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迈出印尼苏加诺—哈塔国际机场，人群就拥了上来。嘈杂中听见有人问：坐出租车吗？住旅馆吗？……我佯装没听见，等待接我的新华社记者小余。

　　见我等的人久久不来，一个印尼小伙子用英语搭话说：“要打电话吗？我领你去。”接过我的100元人民币，小伙子给我买了张面值8万印尼盾(1000印尼盾约合1元人民币)的电话卡，零钱没有给我。和小余通上电话后，他让我到旁边的麦当劳餐厅等他。小伙子带我走出机场，绕了好大一圈，才看到麦当劳标志。可当我扭头一看，才发现刚才打电话的地方就在身后，并不用走出机场。我不禁哑然失笑。我掏出钱包，给了他10元人民币的小费。他却极不情愿地说：“我陪了你这么长时间，给20元吧。”

　　在去饭店的车上，小余告诉我有关印尼的第一条信息：这里是小费国家，只要别人给你提供了服务，你就得给小费，金额从5000盾至1万盾不等，而且在旅游景点会多些，坐出租车不找零。

　　接下来的几天，每天都有小费支出。早上服务生来打扫房间，要在茶杯下压5000盾；在餐厅吃饭，小费是餐费的5%；坐出租车，司机总是说“我没有零钱”。小余说，雅加达的物价比北京高，普通人收入却不高，尽管许多服务都加征21%的政府税，但都到不了服务员手里，所以小费成了他们的重要收入来源。

　　给小费在西方其实是很寻常的事情，但什么事做过了，性质也就变了。

　　一个周末，我在雅加达街头拍片。一个名叫杰米、自称是印尼国家旅游局工作人员的人走过来与我搭讪。杰米说，他一个月工资只有150美元，要养活三个女儿，正准备去附近的清寺做兼职导游，问我是否愿意去清寺看看。我一想反正没事，不妨跟着去看一下。

　　这一参观，我的钱包立马就瘪了下去。看完清寺，杰米说要给寺里的陪同付小费，要5万盾；天太热，回家前还得喝点冷饮。于是，我又花了3万盾买了饮料。回家的路上，杰米从包里掏出一沓明信片和一个层层包裹着的纪念币向我推销。见我没吱声，杰米干脆说：“我连饭都没吃陪你玩了半天，希望能给50美元。”于是一番艰苦的讨价还价又开始了。眼看快到我下榻的饭店了，杰米狠狠心说：“好吧，你给我20万盾。我把你放在饭店，然后我再坐车回家。”没想到刚把钱拿到手，他就叫司机停车说：“我回家了，你自己回饭店吧。另外，出租司机等候你了，也得给他20万盾。”说罢扬长而去，留下目瞪口呆的我和乐不可支的司机。

　　到了饭店，司机自然不肯放我走了。好在饭店的服务生比较仗义，帮着砍价，最后给了1万盾小费打发走了。服务生还提醒我说，以后打的一定要打蓝色车，这家公司的司机比较规矩。

　　听了我的遭遇，小余笑着说，杰米还不算黑的呢，至少他带着你转了转。再说，作为记者，有这样的经历不也很有意思嘛。这么一想，我也就释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