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7/反战领袖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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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sina.com.cn 2004/06/09 13:51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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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1年4月28日下午4：33，总统理查德·M.尼克松接到了法律顾问查尔斯·W.科尔森的一个电话。 “他们上周找来做节目的家伙叫克里。”科尔森告诉总统， “哦。”尼克松回应道。 “他可是个实实在在的伪君子。”科尔森说。 “哦，在某种程度上他确实属于伪君子之流，不是吗？”尼克松说。 是的，科尔森说，并告诉总统当其他反战者在华盛顿国会前露营示威时，克里正在乔治敦一个社会名流的家中。 “他在越南待了四个月，”科尔森嘲笑道，他并没有提及克里获得了三枚紫心勋章、一枚银星勋章和一枚铜星勋章，也没提到克里很早就踏上了征程。“他有政治野心，他反战就是在找个政治机会。” “是的。” “他回国的时候是个鹰派，等看到政治机会就立即变成了鸽派。”科尔森说。 “的确，”尼克松回应道，“无论如何，坚守立场。” 他们的语气中带着几分嘲讽。但是这秘密的对话记录恰恰反映了尼克松政府对克里的态度是多么重视。一天天过去了，根据磁带和备忘录中所记载的，尼克松的助手担心克里是一个独特的、具有超凡魅力的领导者。如果那样的话，他将会影响甚至逆转公众对战争的支持态度。 其他反战老兵是政府很明显的目标，他们蓄着长发，展示越共的旗帜，甚至还经常叫嚣要推翻美国政府。与之相反，克里是个干净整洁、谈吐文雅、功勋卓著的老兵，似乎就是前总统肯尼迪的克隆——他们都去海军巡逻艇上服役并成了战斗英雄。 白宫惟恐克里是个不同于其他反战人士的例外。 尼克松和他的助手们对克里的担心和阻挠远远比克里认识到的要严重得多。然而，这注定是克里生命中一个辉煌的篇章，它帮助克里从一个年轻的斗士变成了一位全国出名的政治人物。 1969年3月末克里从越南返回了美国，海军给他安排了一个舒适、高薪的工作——在布鲁克林给海军上将沃尔特·F.施莱克当助手。这个战功赫赫的老兵感到困惑、愤怒，对未来一片茫然。早在战前，他就考虑复员后进入政府部门。但是当他回来以后，他并没有像约翰·F.肯尼迪那个时代的士兵一样被当做英雄对待。 “我回来了，头脑里一直想着战争，对它既悲伤又愤怒，”克里说：“我似乎一直无法放松。人们见到我都问我：‘你怎么了？你的眼睛似乎陷进了脑袋里。’你心里的紧张和身体上的创伤让你不能轻松下来。” 就在这个时候，在越南的美军数量又创历史新高——543万名，33 400名美军阵亡。反战浪潮不断高涨，但是克里此时仍旧是一个海军军官，对反战运动抱着局外人的态度，直到后来他的姐姐使他介入到反战运动中来。 佩蒂·克里一直在纽约的一个反战机构中工作，这个机构一直在策划一个多城市并发的罢工和平集会。1969年10月的一天，这个机构中的一位领袖亚当·瓦林斯基——曾是罗伯特·F.肯尼迪的演讲撰稿人——说他需要一个飞行员和一架飞机，这样他就可以在整个州发表反战演讲。他问同事们是否认识飞行员。 佩蒂·克里推荐了她的弟弟。10月15日，约翰·克里被委以任务——驾驶一架小型私人飞机送瓦林斯基去纽约。他没有穿海军制服，也没有就任何事件讲话，但是这些经历让他产生了一个迫切的愿望——帮助领导反战运动。 “他仍旧在海军服役，仍然是那个海军上将的助理。”瓦林斯基回忆道，“我有一些迷惑不解——一个在职军人居然帮助我们反对越战，我当时可能心里想：‘哎哟，如果这个家伙、这个严肃的海军战士愿意帮助我飞来飞去发表反战讲话，我们完全可以策划更多的反战运动，吸引更多的人。’” 当时，一些越南老兵和他们的家庭也加入到这场刚刚发起的反战运动中来。在11月，一次华盛顿的反战游行吸引了25万名游行者，其中最吸引人的是朱迪·德罗兹，她是唐·德罗兹的遗孀，唐·德罗兹曾是掠行艇船长，在克里获得银星勋章的行动中，唐·德罗兹的船为克里提供了掩护。在克里离开越南的两星期后，唐·德罗兹在一次战斗中牺牲了，离开了妻子和仅仅十个月大的女儿。23岁的朱迪·德罗兹领导了这次游行，在这次游行中，她在一条横幅上画了一口棺材，上面写着自己丈夫的名字。“太多的家庭正在遭受着我所遭受的，太多的孩子也将遭受到我女儿将遭受到的。”她向群众控诉战争的残忍。 1970年1月3日，克里正式向施莱克请求准许他提前辞职，这样他就可以以反战为背景来竞选国会议员了。“我就对海军上将说：‘我必须离开。