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天新

　　如果说欧洲有一个让人又爱又恨的国家，那一定是德国。德国人的聪明才智是有目共睹的，他们尤其擅长数学、哲学和音乐，这三者恰好分别是自然科学、人文科学和艺术领域里最纯粹最抽象的。而以造型艺术为例，在版画家阿尔伯莱特·丢勒之后，五个世纪里德国竟然再也没有产生过一位可以与之相匹敌的绘画大师了，或许需要整整一座包豪斯学校才有可能胜出。后者作为一座建筑设计和应用工艺美术学校，却接纳了俄国人康定斯基、瑞士人克利和挪威人蒙克这类驰名世界的纯粹艺术家。

　　德意志人留给我印象最深刻的地方是他们的勤奋和严守纪律，繁忙有序的铁路客运便是一个例证，全欧洲的国际旅客都喜欢到GB网站查询列车时刻和价格。正是借助这个网站，我得以游历了前南斯拉夫的五个共和国，最终爬上一列从伊斯坦布尔出发的东方快车。在一个夏日的周末，我购买了一张28欧元的通票，从德国首都柏林来到南方的大学城海德尔堡，途中需改换四趟列车，而每次中转的时间不过一刻钟。还有一次，我乘坐汉莎航空公司的班机飞越大西洋，飞机在雾中降落在能见度只有几十米的法兰克福空港，全体乘客居然毫无察觉，随后报之以经久不息的掌声。

　　由于缺少温暖的天气和迷人的海岸线，德国人不具备拉丁民族的浪漫气质，他们比较注重实用和美观：奔弛汽车、格罗皮厄斯，德式足球难道不是与战争一样是一门创造和毁灭的艺术吗？在世界主要文明中，惟有日耳曼民族的起源不祥，他们确切的史料起始于纪元前半个世纪罗马人的征讨。由于1701年以前还没有统一的“国王”，使得德国永远失去了争夺海外领地的良机，想必这是那以后突然涌现出一批名垂史册的伟人的主要原因。卡尔·马克思和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先后被逐出国门，他们和宗教改革家马丁·路德、天文学家开普勒、音乐家巴赫、哲学家康德、文学家歌德、数学家高斯一样是高悬在我们头顶上少数几颗耀眼的星辰。

　　1672年，处于落后的德意志的一位选帝侯派遣能说会道的哲学家莱布尼茨去巴黎，他惟一的使命是：用一项征服埃及的诱人计划分散路易十四对北方的注意力。结果莱布尼茨非但没有见到国王(埃及直到1798年才被波拿巴将军征服)，反而留在巴黎研究起了数学，并成为微积分的两个发明人之一(另一个是牛顿)，由此引发的一场争论，使得拉芒什(英吉利)海峡对岸的英国数学落后了一个世纪。与此同时，被后人尊为近代德国科学奠基人的莱布尼兹也深受伤害，他晚年任职于汉诺威的宫廷图书馆，1714年，当汉诺威王乔治成为英格兰的国王时，他并未见邀随宫廷前往伦敦。莱布尼兹留了下来，怨恨和孤独交加，两年以后即去世。

　　德国现在无疑已经成为欧洲经济实力最强大的国家了，广告公司打出了“全世界最新的古老国家”的口号。一方面，同性恋之都柏林的名声在外，汉堡拥有仅次于阿姆斯特丹的红灯区，慕尼黑的啤酒节也办得有声有色，同时还有西半球最大的航空港——法兰克福和四通八达的不限速的自由公路；另一方面，这片土地吸纳的外国游客人数却无法在欧洲进入前五名之列。事实上，德国人在国外旅游的花费远远超过国内旅游业的收入，他们始终无法贡献出一座可以与巴黎、伦敦或罗马相媲美的城市，就像他们的足球联赛总是稍逊于意大利人、西班牙人和英格兰人。有一种解释或许是有道理的，德国人过分的精明强干和富于思辩的头脑减少了自身的魅力。

　　斯汤达在他的学术论文集《拉辛和莎士比亚》中曾经写道：“我相信，巴黎一个晚上流传的笑话，比整个德国一个月流传的还多。”这位写作了《红与黑》的法国作家生前并不得志(只有歌德注意到他的意大利游记并认为是出自大师的手笔)，但他在1842年去世以前曾经成功地预言，1880年才会有人读他的作品，1935年他才会被人们理解。今年九月，我将应邀参加一年一度的柏林文学节，与德国最优秀的头脑和听众在一起交流十天，我希望能够亲自验证这位法国人所说的是否言过其实。

　　　◎蔡天新，学者。现居杭州。著有随笔集《数字和玫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