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第72代后裔、著名社会活动家、教育家、生物学专家孔宪铎先生

　　主持人：各位网友大家好！2004年9月，年近古稀的孔子第72代后裔孔宪铎先生，进入北京大学攻读心理学系博士学位，做起比自己小30岁的王登峰教授的学生，从事基因与人性关系的研究，而此前他本人已经是著名的社会活动家、教育家以及植物生物学和生物技术专家。他还将自己历经10年的心血之作《我的科大十年》(增订版)和《东西象牙塔》带到北京，交给北大出版社出版发行。

　　今天，我们特邀孔宪铎先生作客新浪嘉宾聊天室，就《我的科大十年》和《东西象牙塔》的创作历程、香港科技大学办学的成功经验、北大攻读博士的来龙去脉等问题与广大网友进行交流。欢迎您，孔先生！

　　孔宪铎：谢谢新浪给我这个与大家交流的机会。

　　主持人：您年近70高龄，又开始在北大攻读博士学位，而您此前很早就有了博士学位，在学术方面很有成就了。您能谈谈去北大读博是出于什么考虑吗？

　　孔宪铎：我读博士，就是因为我对基因与人性很有兴趣，而且说我有一个问题，我想找一个答案，第一个有兴趣；第二个在我找答案的过程中，我也有一些心得，另外，哪一个中国人不想读北大。另外，我读这个博士学位，不是为了拿这个博士学位找一个工作，在我的资历上加一笔内容，而是我有兴趣，有心得，找一个学校规范化一下。

　　网友：您这么大年龄读博士是为了给人生一个交代吗？除了兴趣以外，有没有这方面的考虑，还是希望在学术上再攀另外一个高峰？

　　孔宪铎：都没有，完全是自己的兴趣，一点压力都没有。

　　网友：我从新闻报道中看到，您要从事基因与人性方面的研究，你为什么选了这样一个研究的方向？

　　孔宪铎：长话短说了，中国有句话，父慈子孝。从我个人的经历来讲，我为什么对我的孩子的亲情关怀，比我对父母更主动、更热情，我一直就考虑这个问题，所以我就想找一个答案，我就看了很多的书，人性方面的书看得很多，有一天我看了一本书，叫做《自私的基因》，上面讲了很多，我觉得很有道理，因为我自己是学生物的，而且从事基因方面的工作，所以我就知道，基因一个目的就是一直往下复制，但是它有复制的模式没有复制的原料，它必须给子嗣，所有生物细胞里面的原料做它的一个原料，这样它才能够繁殖下去，用这个原由他才推动到人，来解释为什么一个人对你的孩子特别的关注，对你的父母就没有像对关注孩子这么的孝敬，这个很简单，父母对下一代的基因繁殖已经停止了，你生了下一代，你的基因要繁殖，你就要照顾下一代，再下一代，这个观点能解释到很多人性的关系。

　　主持人：看来您对这个真的很有兴趣。

　　孔宪铎：兴趣很大，连做梦都会想到。

　　网友：您已经开始在北大学习了吧？

　　孔宪铎：我已经在北大注册报到了，我的第一篇论文都发表了，在山东大学学报文史哲专刊上，第一篇基因与人性，第二篇也已经写好了。

　　网友：在北大注册报道有20多天了，您最近学习的感受怎么样，跟您预期的一样吗？

　　孔宪铎：我想没有差别，北大是百年老店，从各个方面，有朋友、同学、同事都是北大出来的，对北大一点不陌生。

　　主持人：您在《我的科大十年》一书中谈到了科大办学的理念是要着眼世界，很多网友预先留言里都提到这个问题，你为什么把科大的理念定在了着眼世界上？

　　孔宪铎：办科大是很好的机会，这个应该发挥上，你办一个大学，当时香港拿出来钱应该办一个香港最大的学校，中国有一句话，画虎不成反画犬。所以我就说一个人做事情，我觉得眼光要宽阔，尤其是现在，从解决观点，从信息观点，从人和的观点来讲，所以样样都是世界化了，要与时俱进。

　　我们教育方面也不应该例外，这不是一个口号，是每一个大学都要面向的，你大学要做研究，你永远不知道世界发生了什么变化，你永远会跟着别人跑，也许你做的研究人家都做过了，所以面向世界并不是虚的口号。

　　网友：您在书中谈到，“大学从精神上，没有国界，没有洲界，只有世界，一个世界。”先生这个如此浪漫的提法是一种实践品格的经验描述还是一种理论品格的观念前景？

　　孔宪铎：我刚才基本上讲了，不能说这个学校是哪一个国家最好的学校了，除了这个国家就不同了，知识是全球性的，这个世界诺贝尔奖是全世界做的最好了，并不是哪一个地方，哪一个国家，哪一个区域最好的，而是全世界最好的，没有一个国界，只有一个世界，只有一个地球上最好的就是全球最好的。

　　网友：在书中您也提到美国今日的大学理念代表着当时世界大学理念的一个主流，您觉得美国大学的理念和逻辑是不是一种“普世的规则”，是不是适用于世界上所有的大学？

　　孔宪铎：不管你承认不承认，我们都要往前走，往前只有一条路，但是美国走在前面，不能说他走的不是我们需要走的，至少你这样讲的话，我们也跟着人家在走。

　　网友：《我的科大十年》这本书应该是2002在香港出版，现在放在北大出版社来做内地的出版，我想问您，您认为香港科技大学办学的经验对于内地的大学来讲是不是有借鉴意义，借鉴意义在哪里？

　　孔宪铎：在理论上有很多借鉴的地方，但是实际上并不是一个可以模仿的，有很多的条件不存在，人是全非，在香港拿这么多钱再办一个大学，跟1991年开学的，十几年完全不同的环境，不会重演，里面有一些观念和理念和做法我们可以考虑，可以借鉴，但不是说是一个模子一样，完全照着做。政府给了钱以后，从来没有讲过任何一句话，香港科技大学办的时候，没有一个历史的包袱，大家好像坐同一条船，同时上岸，有同样一个信念在走，没有历史的包袱，没有人拖你后腿。