我必须要做我回到这里要做的事，那就是结束战争。’”克里回忆道。这个辞职要求得到了批准，克里光荣地辞职了，他说这离他服役期满还有六个月。 几年来，克里一直梦想着进入国会。当他与朋友和家人提及此事时，他们都争论克里是应该以越战英雄还是反战英雄的角色去参加竞选。现在，他密切注视着马萨诸塞州的国会议员竞选。 现在看来，克里试图进入政界的第一次竞选从一开始就注定要失败。他仅仅在马萨诸塞州长到七岁，此外还有在牛顿学校的一年时光，以及在亲属家中度过的一些暑假。克里希望从第三选区竞选众议员，部分原因是他想取代来自克林顿的现任议员菲利普·J.菲尔宾的位置，他是一个71岁的保守民主党人，是对越战持强硬态度的鹰派人物。当时，克里持有激烈的左派政治观点。他对《红色哈佛报》(Harvard Crimson)《红色哈佛报》是由美国哈佛大学所办的一份日报，职员为两百五十多位热爱新闻与写作的历届哈佛学生，红色是哈佛大学的标志颜色——译者注记者说他想要“取消中央情报局的所有活动”，还想把“除美国本土以外的驻军全部遣散，除非联合国需要”。但是一位强大的竞争者——罗伯特·F.德里南牧师——却极受反战民主党人的青睐。作为前法律学院院长和波士顿大学教务长，在第三选区，德里南更被看好，也相当受大家的尊敬。而克里才刚刚试图去了解这个选区。 1970年2月22日，在波士顿郊外17英里处的康科德卡莱尔高中礼堂中，一个2000人的政党选举候选人大会召开了。这些人里有852名市民符合投票条件，这次会议的主要目的就是确定一个反战民主党候选人去挑战菲尔宾。刚刚从海军离任的克里“用自己的演讲震动了与会的代表们”，杰罗姆·格罗斯曼在自己的备忘录中写道，他当时任德里南的竞选主席。“与德里南不同，克里身材高大，相貌英俊，年轻，也很温文有礼。” 随着投票的进行，克里从其他那些被淘汰的竞争者那里获得了广泛的支持，格罗斯曼回忆道：“演讲和投票从上午9点开始，直到晚上6点半。在第四轮投票之前，我看到德里南的支持者们准备离开了，这时，我使用我们市长德雷的策略，把这所高中所有的门都锁上了，不许任何人离开。” 这个策略奏效了。在第四轮选举之前，克里撤出了，并公开声明支持德里南，以免这次初步选举陷入僵局——他此举赢得了广大与会者的热烈喝彩。“我走到他的跟前，然后我说：‘我将永远不会忘记你所做的。’”格罗斯曼回忆道。他也信守了他的承诺：他和其他一些参加了这次会议的人都将在以后的竞选年里支持克里。 3个月后，也就是1970年5月，克里和他相处了六年的女朋友朱莉娅·索恩结婚了，她是克里的密友大卫·索恩的妹妹。由于克里是福布斯家族和温斯罗普家族的后裔，早已树立起来一个完美的贵族形象，因而他在这场华贵的婚礼上更加引人注目。 《纽约时报》这样描述道：“朱莉娅·斯廷森·索恩小姐——她的祖先在美国建国时立下了汗马功劳，与约翰·福布斯·克里——这个期待重现家族荣耀的雄心勃勃的年轻人，于今天下午在索恩家族在长岛200英亩的土地上举行了婚礼。” 这篇报道提及，索恩小姐在婚礼上穿着的奶油色的婚纱是她的祖先凯瑟琳·皮尔特里·史密斯曾穿过的。凯瑟琳嫁给了伊莱亚斯·布迪诺四世。联邦党人文集中记载着，伊莱亚斯曾是大陆议会的议长。“在那次婚礼中，著名的亚历山大·汉密尔顿担任伴郎，总统乔治·华盛顿也出席了那次婚礼。” “今天的婚礼是否将会成为历史的再现，这将取决于新郎，作为一位耶鲁的毕业生和一名参加过越战的老兵，来自于马萨诸塞的克里一直在考虑竞选国会议员。”（这篇文章并没有提到克里不久前在竞选中落败退出。）婚礼后，克里选择了一个美丽的、意义深远的地方度蜜月——潘兴家族在牙买加的故乡。在越南的水田里遇害之前，理查德·潘兴在那里度过了许多快乐的时光。朱莉娅也已经从一位社会名流向一位社会激进分子转变了，在反战运动中，她支持克里要更加积极，更加激进。克里曾写过一封自己称之为“写给美国的信”，其中的内容主要是他在越南的所见所闻，他把它“卖”给许多杂志社，但是却从未能够发表。 1970年劳动节的那个周末，克里加入刚刚组建的越南老兵反战组织（VVAW）在宾夕法尼亚州弗吉谷(Valley Forge)的一次反战集会，并进行了他在马萨诸塞州以外地区第一个获得广泛关注的反战游行演说。那天，在弗吉谷的第一位演讲者是简·方达，她是好莱坞著名女演员，同时也是积极的反战活动家。在那时，她一直在为VVAW调查在越美军暴行的计划募集资金。最后一名发表演讲的是克里，他说：“让美国人为这个错误而牺牲并不是一种爱国精神的表现。”这也是他随后将要在参议院发表的演说的前奏。 克里的演说给方达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记得，当时我在想：‘哇，这才是真正的领袖，一个具有林肯风范的领袖。’”简·方达在2004年的一次采访中提到。她还喜欢克里演讲时的文风，她认为，与那些激进的老兵相比，他是一个具有绅士风度、更有影响力的人。但是她不记得当时曾和他交谈或与他握过手。实际上，她说直到若干年后，他成为了一名参议员，他们才交谈过。但无论如何，她将在克里以后的政治生涯中扮演重要的角色。 