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人力资源管理者曾对X一代(出生在1965～1980年之间者)和Y一代(出生在1980年以后者)的员工进行调查。结果显示，这两代人比他们的前辈更愿意以加薪、晋升、职位和安全感来换取更多的闲暇时间和多种多样的生活方式，更重视真正的友情、快乐和幸福。

　　无独有偶，国内一项针对白领人士生活理想的调查中，接受调查的1260多位不同行业白领人士，对于“你认为生活中最重要的是什么”这个问题，有超过一半的人回答了“健

康”、另外40%的人选择的是“家庭”，而只有25%的人认为工作最重要。

　　有人说“低薪休闲”是另一种“围城”现象，但在采访中我们发现，其实所谓的“低薪休闲”族，他们之中的很多人并不是消极地“休闲”。很多人表示，“休闲”只是想获取更多的时间，为以后的职场做一个全面的规划。而更多的人表示，在舍“高薪”求“低薪”的过程中，他们不仅实现了自己的人生价值，而且还找到了兴趣与工作的平衡点。因此有人笑说，鱼和熊掌虽不可兼得，但鱼和肉总是可以兼得的。

　　甘做“低薪休闲”族

　　如果我告诉你，戴灿宇1996年辞去外资公司的职务到暨大做老师的时候，他所得的工资只有原先薪酬的1/10，你会以为我在说笑吗？

　　不，我没有说笑。自从1989年开始下海，戴灿宇属于国内第一批用上“砖头”大哥大、开上小汽车的白领人士，但是当越来越多的人在经济大潮的冲击下，纷纷下海淘金的时候，戴灿宇却决然地上岸，到大学里做起了一名按课时计费的普通教师，月薪不到两千。

　　“高薪苦力”：满足虚荣心

　　“其实最初下海，心里并不是欢喜的。只不过那个时候的我，固执地认为有钱便有地位。看到人家骑着一辆摩托车，威风凛凛地在街上飞驰，心里那个羡慕啊……傻气地对自己说，我也一定要有这样一辆摩托车，于是便一头扎进海里。”

　　这一扎，便是七年，其中更有五年在德国度过。因为一切都决定得匆忙，离开广州赴上海的时候，戴灿宇和妻子还正新婚燕尔。

　　长期的两地分居再加上戴灿宇忙碌的打工生活，使得这段婚姻名存实亡。1995年戴灿宇刚回到国内，妻子就和他办了离婚手续，这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戴灿宇的转行，因为没有了家庭负担。

　　“那段时间我是赚了不少钱，一定程度上满足了我的虚荣心。但是，通过钱来买到的社会地位，远不像我当初想像的那样风光和持久。时间越长，我就越感觉到以自己打工仔的地位，挣再多的钱，挣几辈子也不可能成为富翁，而想要混进更高地位的圈子里，也不只是有钱就够了，还要有权。我自认为不是当官的料，所以也就没有再抱幻想。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觉得自己在这一行里没有达到预期的社会价值，而且将永远达不到了。”

　　“低薪休闲”：实现人生价值

　　回国之后，戴灿宇变得更加忙了，每一年公司总要给他下一个几乎不可能达到的目标，压力相当大，以至于他开始对这份工作产生反感，一忙就烦。痛定思痛的戴灿宇开始怀念从前在学校教书的日子。“在一个朋友的聚会上，遇见从前教过的一名学生，他的水平早已经超过了我，但是在我面前，他还是像过去做学生时一般的谦虚。这种被人尊重、被人当回事的感觉，在我那时候交往的圈子里，已经很久没遇见过了。”就在那一刻，戴灿宇突然明白，这才是他多年来一直苦苦追求的人生价值和社会地位。采访中，戴灿宇一再称赞，现在高校教师的待遇是一年好过一年了，他如今的薪酬加上各种福利已经可以让他过上宽裕的生活，尽管比他当初可能赚到的少，但是看着一批又一批的学生从他手里毕业，走入他们自己的精彩生活，这种满足感是当初那与钱打交道的日子所换不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