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爱的徐老师：

　　我现在江苏的一所大学教书，副教授职称，因为想考博士，所以现在在复旦大学读访问学者，准备下学期考博。我现在有些迷茫。

　　我属于你说的那种30多岁反而又不知自己适合干什么了那种人，很是惭愧。在高校教书，我感觉就像是提前退休一样，待遇一般，而且我研究生读的是工商管理，教学没有实践经验，还是有些缺憾。

　　如果放弃读博，到企业去干，就得放弃教学，我现在还是拿不准。但是如果拿出三年的时间去读博士，就为了写博士论文。国内的博士你也是知道的，因此，付出的代价很大，包括家庭、孩子、自己的年龄。我四年前拿到了全国注册评估师资格，也一直没从业，也没什么经验。

　　如果读博士，还是不能做这个，很是可惜，就在读博士这个问题上，我还是犹豫，当然如果在高校待着，读了博士应该比不读有用，起码将来评职称等有用。

　　面对这些选择，我真的不知道头绪在哪里？不知道应该怎么办？因此，现在有些迷茫，请您百忙中赐教。

　　你的读者：

　　迷茫的副教授

　　亲爱的迷茫的副教授：

　　你的来信虽然简短，但你提出的问题其实并不简单。你的迷茫，简直让普通人感到失望！一个32岁的副教授，是成功的典型和榜样，是社会的精英分子，有什么可犹豫迷茫的？这不是没病找病嘛？

　　诗曰：教授不知愁滋味，为考博士强说愁！……

　　但是我知道你的痛苦有普遍性。你的痛苦，表面上是面临几个好的选择，不知道自己干什么最好——大学、企业？博士、商人？教授、经理？但实际上你的心灵深处，隐藏着的，是对中国目前存在的“人才价值不平均率”的无奈和苦恼。让我来揭开导致你人生选择困惑的现实病根，也许对你下一步人生发展，有重要意义。

　　在一个正常发展的社会，或者说，在一个社会发展走过了转型期的社会，比如欧美日本，人们在选择职业时，可能也会有“企业”还是“大学”、“经商”还是“从政”、“学术”还是“应用”之间的两难选择和困惑。但是，在那里，人才的价值基本上已经进入了“人才价值平均率”的良性循环——也就是说，社会对于人才的综合报酬，基本是平均的。

　　在这样的社会，一个优秀人才假如选择去企业做，工资回报可能比较高，但风险加压力，有些人就宁可选择大学；在大学，虽然精神的自由加生活的宁静是经理人和企业家的梦想，但更有人愿意放弃这种自由和宁静，到市场上去追逐枪林弹雨，冒险满足自己对于财富的无限野心与抱负。

　　在这些发达国家，无论在政府、企业，还是在学术单位，无论是首都、发达地区，还是在边远落后地区(美国、加拿大也有一般人不爱去的地方)，可比人群的以经济收入为核心的综合酬劳基本是平均的。虽然不同地方工资有高有低，但是，那里并不存在中国这个急剧发展的社会所独有一种非常奇怪而不公平的“人才价值不平均率”。

　　让我来给我自己发明的这个名词一个解释吧：什么叫“人才价值不平均率”？人才价值不平均率，是目前中国社会存在的报酬体系严重失衡现象。同一个人，同一样工作，在政府、学术机构、国营企业、外企、私企、发达地区和边远地区之间，可能获得的报酬，就可能相差好几个级别、落后好几个时代。

　　别说我的理论是生编硬造，事实上，我的理论是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崭新发展！根据我老人家高小水平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我知道马克思曾经揭示过资本主义社会(也就是市场经济中)，存在一种“资本利润平均率”——自由竞争使得市场各行各业的利润率趋于平均。一个行业有暴利，资本就滚滚而来，于是导致这个暴利下降；一个行业利润薄，资本就滔滔而去，于是使得这里的薄利渐渐变肥……看不见的手，在调整着社会的经济利益。这就是所谓的自由资本主义的“资本利润平均率”。

　　既然金钱资本的利润有一个平均率，那么，市场经济中最核心的资本——“人才”的利润，也就是人才的价值，显然应该也有一个平均率。经济行为中最大的成本和利润都和人才有关。人才价值平均率，所以是发达市场经济中一个铁定的规律。

　　更令人羡慕的是，发达社会的人才，总是处在政府、企业、学校、地域之间的高度自由流通、高度激烈竞争、不断争抢攀比的过程中。所以，无论是政府，还是大学，还是企业，“边远”地区，要留住人才，就必须不断在人才价格(工资)与价值(待遇，包括非物质因素)之间，寻求最佳平衡点，这个平衡点，就是“人才价值平均率”。

