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语好、记性好、报酬高，说起同声传译，人们最先想到的就是这些。最近，上海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给一部分小时工“明码标价”，同声传译不出意料地高居榜首，报酬最高可达2000元/小时。

　　一直以来，人们只知道同声传译的报酬高，可究竟是什么价码，只有行内人士知晓，劳动局此举无疑解答了众人的疑问。

　　可另一方面，业内的老法师对劳动局的标价却看不懂，同声传译是个职业，它的收入早有“国际标准”为参照，劳动局是否有必要再制订一条“工资标准”？更让行内人士疑惑的是，本市做同声传译的人数非常有限，彼此心中有底，那么劳动局统计对象又是怎样一个群体？

　　晨报人才周刊本期特别策划将逐一解开这些新生疑点，同时，向各位读者展现高薪面纱后面的真实同传。

　　不吃"青春饭"

　　由于高强度的脑力劳动、高压强的工作压力，口译员总被看作吃“青春饭”，甚至有人戏言，做口译员用脑过度寿命不长，柴院长笑言这些是外行胡乱杜撰的：“陈方安生的哥哥方顺生就在联合国做了一辈子口译员，老先生在3年前以65岁的高龄光荣退休，我们偶尔还有联系，他老人家健谈风趣，精神好着呢。”行内人都明白，口译员是“越老越帅”，随着年龄增长，经历了大风大浪，做口译几入化境，比如某个会议的翻译，3人轮流翻译20分钟，在那40分钟休息时间里，老译员会潇洒地出去和朋友聊聊天，喝杯咖啡，然后提前5分钟回到“箱子”，继续开工……对于这些老译员来说，口译就和吃饭喝咖啡一样自然。

　　和压力相随

　　做口译员最大程度上考验的是心理素质，口译的工作环境几近“严苛”。如果做笔译，碰上瓶颈或者身心疲劳，可以先把工作搁一边，等状态回升了再继续；可口译工作中根本不存在“缓冲”———卡壳了，想办法继续；大脑疲劳了，集中精力坚持下去；出差错了，没工夫懊恼，竖起耳朵继续干活……会议口译基本是个吃力不讨好的差事，做得好是应该的，可若稍有偏差，遭遇的难堪是常人难以忍受的。柴院长透露，联合国的大会上，有暴躁的代表觉得口译员没能表达出他的意思，当众拿起铅笔扔到“箱子”的窗户上，而这样的情况，并不罕见。

　　口译员的另一大压力来自“漂泊”的生活。承担国际会议的翻译工作，注定了要辗转于纽约、日内瓦、内罗毕等城市，飞机和时差成了生活的组成部分，他们是这个时代“变异”的波西米亚人。这样的工作做一时，是“挑战”，但有几人能接受一辈子这么过？柴院长深有感触地说，选择做口译，一生都将和压力相伴。

　　时刻"准备"着

　　“每小时300美元不是那么好赚的。”柴院长感叹，外人只道译员在“箱子”(译员工作的小隔间，业内俗称“箱子”)叽里呱啦说一小时，可他的准备工作要用去足足一个星期，甚至更长时间。“比如说给国际环保组织成员国大会做翻译，大会主题是臭氧层，你看看一个译员提前要看多少材料……”说话间柴院长把一叠书和文件放在笔者面前，他先抽出两大本的辞典。“法规、条约和化学知识还只是基础，环境大会还涉及经济发展、地区协调等等……”所以除了两本砖头一样的公约，还有四五份文件要“啃”，而这些不过是为一次会议所做的准备。

　　柴院长身在行中，对于其中甘苦“冷暖自知”，他笑说从来没有会议口译员以此发家，同行中更是没有腰缠万贯的。干这行，至多也就算“中产阶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