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蒋国华

　　历史往往扮演着一个捉弄人的家伙，它不重复，但又常常重演某些事件或现象。近10多年来，随着大学的作用在当代社会中的扩展、转折、或提升，随着政府对大学的重视、资助，和随之而至的对其要求的提高，也由于上述两方面的变化速度远远超出了人们、包括研究高教的学者内的思想和认识的程度，于是，某种意义上是世界范围内的有关大学是什么

、为什么、做什么、有什么用的讨论乃至争论，风烟又起，且此起彼伏而又持续不断。

　　值得一提的是，恰恰这类争论在美国当代著名教育家克尔的名著《大学的功用》中早就有明确的记载。克尔告诉我们，在他经历的年代里，人们的大学观至少有过三次大震荡：第一次是弗莱克斯纳总结20世纪初期的大学变革，并于1930年提出了他的新的“现代大学观”；第二次是弗氏的阐述“现代大学观”一书刚出，“美国大学已经远远不同于弗莱克斯纳的‘现代大学观’了”。为此，弗氏曾大为沮丧，因为在弗氏看来，简直是世道变了，现有大学越来越不像他追求的“地道的大学”了。第三次是，1970年前后，且不说有众多的诸如《有关高等教育的教条之解体》等抨击高校变革的专著出版，就连克尔自己，当时作为卡内基高等教育委员会主席，也发表了“现时美国的大学模式是否正在逐渐衰亡”的见解。要知道，“大学模式”“衰亡”一语，乃非同小可！细究其因，当然，还是克尔的话对，问题就出在，“历史的流逝比观察者的笔墨要快得多”。这种急速变化恰恰是“植根于历史逻辑中的真实性”。这是因为，归根到底，大学观念的变革本质上说是社会变革的反映。

　　因此，笔者以为，克尔先生的书名起得很好，叫做“The Uses of the University”，翻译成中文，就可以叫《大学之用》。当然，该书译者高教专家陈学飞教授他们，给它取了个雅名《大学的功用》。“功用”比单独一个“用”字，显然要文气得多，但其本质涵义恐怕是一样的，是别无二致的。为此，今天，若把我们的讨论叫“大学理念”、“大学观”、“大学功用”、“大学作用”、“大学功能”、“大学何为”……等等，都是可以的。由于大学的社会存在始终在历史地发生变化，反映这种历史变化的大学理念当然也必须相时而变，与时而进。换句话说，一定的大学理念乃是一定时代的产物。如果说其中有不变的东西，那就是大学的追求，大学在始终追求为了人类社会更发达、更文明而生产知识、研究知识、传播知识、应用知识。

　　培根说过：“Scientia ipsa potestas est”，其英文表达就是：“Science is power”。因此，培根的名句既可译为“科学(知识)就是力量”，也可译为“科学(知识)就是权力”。鉴于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即知识经济已初见端倪，那么，以知识创新为己任的基础科学研究必将成为未来知识经济社会的中心产业。近一二百年的科学史、知识史、大学史和经济史告诉我们，从事这样知识创新的基础研究只能在大学里才能进行和持续，因为它需要长期的资源和责任。显然，迄今为止的工业大约无法承受这样的基础研究的责任。

　　可以预料，大学，特别是位列世界一流的研究型大学，将在未来社会中表现出更加巨大的力量，甚至表现出某种形式的社会权力。

　　在人类进入21世纪之际，当代社会的多元发展似乎已见共识。倘若这一点没有疑义，那末，大学及大学之用也必将是多元的。然而在这多元发展过程中，大学之领先靠什么？大学之兴衰在什么？大学之于国家兴衰最关键之点在何处？从近10年文献看，表面上看来这的确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但对大学来说，无论怎么多元发展，其主要矛盾运动依然是知识的生产与传播。在北京大学成立100周年大会上，江泽民同志把前者称为“知识贡献”，将后者称为“人才支持”。

　　根据这个论断，未来大学将必须重新分类：一类是所谓名牌大学(brand-name university)，世界一流大学，研究型大学，其主要之用在知识贡献。这就是为什么世界一流大学的出现与集聚总是跟着近代世界科学中心走的道理。另一类是所谓大众大学(mass-provider university)，不论专业、学科、年限的所有高中后教育机构，和传统的所谓正规大学一起，都包括其中，其主要之用在人才支持，即培养有学识、有技能的、数量必定宏大的劳动者。顺便说一句，在作大学评价与大学排序的时候，上述两类大学的评价指标体系应当是不同的，对前者主要以科学指标，亦即科学计量学指标为主，旨在衡量其“知识贡献”的水平；对后者则主要以经济指标，亦即产业指标为主，旨在考量其“人才支持”的质与量。

　　今天我们研讨大学理念，关键在明白大学之用。对大学自身来说，则要明白自己何以为用。未来国家间竞争的某些关键方面，可能会在各国的大学之间展开；而大学间的竞争，归根到底是各自拥有的知识资本之间的竞赛知识资本就是知识资本，它是以知识贡献为中心的知识资源在社会诸领域的反映。在这里，任何政治口号式的豪言壮语，任何文字游戏式的“知识创新(系统)”，任何“回到象牙塔”的孤独呼号，都是无济于事的，需要的倒是真正能改造客观现实世界的知识创新、科技创新、教育创新。

　　这就是笔者的“大学之用”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