　　不幸的是，在中国这个初级阶段的市场经济社会里，社会各阶层都处在迅速变革与转型中。变革与转型的本质，就是社会各阶层利益的重新调整。官商垄断和权力寻租造成巨大的不公平现象，使得中国“资本利润平均率”首先还没有形成。而在人才领域，人才价值报酬体系的不对称现象就更加严重。我有一个好朋友，是一个小贪官，他庄严而愤慨地告诉我：“要让作为工商管理科长的我心态平衡，至少要给我两万一个月的工资，而不是现在的两千。凭什么被我们管制的对象却挣那么多钱？”。

　　“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已经使得民企外企先富起来、国企改革试点先富起来、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同一地区不同行业先富起来、同一政府不同部门先富起来、浙江的民间先富起来、上海的政府先富起来、国家重点给钱的北大清华先富起来、“长江学者计划”说白了就是高薪教授先富起来……在这个到处都有“先富起来”的国度里，如果你处在“先富起来”的天平一侧，你就会在获得心理平衡的同时，给天平另外一侧，造成严重的不平衡。

　　“人才价值不平均率”，在中国是一个客观现实，是一个严峻的现实，是社会各界心态不平衡、你本人在企业和大学之间徘徊、在管理与教学之间烦恼的原因。这个现象的存在，也许是暂时的。但对于今日的奋斗者们，它的现实存在却是颠覆性的。因为它颠覆了人们从事自己想做的工作的心态平衡，使得本来就倍受计划经济社会不公平之压的中国知识分子，痛感自由经济市场，居然也如此不公平。

　　公平吗？我认为这是非常公平的！邓小平“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给了所有人，而不是“一部分人”公平选择的机会。机会面前人人平等。你也许可以说中国的机会并不平等。但是，就在你怨天尤人的这一瞬间，中国又有多少赤手空拳的农民企业家、贫民奋斗者，登上了福布斯财富排行榜、走进了政协和人大会堂、成为了这个时代骄傲和榜样啊！

　　不要等到社会“彻底”公平了在来追求你之于他人的不公平。而要在机会刚刚露面的时候，象鳄鱼猛虎、象狡兔野狐、象黄蜂犀鹰，稳准狠、快敏捷地扑杀过去。

　　这是一个不同体制并存、不同价值共生、不同思想共鸣的时代。体制、价值和思想的不同，导致了个人、甚至政府选择不同。不同思想价值观驱动下的选择的不同，则导致了人才价值的不均等。以我最熟悉的教育领域而言：无数民办学校老师上一天课的报酬，往往会超过同一地区官办学校老师一周甚至一月的工资；许多脱离了政府而进入企业、离开了国营公司而进入私企和外企的踏浪赶海的勇敢者，一个月之后，一个月的收入，每每可能超过先前雇主那里一年的薪水！

　　在这个多种经济形式、多种雇佣关系、多种发展水平并存的中国，“人才价值不平均率”，正在成为一个严重的问题，刺激和摇晃着许多本来心安理得、风平浪静的知识分子的精神世界，使得他们在简单的算术面前，失去了心理的平衡！

　　80年代嘲笑别人“下海”呛水的枯干的笑声，还没有从耳边消失，21世纪在市场经济、知识经济时代崛起的一代新人，已经带着惊人的财富远航归来！呜——呜——呜，这是财富的呼叫，这是价值的凯歌，这是地位的荣耀——呜、呜、呜——很多人，居然把胜利的号角，吹到了国家政府最高殿堂里，作为新兴社会阶层的代表，在政协人大会议上，和党和国家领导人平起平坐，举杯相庆，共商大计，成为这个新时代的一代天骄！

　　一个从事简单劳动的工人，他的选择其实是不多的——无非是在劳动力市场上，在五百元月薪离家近和六百月薪离家远之间“困难”地徘徊。但一个从事复杂劳动的知识型人才就完全同了，他在A处可能只值一个月一千人民币，但他在B处，可能就会值一万人民币。人才价值，一夜之间升值十倍甚至更高的现象，在中国早已被没有升值的人看在眼里，痒在心里，虽然司空见惯，但依然五内俱焚。

　　我相信，你就是这样的人才。你知道了自己的潜在利润，但你却没有及时跳向天平另外一端。虽然没有人阻止你寻求自己更大价值，但传统的稳定、安全、回避风险意识、害怕挑战的心态都会成为你实现自身更高利润最大价值的敌人。

　　中国知识分子在学术领域、政府机关和公司企业这三个主要就业范畴，存在着惊人的人才利润失衡：

　　1，政府机构：薪水最薄、但权力、地位、福利以及公款消费的种种实惠，使许多人欲罢不能(有一次我在一个游泳池边的小卖部，看见一个中年男子买了一条女泳裤，让人开的发票是：国务院国有资产办公室，“办公用品”。这不叫腐败，这只是“实惠”。这样的人假如去外企，至少女裤必须自己掏裤兜买了！所以他不下海)；

