的机能被过分地夸张，大学所培育出来的学生的价值，也受到人为的过度重视，而同时其他水准的人力却得到过低的评价，受到社会的轻视。另一方面，从国外镀金回来的精英们极力鼓吹培育中国的中产阶级，导致人人把拥有学历视为进入中坚社会的捷径。所有家庭的父母，不管付出任何代价，都努力要使孩子进入大学，接受“学历的洗礼”。没有能力或机会进入大学的，还可以随处花几个钱买一张“克莱登大学”文凭。

　　现行的教育和用人制度，普遍造成学校一方面培养出过多大而无当的人才，一方面在较高层次的领域上，可使用的人才数量却显著不足，造成教育与人力资源的双重浪费。与欧美高校30%-50%的学生无法突破毕业难关的情形相比，国内这种只要能进入大学，连没有任何学术水准和涵养的人都可以毫无任何障碍地拿到学历证书、学位证书的状况，只能说明我们对学问并不重视，甚至是轻视。更要命的是，在学问的顶点，硕士、博士教育方面，则更是充满了散漫的玄机。

　　由于社会现行用人制度的非开放性和非公平竞争性，使得目前人才数量相对过剩。大学的多产和成人教育的普及，造成人才市场消化不良，引发了高学历者生产过剩的问题。结果，拥有必要知识的真正“学者”数量很少，而只拥有毕业证书、虚有其表的“学历者”却到处充斥。

　　大学招生与就业率挂钩的缺陷已经暴露无遗，但这样的缺陷却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这不得不让人感到忧虑。(古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