一直以来，方达都在全国各地进行演说，在她所进行的24场演说中，她把每场演说募集到的2000多美元全都捐赠给了VVAW，以资助VVAW对美军在越暴行的调查。1971年1月，调查美军在越南暴行的为期三天的“冬日战士”听证会（Winter Soldier hearings）在底特律拉开了帷幕。克里和方达都参加了这次听证会，但是方达说，她不记得曾与克里见过面或是和他交谈过。克里并没有在公共场所表态，取而代之的是他听了大约150名老兵令人惊悚的陈述。 在大多数生动的陈述中，相当一部分都是出自中士斯科特·卡米尔之口，他描述了一系列断头和其他暴行。“两个人的头被砍了下来，并被放在了树桩上，然后插在了田地的中央。”卡米尔证实。 这些事件不久后便被拍成了一部名为《冬日战士》(The Winter Soldier)的电影。在这部影片中，有一个片断是克里在越战老兵详细描述他们的暴行之前与他们交谈。影片播出之后，一些批评家质疑部分老兵以及他们所作陈述的真实性，而后，国内对有关暴行程度的争论又持续了数年。方达说所有老兵描述的暴行都被证实了。无论如何，作为《越南：一段历史》一书的作者、历史学家斯坦利·卡诺后来回顾过去时说：“暴行具有它的两面性。这就是战争。” 克里不仅相信支持他的老兵，而且在后来的参议院发言中，他的很多观点都是以这些老兵的陈述为基础。 “那真的震惊了他。”方达在提及老兵的陈述对克里的影响时说道。但是她说，这场听证会没有得到媒体广泛的关注真是令人“非常悲伤”。正是克里坚持要把这场反战运动移到华盛顿，来到国会前。“这就是为什么当克里成为这个组织的领袖以后，‘我们现在必须要做的’就是去华盛顿，在国会前进行我们现在的行动。我们都知道克里是一个性情温和的家伙，他想让每一个人都从他们的行动中获利，他在国会中有一些朋友，这正是VVAW所需要的。” “他们的证词很震撼，我彻底震惊了。”克里回忆道，“我认为这次听证中的许多证词都是合法的。”所以克里私下向这个组织的领导者提议，他要在华盛顿组织一次游行。“我们已经初步决定去华盛顿时，是因为我感觉底特律不是一个适合集会游行的地方……我认为在这里举行集会游行不会获得太多的人对我们的关注。除非在人们有机会加入的地方举行游行，否则我们将不会成功。去华盛顿是我的想法，在那里游行也是我的想法。” 尽管这个反战组织中有一些人把克里看成是一个机会主义者，但还有一些成员认为克里——这个博学的贵族青年——是对那些对反战人士持有片面论点的人的挑战，很多人把这个反战团体看成是一群叛世的嬉皮士。 当克里于1971年4月18日到达华盛顿时，他几乎还是个默默无闻的小子。确实，当时最新一期《生活》杂志的封面人物是简·方达，还打出了这样的标题：“忙碌的叛逆者，简·方达，理想的推动人。”这发生在方达对越南河内的访问之前。当时由于攻击美国对越政策的公路旅行演说，方达已经成为了一名全国家喻户晓的公众人物。当方达未被准许在北卡罗来纳布拉格堡(Fort Bragg)的军队前演讲时，她走进了“当地一家美国兵咖啡馆”。据《生活》记载，在充满了士兵欢呼声的房子前，方达开始了她的演讲。 在《生活》中，凡是有关反战运动的文章，没有一处提到过克里的名字。但是他即将成为这个组织的代言人和新闻官，他至少暂时抢了方达的镜头。他首要的任务就是募集购买巴士的资金，而这些巴士将成为老兵们的交通工具。克里回忆起了他的朋友瓦林斯基，瓦林斯基并没能成功地竞选到纽约州首席检察官，但他拥有完美的金融关系。在纽约的希格拉姆(Seagram)大厦，瓦林斯基安排了一个有希望捐款者的会议，与会者包括首席行政官埃德加·M.布朗夫曼先生和纽约的其他20位商人，他们都反对战争。克里发表了一个低调的讲演，其内容主要是说明让越战老兵加入到反战中的重要性。然后每一位商人都被要求站起来宣布他们将捐资的数额。 “我们大概募集到了5万美元，”瓦林斯基回忆道，“仅仅用了一小时。” 克里不仅帮助募集了捐款，他也好好地上了一节如何募集资金的课程，这对于若干年后想成为政治家的他十分有利：呼吁一些有影响力的人，他们当然还认识其他一些有影响力的人，让他们联合起来，并告诉他们，他们的贡献将会改变美国的命运。 就在克里正准备动身去华盛顿前，一件事情点燃了反战的燎原之火。1971年3月29日，陪审团指控海军上尉威廉·卡利杀害了22名越南平民，这也就是后来众所周知的美莱大屠杀。尼克松命令卡利放弃他未决的上诉。随着媒体对这件事情的报道，人们纷纷质疑，美军究竟犯下多少类似美莱惨案的大屠杀。 1971年4月18日，在到当时为止克里所接受的最大的国家性媒体的采访中，他出现在了NBC的《与媒体面对面》(Meet the Press)访谈节目中。在访谈过程中，他就美军在越南犯下暴行的程度进行了讨论。在幕后，白宫一直试图去质询甚至干扰他的言论。在科尔森的备忘录中记载道：“大量有关VVAW尖酸刻薄的问题都被准备好了。” 在这个节目中，克里被问道他是否也曾犯下过此类的暴行。克里用一种浓重的肯尼迪口音，坦诚地回答他做过。在以后的很多年里，他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始终如初。 “这有很多很多类型与性质的屠杀，我必须要这样说，是的，是的，就像千千万万其他士兵一样，我也犯下了同样的错误（屠杀），我也曾在自由交火区开火。我也指挥部下去骚扰村庄。我使用过50毫米口径的机枪，这是我们被批准、被命令使用的武器，是我们抵御敌人的惟一武器。 我们参加过搜查和毁坏行动，在一片火海的村庄……我相信，那些策划了这些的人，那些制定了自由交火区的人，那些命令我们战斗的人，那些用无线电指挥空袭的人，按照法律，按照审判上尉卡利的那条法律，他们都是犯下战争暴行的罪犯。” 克里这颗媒体之星开始绽放光芒了。几天后，《纽约时报》刊登了对克里的人物概评，题目是《愤怒的越战老兵：约翰·福布斯·克里》。《纽约时报》引用了克里对自己的描述：“仍然性情温和。在任何意义上，我都不是一个激进分子，我想我仅仅是一个愤怒的青年。” 事实上，这是克里作为一名清醒海军战士的白描，他与尼克松私下很轻视的那些留着胡子的嬉皮愤怒青年不同。当尼克松政府得知，另外一个与克里共同参加《与媒体面对面》的老兵凭借他的社会地位和经历误导了观众，他们便试图确定克里是否也夸大了他在越战中的角色。 克里在电视中露面的一天后，科尔森在备忘录中表达了他的愤怒，但这并没有对克里和其他VVAW组织者造成什么破坏。他命令官员们去宣传VVAW是“一个边缘组织，该组织的资金来源不明，它并没有实际代表老兵，这群棘手的家伙是一群狡猾的沽名钓誉者……为了阻止他们，我们必须要做出更多”。 尼克松政府试图阻止这些老兵在华盛顿的国会大厦前游行。但这种阻挠却使反战者们获得媒体更多的关注——那种他们在底特律梦寐以求的关注。尽管白宫千方百计阻挠，反战者们仍然获得准许游行，他们在国会前搭起了帐篷，打出了横幅。马萨诸塞的参议员爱德华·肯尼迪也来到了这里与克里会面，他的到来给这次游行带来了更多的关注。 尽管克里短期参加过肯尼迪1962年的竞选，但这却是两个人第一次见面。“我对此记忆犹新，走进帐篷，他介绍我与其中的一些老兵见面。”肯尼迪说，“我记得我坐下和他们交谈，那天晚上在那里停留了……大概一个小时左右。” 肯尼迪站在了克里的这一边，八名VVAW领导者和一些支持他们运动的参议员安排了一次见面。克里、在底特律讲述令人震惊的证词的卡米尔，还有其他六名老兵参加了在参议员菲利普·A.哈特家中举行的一次资金筹集会，并与几位参议员会面。参议员菲利普·A.哈特是来自密歇根州的民主党，他非常熟悉“冬日战士”听证会，而且对老兵的反战运动充满同情。当晚的一位客人是参议员威廉姆·富布赖特，他是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的主席。 卡米尔记得这次会议真是前所未有，在这里，既有衣冠不整的老兵，又有彬彬有礼、衣冠楚楚的政客，还有衣着体面的服务生为这些极度饥饿的反战者提供“几乎少之又少的方形面包”。克里身着质地精致的衣服，他看上去很整洁，带着贵族的气质，卡米尔回忆道，而他和其他老兵们穿着满是皱褶的衣服，由于睡在国会前的帐篷里，他们已经好几天没有洗澡了。 参议员们也显然意识到了他们之间这种显著的差异。当卡米尔对着富布赖特夸夸其谈，说他支持1964年引发了越南战争的东京(越南北部一地区的旧称)海湾决议时，参议员走开了。而当参议员们讨论该由谁去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作证时，他们都选择了举止优雅的克里。克里正和他的朋友乔治·巴特勒在一起，在这之后他们一同去了乔治敦公寓巴特勒继母的住所。在那里，克里一整晚都在奋笔疾书写讲演稿，这篇讲演稿将彻底改变他的生活。 1971年4月22日，在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的听证室中挤满了人，27岁的克里身着绿色军装，胸前佩戴着他的银星勋章和紫心勋章，出现在了证人席上。厅内四周架满了电视台的摄像机，场内也坐满了老兵。一头浓密的深色头发遮住了双眉，克里坐在证人席上，发表了他一生中最著名的演说。 “你怎么能要求一个人坚持到最后，为一个错误而死呢？”他慷慨激昂地质疑越战政策，尼克松政府“极大地侮辱了我们，他们试图与我们脱离关系，否认我们为这个国家所作出的牺牲……一些人必须作出牺牲，这样尼克松就不会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位输掉战争的总统了’，这是他的原话”。 克里想知道，战争的策划师罗伯特·麦克纳马拉和邦迪兄弟为何没有出席。克里和哈维·邦迪同年进入耶鲁，他的叔叔威廉·邦迪和麦克乔治·邦迪都是越南战争的策划者。当时威廉·邦迪作为助理国务卿到耶鲁发表演讲，正是他说服在耶鲁就读的克里加入了海军，成为了一名海军军官。 此时，克里看着这些参议员问道：“我们来了，可他们在哪里？那些发动了战争的人在哪里？就是那些司令官抛弃了他们的士兵，在战争法里，没有比这更严重的罪行了。”（随后，克里说他在演讲中提到邦迪是针对麦克乔治的，麦克乔治曾经是肯尼迪和约翰逊的国家安全顾问。） 