　　2，学术科研机构：虽然工资低，福利薄，权力小，地位差，但总有知识分子最在意的人生自由与充足时间，有相对宽阔的精神空间，对于很大一部分人，也有业余创收兼职赚外快的可能。所以人们一边愤愤于外面的花花世界一边又恋恋于自己的教研室(我认识一些法律、经济和管理的教授们，他们成立自己的咨询公司，成为大学教授人才价值不平均率的受惠一方。这样的教授存在而你不属于之列，就会严重失衡)；

　　3，外企私企或自己创建的企业：这个时代最性感的去处、最撩人的部位、最拥挤的乐园，也是人才最宽广的天地，但是，企业的风险、经营的压力、商场的“污浊”以及金钱必然带来的人际关系的复杂化，对于传统知识分子的传统价值观念、人格心理、素质组合、应对能力……往往又形成生硬而疼痛的挑战。离开北大创业成功的固然有俞敏洪这样的人，但也有俞敏洪的同龄校友长安卖肉的陆步轩。(卖肉本身并不错。但着意选择卖肉的人是刀俎，被迫无奈卖肉的人是鱼肉。)

　　在这个三大职业范畴内，人才互相流通具有相当的困难。各种政策壁垒固然糟糕，但最糟糕的，则是人才自身的调整和适应能力。官场上呆久的人，很难在商场上生存和发展；学术机构泡出来的人，虽然有向往企业活力的心思但本身可能已经失去职场竞争必须的活力。于是，就出现了这个时代对于人才最要命的现象：明知深山有宝，明明看见无数人从深山寻宝回来手里拿着一把把金的和银的，但一旦自己真的要走进深山却又害怕路隘林深、动物凶猛。假如时代不变、世界不变、人才价值体系一百年不变，许多人可能反而会过得更加轻松愉快。但机会和财富、欲望和挑逗，终于在二十一世纪交叉的今天，永远摧毁了中国知识分子伪造的精神世外桃园——在这个充满主动与强迫选择的新世界里，一个稍微有点欲望和精神的人，除了面对毫无选择的选择与被选择，你别无选择！

　　如何把自己的知识转化为生产力？如何把自己的才能兑现了人民币？如何在市场上，实现自己的价值满足自己的欲望？如何捕捉漫天飞舞的豪宅、香车、美元、美女、美食？到底是搞管理、做咨询、当教授、考博士、做学术……？

　　在这个价值急剧变幻的时代，如何实现自己的价值？

　　问题是：到底什么，自己过去半生追求的价值，在今天，是否还有价值？

　　问题是：什么价值，才是自己愿意追求的价值？

　　问题是：自己重新认定并决心追求的价值，自身是否有能力去追求并获得？

　　我相信这就是你来信所流露的那种面对选择的无奈和烦恼。体制的约束、心理的惯性、性格的障碍、能力的局限、金钱的诱惑、清高的快感……无一不在折磨着我们的大学教师和知识分子们。

　　根据你的情况，我想对你稍做分析，并提出我的建议。我的分析，就建立在我的作为对马克思主义新贡献的“人才价值不平均”理论之上。我相信，我的分析能够帮助你走出困境。

　　1，当年你读完MBA之后，本来就应该加盟企业，而不是选择大学。弃商从学，是你一切痛苦的源泉。MBA注定就应该进入企业，你却阴差阳错地留在了学校。别告诉我说这是“分配”造成的。事实上，这肯定是你自己的选择。假如你真的有从商的冲动，有挣钱的决心，这个年头，谁能绑得住你往企业跑啊！轻商重学的价值观念，决定了你当时的人生选择。而今天，这个价值观念依然在折磨你。使你在企业和大学之间左右为难，负戟彷徨。你必须认识到你的问题是一个心态问题，是一种价值观的困惑。而这个心态和困惑，可能已经影响到了你的个性、性格、以及行事的基本方式。

　　2，现在你说你“30多岁了，反而不知道自己适合干什么了”。其实你适合干什么，我老人家一目了然：你适合搞企业管理、企业咨询、资产评估嘛！你有MBA学位，你有资产评估证书，你是管理系副教授，你是这方面杰出的难得的专家！企业家是稀有动物。也许你不这个稀有物种，但你至少可以配合企业家，成为那些稀有动物身边稀有的人脑啊！把你30多年来学到的东西，和企业管理实践结合起来！知识分子的出路在哪里？“教育必须和生产劳动相结合”！毛泽东60年代就这么说了，你却不知道！落后分子啊。

