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这一届，还是上一届，有数百名中外大学校长参加的“中外大学校长论坛”，都没有一位中国民办大学校长的身影。然而站在论坛上的演讲者，如美国耶鲁大学的校长莱温、哥伦比亚大学校长伯林格、日本早稻田大学校长白井克彦，还有美国斯坦福大学教育经济学教授卡洛依等等，他们恰恰都供职于世界上最著名的私立大学。

　　曾经有人尖锐地提出过批评，“中国的教育部只是公办学校的教育部”。

　　可以肯定，中国民办大学校长的缺席，并不是有意地忽略或遗忘，而是因为他们的实力还不够强大。在夹缝中求生存，在风雨中求发展的中国民办大学，迄今还没有哪一所的综合实力能与出席论坛的中国公办大学相匹敌，因而在讨论向世界一流大学冲刺和建设高水平大学如此重大的战略问题的时候，他们自然会被排除在视野之外。

　　本次论坛的主题之一是“大学发展的战略规划”，这里应该包括两层含义，一是各个大学如何确定自己的发展战略规划，另一层是国家如何来确定整个高等教育发展的战略规划。

　　目前，中国拥有世界上规模最大的高等教育，有2000多所学校，在校生规模超过了2000万人。但对于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大国而言，这个数字仍然远远不能满足人民群众对于高等教育日益高涨的强烈需求。

　　美国斯坦福大学教育经济学教授卡洛依在会上也做出了他的预测，经济全球化促使劳动力组织对于员工的受教育背景有了更高要求，中国未来的5年，高等教育的规模将进一步扩张。

　　那么，中国的民办大学在整个高等教育发展战略中应当处于怎样的位置，有没有可能向高水平的大学冲刺，便成为一系列值得关注的大课题。

　　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的民办学校完全不同于欧美的私立学校，人家是私人或基金会出资办学，但绝不以营利为目的；而中国的民间资本进入教育市场，营利就是它最原始的冲动，出于资本的本性，他们不可能拿出更多的钱来投入办学，因而不可能甚至永远也难以企及世界一流大学的目标。

　　另一种观点认为，在如此强势的公办高校面前，中国的民办大学只能处于拾遗补阙的配角地位，自然也不能实现进军世界一流大学的理想。

　　然而，这些来自世界一流大学的校长，对民办大学对高等教育发展所起的作用和其未来的地位，都持肯定的态度。

　　哥伦比亚大学校长在公立学校和私立学校都当过校长，并且都很成功。他在回答教育部副部长章新胜的问题时说：“在美国，有两个高等教育系统并存，一个是公立大学，一个是私立大学，这种双轨系统，是美国的一个特点，美国的许多行业都如此。这给美国带来了很多好处，他们力量相当，竞争激烈，美国高等教育之所以取得今天的成绩是由于这两种方式并存带来的。”

　　日本高等学校的情况与中国类似。由于政府无条件地给国立大学以大力资助，导致国立大学一直处于非常强势的地位。日本早稻田大学校长白井克彦以东京大学为例，“国家拨给他们无数的土地、试验室、附属医院，没有哪一所学校能比东京大学更有钱，自然他们拥有的教师数量多，教学和科研的力量强，私立学校根本无法与他们竞争”。

　　白井克彦透露了一个新的动向，日本文部省正在推动国立大学的“法人化”制度，其动机之一就是想促进国立大学和私立大学二者之间的竞争，通过竞争产生出高水平的大学。

　　对于中国的民办大学，白井克彦校长的看法是，它将在扩大受教育人口，解决中国高等教育大众化方面发挥很大作用。他强调说，中国过去的道路，完全由国家出资办高等教育，这样做的结果会导致政府的包袱很重。民间力量参与高等教育，是当今世界的一个趋势。随着民办学校的实力不断壮大，民办学校的办学水平和地位也会大大上升，这是可以预见到的。

　　中国的经济正在向着市场化的方向发展，但是学生的升学考试、教育收费等统统还沿袭传统的模式，由教育行政部门统一分配名额，确定收费标准。民办大学既不能直接参与第一批院校的录取，也不能进入统一的大学管理标准，仍然处于一种不利的地位。

　　但这并不能阻止民办大学追求卓越的梦想。由高考补习班起步的黄河科技大学，用滚动积累起来的资金，建起了医学院、全省一流水平的音乐学院、艺术学院，正朝着综合性大学的目标迈进。

　　中国的民办大学是不是注定与世界一流大学无缘？是不是永远只能成为中国的高等教育拾遗补阙的配角？得出这种结论还为时太早。改革开放之初，谁曾预料到，民营经济的幼芽会成为今天中国经济不可缺少、最具活力的重要力量！

　　由此可见，如果不怀有历史的偏见和短见，如果能够提供一个公平竞争的环境，中国民办高校在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道路上，在向世界一流大学迈进的进程中，一定能够发挥作用并得到其应有的一席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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