对于大多数旁观者来说，克里演讲中最骇人听闻的部分就是他对“冬日战士”听证会上一些证词的总结。克里声称，这些越战老兵曾“强奸无辜，砍掉耳朵，砍掉脑袋……砍断肢体，向身体内充气，任意射杀越南平民……把村庄夷为平地，射杀牛和狗来取乐，向粮仓内投毒。除了战争中的常规打击外，还通过轰炸南越的乡村来进行常规和非常规的攻击和蹂躏”。 对于一些老兵，包括那些曾追随克里的老兵，这对他们来说太过分了。他们认为自己光荣地服役，在他们眼里克里是一个有雄心壮志的船长，一个在战场上命令部下冲锋陷阵而不是表达这种反对态度的战士。克里并没有把每一个越战老兵都打上罪犯的烙印，但是他的确告诉参议院有关“拷打战犯，杀害战俘，还有在南越被许多分队所公认的战俘政策”。在演讲中，他的语气是如此坚决有力，以至于现在一些老兵还对此怨恨不已。 “在任何时候，我都将和他一同急流勇进，他是一个伟大的、斗志昂扬的美国人。”迈克尔·伯尼克说，他是一名曾获得过较高荣誉的老兵，越战时作为另一艘掠行艇的船长曾与克里并肩作战。但是他不赞成克里指控的美国犯下的暴行。“我认为，克里是为了达到某种目的才仓促下了这种结论，我认为他一直以来所说的都是为了需要而说的。” 爱德华·帕克，他受伤后被克里接管四十四号快艇长一职。他说：“我认为那真是令人作呕。他看起来荒谬可笑。” 许多克里的前队友都震惊了，几年后他们才开始了解克里的立场。“我感觉被出卖了。”詹姆斯·瓦塞尔说。迈克尔·梅德罗斯回忆他曾看过一本有关克里反战运动的书，他当时也震惊了。“我仍旧是一个强硬的鹰派。我看见了（克里的）图片……我当时想：‘这太糟糕了。这是不对的。’但是现在我理解了当时不能接受的行为，我将义无反顾地支持他。” 尼克松总统收看了媒体对克里混杂着愤怒和钦佩的报道。根据白宫录音机秘密录制的磁带，在克里作证演说的次日，尼克松告诉参谋机构的要员H.R.“鲍勃”霍尔德曼和国家安全顾问亨利·基辛格，这次听证会“真正的明星”是克里。 “他干得相当不错。”霍尔德曼说。 “他是相当有效率的人。”尼克松说道。 “昨天，他在外交关系委员会表现得非常出色。”霍尔德曼说，“一个肯尼迪式的家伙，他看起来像肯尼迪，并且他说话的口气与肯尼迪完全一样。” “他曾在哪里服役？”尼克松问道。 “他曾在一艘炮艇上任海军上尉，那时他常高速驾驶着他的炮艇并开枪射击，射杀离开妇女怀抱的孩子。”霍尔德曼说道。（根据克里的回忆，在发生在“自由交火区”的一次突发事件中，克里舰队中的一名成员曾向一名越南儿童开枪，导致这名儿童中弹身亡。但这里我们不知道霍尔德曼是真的了解事实，还是在这儿开个玩笑。） “哦，别这么说，”尼克松说，“海军并没有做过这种事。”他转向基辛格，用明显挖苦的语气说，基辛格曾确信妇女身边的孩子不是克里所杀。 尼克松格外怀疑克里的赫赫战功和勋章。“鲍勃，除了空中，海军在越南没有任何人员伤亡。”尼克松对霍尔德曼说。他掌握的数据显然还是在掠行艇被允许进入内陆水域进行巡逻之前。 三天之后，霍尔德曼来到了总统的办公室，对总统说：“我们找到了克里一个让人很感兴趣的把柄。” 尼克松确实对此很感兴趣。 “原来，克里在一段时间前曾经想进入政界。”霍尔德曼说，“他曾经想在国会谋求个职位。他还就此事征求这里乔治敦的一些人的意见。”霍尔德曼告诉总统克里想“找件事……作为进入政界的途径”，然后录音带就戛然而止。 一夜之间，克里就成了美国最有名的越战老兵。他深谙媒体塑造形象的重要性，所以他又给这次反战事件加上了一个醒目的惊叹号：在4月23日，他和其他老兵排着队把勋章“归还”给了军队。他说他曾经建议老兵们把他们的勋章和缎带放在一个桌子上，然后还给国家。但是他说，其他反战组织的成员更想把勋章和缎带扔到国会大厦前的围栏里，克里也就赞同了这个观点。早在几天前，《华盛顿邮报》就引用了克里对这项荣誉的厌恶：“那些勋章毫无意义。” 现场的录像带证明，几百名愤怒的老兵聚集在国会大厦前一个极大的垃圾桶旁边，桶上写着大大的“垃圾”两字。 这些老兵之中，很多人都留着长发，身着军装，他们一个接一个地把他们的勋章扔进了临时制作的垃圾箱里。克里则把勋章和缎带扔到了国会大厦的栅栏内，并宣称：“我现在并不是为了暴力和愤怒，而是为了和平和正义，为了让这个国家永远觉醒，我将矢志不渝地为之努力。”最初，人们以为克里扔的一定是他自己的勋章，但是几年后他说他扔掉的仅仅是自己的绶带和另外两名老兵的勋章。 托马斯·奥利芬特当天一直为《波士顿环球报》采写相关报道。他回忆道，克里把手伸向了栅栏，放下了自己服役时获得的缎带和那些从其他老兵那里得来的勋章。“对于他的所作所为，我丝毫不迷惑。”奥利芬特说，他现任《波士顿环球报》的专栏编辑。“我知道他一直都保留着他的银星勋章、紫心勋章和铜星勋章。” 2003年，克里被要求解释他当时的行为，他解释道，他曾接见过两位老兵，一位参加过越战，另一位参加过第二次世界大战，他们委托克里去送还他们的勋章。克里说他把勋章放进了夹克里。当他准备把勋章扔到栅栏里时，他把手伸进了夹克，拿出了两名老兵的勋章。他说他仍保留着自己的勋章。 这周所发生的一系列事件产生了一个毋庸置疑的影响。本周伊始，大约800名越战老兵举行了反战游行。