　　把知识商品化，把思想市场化，把理论金钱化，是这个时代的知识分子应尽的历史责任和义务。从你做起，从我做起，从你的专业做起，从明天辞职做起！

　　3，你拿了注册评估师资格，但“一直没有从事这个工作”。有了资质而拒绝应用，这和你读完MBA拒绝搞管理一样，是暴殄天物的行为，是自我虐待的倾向。但我觉得这个问题依然不大——你可以从头再来！没有经验，今天就去做起来，哪怕漏洞百出，洋相连天，但今天的尴尬就是明天的成熟，今天的失败就是明天的成功。早期留学生出国，没有一个有端盘子做waiter的经验，但大家都是通过把老板的客人气走吓跑学会了打工，完成了他们的学业。你怎么就不可以呢！

　　行动，而不是思考，也是这个时代的呼唤。

　　4，你要做副教授吗？如果按照目前的思路这样走下去，作为副教授感到的痛苦，等你熬到正教授的时候，可能正好比现在强一倍！因为那个时候，这个时代所不幸存在的“人才价值不平均率”在你身上可能会体现得更加严重。你已经做了无数错误的选择，现在，当你面临人生第二次选择，你依然舍不得这个学位和职称。而这种价值观，将使你越来越远离你真正渴望的生活。

　　5，是否还要考博士？“如果在高校待着，读了博士应该比不读有用，起码将来上职称等是有用的”。考博士，仅仅是为了将来评职称用吗？求求你啦，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就会强烈反对。因为你在这里流露的，是对于“职称”的膜拜，而不是对于“博士”所象征的有价值的东西的追求。你对于商业缺少激情，但好像你对学术也不感兴趣。

　　其实，博士及其象征的学术研究，与MBA及其象征的管理实践，根本不存在孰优孰劣的问题。它们不是大米小米的区别，它们是苹果橘子的关系——橘子红了，苹果也会甜起来的。无论是搞学术，还是做管理，都有它自身的价值规律，都有它独特的存在理由。即使在中国这个人才价值极其不平均的时代，其实二者都可以获得相同的价值。问题不在于你是否应该考博士，问题在于你到底为什么要考博士！

　　假如你要考博士，你的思路应该是：通过考博士，进一步研究中外的管理思想和理论，选择一个自己真正感兴趣的课题，一辈子深入研究、授课、写论文、出书、做报告，参加达沃斯特论坛(只是不要陪同牟其中这个骗子)，出入博敖经济峰会(假如见到龙永图请代我向他致敬)。愿意时，就给企业提供一些管理咨询服务，不愿意时，就在自己家里认真钻研古今中外管理思想和理论，沿着学术道路，作为一个学者，为了中国管理科学的成熟，前进！

　　事实上，做到这一步，你的经济收入也不会太少。稿费课酬长流水，企业讲座金钱雨。因为你的学术名声，说不定会被几个大型企业请去做独立董事，拿着丰厚的袍金——这是我从香港人那里学来的词汇，好像指的是董事的酬金——回来一数，一次董事会的收入可能就超过了一年的基本工资！啊啊，人才价值不平均率，原来也是可以通过自己的辛勤劳动和主动追求把它一举打碎的！

　　北大著名教授朱青生(“漆红桂林一座山”和《十九扎》的作者)，有一次亲口对我说：当一个学者在学术上达到一定的高度，生命所需要的最高财富他就都会拥有：这个最高财富并不是金钱物质，而是人生最高意义的精神的实现。

　　我非常深刻理解他的话。当时，作为走出了北大也就走出了学术、进入了新东方也就进入了市场的我老人家，恨不得找个地洞钻到底下去。因为我知道，一个人的精神的实现，才是真正的富有与真正的幸福，真正地实现了他自己——我感到了我自己的苍白！

　　对不起，我可不是在宣传一种自相矛盾的思想。一会儿崇尚金钱，一会儿崇尚精神。你可以读一读《图穷对话录》里的第一篇“丹麦公主”，就知道我的真正思想了。

　　我的真正的思想是：我们追求精神，但是不蔑视财富；我们追求财富，但是不背弃精神。有人会在创造财富时成为世界第一，但在精神追求上也成为绝代佳人——比如在世界各地创办“开放的社会”研究所的索罗斯、创办了汕头大学和东方商学院的李嘉诚、捐献100亿美元资助人类攻克癌症、艾滋病的比尔·盖茨——假如他捐两个亿(美元)帮助我们征服非典，我就更喜欢他了。

　　我宣传的，是一个人活着的意义、奋斗的价值、人生观和世界观的重大问题，是一个人在其有限的有生之年，到底要追求什么的问题。

　　人才价值不平均率也许客观存在，但真正的受害者，是那些看不到机会、看不到利润、看不到金钱，甚至看到金钱，也不愿意去为之奔走、奋斗、努力的朋友们。你是这样的朋友吗？千万不要接受这顶帽子！

　　选择决定命运。而决定我们选择的，并不是性格，而是价值观念。我的信，从头至尾谈的只是价值观念。

　　何去何从，你自己选择吧！

　　祝贺你！

　　你的至今连助教也不是的，

　　徐小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