接着，克里于4月22日在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的听证会上作证并发表了演说，4月23日大批老兵归还战争勋章。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媒体的关注和公众的参与使得事先计划好在国会集会的人数至少扩大到了25万人。 集会当天，克里身着一件传统的、温文尔雅的蓝色衬衫，外面套着他的军装夹克，站在国会大厦前的台阶上向集会者演说。“我们来到这里就是为了承担最后一项战斗任务，那就是找出并摧毁有关这场粗野行径的最后证据。”克里激昂地号召这些欢呼雀跃的群众。 仅仅一周之内，克里便由一位不知名的前巡逻艇长成为了反战运动的代表人物。“这个变化非常突然，”克里的好友乔治·巴特勒说，此前，克里在国会作证时他就坐在克里身后。大卫·索恩是克里前妻的哥哥，在集会期间，他站在克里的旁边说：“800人已经变成了25万人，这真是太壮观了。”（一年过后，这三个铁杆死党——克里、巴特勒和索恩——一起出版了一本有关反战的书——《新战士》，封面上是一位越战老兵倒拖着美国国旗的照片，这张照片给克里日后竞选带来了不小的风波。 在白宫，尼克松为克里的一举成名大发雷霆，他的秘书罗斯·玛丽·伍兹也很愤怒。 “如果他们胆敢再这样煽动群众，我就要打击他们了。”伍兹对总统说，“狠狠地打击他们！” 尼克松和伍兹一致认同，这(反战运动)都是泰德·肯尼迪那些自由主义参议员的错误。他们要让国家输掉这场战争。 “是的，是的，我们不会输掉这场战争。”尼克松说，“你知道，事情不仅如此，这些人还想颠覆国家。” 伍兹说：“他们不关心将会发生什么，到那时如果我们战败，如果那样，最终这个国家也将灭亡……当然，他们已经厌倦了这场战争。每一个人都厌倦了战争。但绝对没有一个人会比你更厌烦战争，没有！” 然后他们又聚焦在约翰·克里的问题上。 尼克松说：“不可否认这确实是个大问题，这些讨厌的媒体报道是如此(令人费解地)不公正。他们，他们并没有关注我们准备回应这些反战分子的共和党人，他们的镜头里只有那些家伙。显然这个家伙真的不错，他算是那群令人讨厌的老兵组织中惟一的例外了，从公共关系的观点上来看有点可取之处……所有报道都围绕着克里。” 四天后，尼克松和伍兹再次会面时，他们更加厌恶那群聚集在国会前的反战者了。 伍兹：“我猜美国人民天天看这些家伙一定要恶心死了。” 尼克松说：“真的吗？他们还在继续吗？你知道，就是那个家伙叫莱里还是——” 伍兹：“克里。” 尼克松说：“对，克里，据说他非常非常棒。” 这时，尼克松和秘书交换了一些小道消息，他听说克里甚至没有在国会前宿营。“他并没有和那些家伙住在一起。” 伍兹说：“没有。” 尼克松说：“他一直住在乔治敦公寓豪华的席梦思上。那就是他住的地方。” 伍兹说：“哦，是这样，他们……真是。” 尼克松回答：“他们真是一群可笑的家伙，但是，嗯，是的，我告诉你，我们要更加强硬地反对他们。我刚刚让亨利（基辛格）来这里……我对他说：‘看看，这群家伙丝毫不能阻碍我们。我们将继续我们的进程。这个国家不可能被这群讨厌的乌合之众所控制。’你不这样认为吗？” 伍兹说：“我当然也这么想。” 但是克里的声望与日俱隆。 几周后，克里出现在了CBS的电视节目六十分钟上。通讯记者莫利·赛弗用了这样一个题目——《第一声欢呼》。赛弗把克里描述成为一个乱世中的雄辩家，将拥有肯尼迪似的前途。这次采访是在新罕布什尔州斯夸姆湖(Squam Lake)边的一个乡下小木屋中进行的，克里当时正拜访他的朋友乔治·巴特勒。 “你想成为美利坚合众国的总统吗？”赛弗问克里。 “不。”克里回答，“这个问题听起来有点疯狂，现在我有许多事情要去做，我不知道我是否能完成这些事。” 可是克里这种自我成名的形象立即就成为戏谑嘲讽的对象，没有人像《杜恩斯比利》(Doonesbury)的连环漫画主笔、克里的耶鲁校友加里·特鲁多那样尖刻了。连环漫画中的一个画外音敦促大家都去听克里的演讲。“他演讲时带着惊人的感染力，表现出了杰出的口才。如果这一年里你没有见到任何人，你必须要去看看约翰·克里。”两幅漫画后，原来一直宣传克里的人就是克里本人。另一幅漫画活灵活现地画出克里在演讲后微笑着，沉思着，沐浴着迎面而来的赞扬。“今晚你的表现真出色，你是个光辉四射的新星。” 在白宫，一个对付克里的策划在继续着。 “有关克里，最重要的就是，作为一名获得过勋章的越战老兵，他对战争的谴责拥有很高的可信度。”科尔森回忆道。科尔森和他的下属们多次试图对克里进行栽赃陷害，但都以失败告终。 “我记不起我们曾挖掘过有关克里的任何把柄，也不记得听到过有关他的任何负面消息。”科尔森在2003年的一次采访中这样说道。“如果我们曾发现此类事情，我确定我们一定会利用这些对他不利的事件质疑他。” 副总统斯皮罗·T.阿格纽曾找出了两个把柄试图指责克里。在巴哈马群岛的阿格纽回应了总统办公室的闲谈，他说：“克里在国会前富有感染力的演讲导致了媒体对他过分的赞扬，后来却发现他的演讲材料都是肯尼迪的前演讲稿撰稿人提供的。作为一个反战领袖，他大部分时间却是在乔治敦的豪宅中度过的，而没有和他的伙伴们露宿在国会大厦前。 副总统对克里的两项指责都被推翻了。瓦林斯基是阿格纽提到的肯尼迪的前演讲撰稿人，他说：“我只是建议了演讲的风格（克里在参议院的演讲），稿子大部分都不是我写的，是他自己写的。”至于睡在国会前，在现场采访的《波士顿环球报》记者奥利芬特回忆，在两个晚上，凌晨三点，他都在国会前看见了克里，他还看到，克里在乔治敦的公寓中熬夜准备他的讲演。这或许可以解释“睡在乔治敦”的谣言了。 克里高举反战的旗帜，开始了他的全国巡回演讲。在阵亡战士纪念日那个周末，他参加了在马萨诸塞州来克星顿的一处草坪上的反战集会，随后他和几百位示威者被拘捕。克里说，他为此交付了5美元的罚款，还在来克星顿公共车库中度过了一个夜晚，这次拘捕是他一生中惟一的一次。那段时间里，他的妻子朱莉娅身上总是备着100美元随时准备去保释他的丈夫。 白宫决定找一个更好的办法去对付克里。科尔森曾看过一个有关年轻的海军退伍战士约翰·奥尼尔的新闻发布会。就在克里离开不久后，他曾在克里所在的巡逻艇分队担任船长。在克里到处宣讲美军战争暴行时，像许多越战老兵一样，奥尼尔也感觉受到了侮辱。 立即，奥尼尔成为尼克松政府打击克里计划中的重要棋子。奥尼尔强调，他没有收到来自白宫的任何贿赂，他反对克里完全是处于自发的目的，他认为克里的陈述是一个肆无忌惮的谎言。 “我认为宣称我们无法赢得战争没有什么错，但是妄言我们做出了大规模战争犯罪却是不折不扣的假话。”奥尼尔说。 几周以来，科尔森一直在指责克里回避同奥尼尔的辩论。6月15日，在马萨诸塞州温思罗普镇长大的科尔森致信给白宫的另一位助理：“我认为我们已经打击了克里，媒体已经开始攻击他了，但我们千万不要给他喘息之机，在他成为另一个拉尔夫·纳德之前我们一定要打垮这个年轻的政治煽动家。即使他同意参加辩论，或对媒体宣称他会这么做，我们也要混淆是非——我们要坚持宣传克里已经拒绝参加(与奥尼尔的)辩论。” 尼克松的助手们激励奥尼尔保持昂扬斗志，他们将要和克里展开一场持久战。因此，白宫掌权者也高姿态地要接见对付克里的奇兵，于是奥尼尔被请到白宫与尼克松单独会晤。这两个人一拍即合，原本计划的简短寒暄继而成为长达一小时的会晤。 两周后，在6月30日，双方开始了激烈的辩论。自从14岁以来一直研究辩论的克里与奥尼尔一同出现在《迪克·卡弗特脱口秀》(The Dick Cavett Show)电视节目中。身高六英尺四英寸的克里远远高出主持人卡弗特和奥尼尔。深色稀疏的头发、深蓝色的装束和瘦削的外表，让他令人过目难忘。 奥尼尔则恰好相反。他一出场就怒气冲冲，短发，穿一身浅色西装和一双白色短袜，奥尼尔的措辞明显带着对对手的奚落和挖苦。 “克里先生是这样一种人，他生活在对战争的疲倦和对美国人民的恐惧之中。就是同样这个小人物，他在4月份的一个全国性的电视节目中说：‘罪行与日俱增，任何级别的军官都意识到这一点。’5月一家有名的新闻杂志曾引用他的这句话：‘战争犯罪在越南是惯例，而非例外。’” 在奥尼尔表现得激烈狂热的时候，克里则试图表现得更加理性和冷静。他冷静地阐述自己的观点，声称越战老兵们并没有试图去颠覆这个国家，相反则是一腔热忱地告诫国家：“我们在哪里犯了错误，就应该在哪里把错误纠正。我们的意思就是，立刻停止战争和杀戮。” “对于战争罪行，我们确实是深思熟虑后才提出这个问题的。我认为，任何人都不愿意回来承认他强奸过(无辜的女人)，或是说他曾放火烧村庄，或说他曾为了取悦自己而肆无忌惮地毁灭稻田或其他东西。我知道他们这样做将会冒被惩罚的危险，也将冒损害自己名誉的风险，作为他们这样做的代价，他们还将冒着失去家人和朋友的危险。但他们还是勇敢地这样做了，因为他们相信，人民应该了解这场战争所带来的毁坏。我们知道，我们是一个有道德的国家，是的，但是现在我们却在异国进行人类有史以来最为猛烈的轰炸。” 一次又一次地，克里被问及同一个问题：克里是否犯下过此种暴行？抑或他是否见过其他美国人犯下此类暴行？克里用最初的回答回应了这个问题。 “我并没有见到过个人暴行，但我看见过一些人砍掉别人头颅诸如此类的事情。然而，我奉命在自由交火区开火，我参加过侵扰行动，参与远距离拦阻射击，也执行过搜查和破坏任务——这种任务让许多平民的房屋被夷为平地。我后来发现，所有的这些行动都有悖于《海牙国际公约》和《日内瓦公约》，都有悖于战争法。所以，在这个意义上，任何参与这些行动的人，如果你的行动符合纽伦堡战犯审判的标准，那么你就是有罪。但我们的目的并不是要挖掘战犯。那不是我们的目的，那永远都不是我们的目的。” 白宫震动了。根据总统办公室的记录，霍尔德曼后来说道：“你找的人，奥尼尔，昨晚与克里进行了辩论，我听说他(克里)表现得很棒。” 在1975年西贡失守之后，奥尼尔对政治和政府的幻想破灭了。但是他仍对克里指控越战老兵犯有暴行而怀恨在心。“我参与进来的主要原因就是，我认为，他对战争犯罪的控诉是不负责的，是错误的。”奥尼尔说道，“我认为，他们伤害了在越南的所有的人。我认为他们是不道德的。” 在问及他是否同意一些观察家所说的“克里永久地被这场战争改变了”时，奥尼尔回应道：“这场战争并没有改变(克里)。我认为他是一个被野心驱使着的家伙。我认为他在去越南之前和今天都是被野心所驱使的。” 就在克里这颗新星冉冉升起时，他也开始黯淡了。当克里与一些战俘的家人一同出现在公众面前时，他们遭到了四位妇女的诘问，这些妇女的丈夫也是战俘。“你们这些笨蛋，克里为了自己的野心一直在利用你们。”1971年7月，专栏记者Mary McGrory采访其中一位妇女时记录道。 此外，尼克松也察觉到了公众的反战趋势，他竭尽全力地使美国公众确信，他正在退出这场战争。当克里全国巡回演讲时，他发现，甚至连一些大学生对他的演说都不再感兴趣了。1971年10月9日，《国家观察者》(National Observer)说，克里的大学巡回演讲“伴随着冷漠”。1971年12月，据克里自己说，尼克松“非常成功地平息了人民的反战情绪，他使很多人相信，他正在结束这场战争”。 有些VVAW的领导者把克里看做一个争权夺势的高手，一个令组织内部分裂的导火索。“组织内部存在一些分歧。”巴特勒说，他当时与克里站在一起。“VVAW中有一派太过于左倾了。每当克里为组织做有用的事，诸如集资，或是在外交关系委员会前演说，或是参与采访，他都被这些人鄙薄为在媒体前做秀。” 卡米尔是一名曾与克里共事过的越战老兵，他说克里“并不像我们当中的某一部分人那样偏激。他会相当坦率直接地表达自己的意见，他总是因为不公平的事情受到大肆批评”。 卡米尔继续回忆道，克里的贵族气质遭到组织内很多人的嘲讽，这个组织主要是由工人阶级、退伍老兵们构成。卡米尔说，有一位成员用电话联系克里时，他被某人——应该是女佣告知“主人克里不在家”。在随后的会议上，有人就在克里的坐位上挂了一条标语，写着“解放克里的女佣”。 就这样，在VVAW扮演领导角色仅仅五个月之后，克里退出了。随后，他把精力转投到了帮助组建一个新组织，该组织的目的就是关注退伍老兵的福利待遇，但他仍然是受到关注的反战领袖。随后，还在水门事件爆发之前，克里就要求弹劾尼克松。这引起了总统的注意。 一些反战运动的成员开始怀疑——出于善意的动机——尼克松政府的线人已经渗入到他们的领导层之中。克里本人长期以来也被怀疑是CIA或FBI安插的内线。而且，尽管克里已经离开VVAW领导的位置，但他仍是耀眼的反战领袖之一。 例如，1972年4月22日，也就是克里在参议院作证的次年，他与前披头士乐队成员约翰·列侬一同出现在了纽约的一次集会上，这次集会人数超过了20万，其中还包括从波士顿乘坐几十辆巴士赶来的游行者。像克里一样，列侬也成了反战运动的一名领导者，他归还了女王授予的大英帝国勋位以抗议英国支持美国对越政策，就像先前美国越战老兵归还奖章和绶带一样。列侬名为《想像》(Imagine)的最新专辑也极大地受到了战争的影响，它梦幻般的题目和歌词触动了无数越南老兵和家人的悲伤、痛楚和激情。他对激动的人们唱道：“我不想成为一名士兵，妈妈，我不想死。” 现在，列侬身着他的标志性服饰——圆框眼镜和军帽，在布赖恩特公园带领群众随着他最经典的反战歌词齐声唱：“我们都在说……给和平一次机会。” 当轮到克里发言时，他不仅仅利用这次机会呼吁政府从越南撤军，还要求解除尼克松总统的职务。克里的朋友巴特勒趁机拍了一张克里和列侬的照片，这位参议员一直把这张相片当做他最爱的珍藏。 在白宫看来，这次集会是偏执狂们针对白宫的一系列攻击之一。尼克松曾经建立了“堵漏小组”去调查和堵住敏感情况露洞，如五角大楼的档案泄密事件。他现在怀疑，他的民主党对手乔治·麦戈文私下与VVAW串通。 “尼克松认为反战运动会影响他的连任。”科尔森在谈及白宫与反战运动时回忆道，“过度的猜疑最后终于导致了水门事件。” 1972年6月17日，五个人潜入水门大厦民主党竞选全国委员会总部。随后，这些人被揭露与尼克松政府有关。在随后的数年里，有关这次最终导致了尼克松辞职的潜入有很多解释，当时给出的一个借口就是政府正在调查民主党竞选全国委员会是否正在与VVAW合谋要在共和党全国大会上制造暴力事件。詹姆斯·麦克德是水门事件中的五人之一，随后他作证说：“我认为水门事件可能为回答那些问题提供了一些线索，在之前我被告知这次行动得到了白宫的批准。” 这后来也让有些人怀疑，这些窃贼是否在寻找有关克里的资料，克里当时领导着ＶＶＡＷ，还准备通过竞选进入国会。（水门事件中的五人之一伯纳德·巴克在2004年2月表示，他不记得曾被告知去搜寻有关克里的材料。） 现在，反战运动已经让他家喻户晓，克里想借此时机实现从马萨诸塞进入国会的愿望。作为一名反战领袖，他已经谙熟竞选之道，他知道如何去搞竞选活动，如何组织人员，如何筹措资金，如何吸引媒体注意，当然更熟悉如何在全国性电视节目中进行辩论。 他曾经在越南作战，还与尼克松政府和反战组织中的左派斗争。现在，他踏上了新的战场——他要在波士顿以北选区吸引工人阶级的支持，从而赢得民意测验中的胜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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